1976年，周恩來與世長辭，鄭洞國幾度痛哭失聲：他是我一生的師長

1954年初春，人民大會堂剛剛落成。那天燈火通明，毛澤東把一支江山牌香煙遞到鄭洞國手里，笑著調侃：“洞國，你的名字夠響。”一句輕松的話，打破了鄭洞國的拘謹。煙霧裊裊升起，他忽然想到——如果沒有八年前那封未能按時送到的電報，自己今天大概不會坐在這里。

二十多年后，1976年1月8日清晨的廣播里傳出周恩來逝世的消息。鄭洞國握著收音機，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繃起，眼淚跟著哽咽的播音員一起落下。家人勸他坐下，他卻站在窗前反復低聲說：“老師走了。”這位昔日國民黨副總司令，為何對周恩來如此動情？答案要回到半個世紀前的黃埔課堂。

1924年6月，烈日炙烤著廣州長洲島，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推開教室的門，步伐輕快，聲音洪亮。講義并不復雜，真正吸引學員的是他的氣度與洞察。鄭洞國坐在第三排，筆記寫得密密麻麻。課后，他悄悄對同寢室同學說：“這位周主任談到民族與革命，像把刀子直接插進心口。”后來第一次東征，鄭洞國做連黨代表，周恩來做右翼軍政治主任。夜幕下的帳篷里，兩人偶爾碰面，幾句“情況怎樣”“彈藥夠不夠”就讓鄭洞國感到師長的周全。

1926年夏，第二次東征前線缺醫護，周恩來讓鄭洞國去潮州野戰醫院當黨代表。鄭洞國有些悶悶不樂，他想沖鋒陷陣。見他撅嘴，周恩來側過身溫聲解釋：“救護好兄弟，等于多留一支槍。”鄭洞國聽完，只得轉身上路。后來274名傷員全部修養歸隊，他才真正明白老師的分量。

時間快進到1948年。沈陽的會議室里，蔣介石一聲令下：鄭洞國去長春固守。彼時東北已大勢未可逆，衛立煌勸不動，鄭洞國也知道這是一條死棋。他在日記里寫道：“臨危受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城里糧食一天比一天少，飛機從每天十幾架變成三四架，陰天干脆不來。饑餓、寒冷、炮聲，一層層壓在長春幾十萬軍民身上。

10月18日，前線電臺捕捉到一份特殊電文。周恩來寫的，簡單直接：反帝、反蔣、加入人民解放軍，保證寬大處理。鄭洞國沒能立即看到這封信，卻已在同僚勸說下動搖。三天后，他宣布起義，長春以最小的代價結束戰火。此舉讓遼沈戰役的結局提前明朗，也讓他與周恩來的師生之誼順勢延續。

1950年夏天，鄭洞國路過北京準備去上海看病。電話響起，是周恩來親自邀請：“來家里坐坐。”意外、激動、五味陳雜，他提著一包湘繡特產敲開周公館的門。握手那一刻，周恩來說：“難得有空，先聊身體，再談工作。”飯桌上，李奇中打趣：“洞國也敢自稱老？”鄭洞國忍不住笑，眼眶卻濕。“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周恩來一句話，給了這位前國民黨將領一個干凈的起點。

療養回來，鄭洞國主動寫信：“望赴京為建設出力。”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毛澤東提名他為國防委員會委員。那次家宴，毛主席親自點煙，葉劍英托著盤子遞糖果，賀龍拍拍他肩膀說：“老弟，還有勁呢。”軍旅出身的鄭洞國在心里暗暗較勁：“既然給了機會，這副骨頭就再撐一撐。”

隨后十多年，他參與民革工作，深入地方調研，跑了大半個中國。會議室里擺著厚厚文件，他習慣隨身帶小本子，記下邊疆公路、民兵訓練、退役安置等細節。一位縣干部回憶：“鄭副主席脾氣直，說話一點不官腔。”工作再忙，他也會在清明前后去八寶山敬獻花圈，悄悄停在周恩來墓前幾分鐘，沒有多余動作，只是站著。

1976年那場集體追悼，鄭洞國身體已不太支持長時間站立。仍堅持走完全程，額頭的汗珠比淚水更多。有人問他為什么如此堅持，他搖頭：“規矩，學生送老師，站著送。”語速很輕，卻透出無法辯駁的堅決。此后，他再談周恩來時只說一句：“師長教我做人，革命也教我做人。”

1980年代，鄭洞國負責民革內部黨建，常被年輕黨員圍著詢問往事。他會把黃埔、東征、長春三個節點反復梳理給他們聽，末了加一句樸實的總結：“人要識時務，但更要識大義。”這些話沒有教條味，卻讓聽眾印象深刻。

1991年1月27日深夜，病房燈光昏黃。鄭洞國讓家人把軍裝扣子系好，平靜交代后事：“我是軍人，別為我掉眼淚，好好過日子。”隨后閉上雙眼，行伍出身的他，最終以最簡單的方式結束88年人生。

古田會議記錄里曾有“革命導師”一詞，鄭洞國很少自稱革命者，但提到周恩來，總是不加掩飾地敬稱“師長”。從黃埔課桌到人民大會堂，從敵對壕溝到同桌進餐，兩人的情誼橫跨半個世紀，見證了中國現代史最劇烈的轉折。時代風云已遠去，那段師生關系卻沉淀成一句質樸的話：他是我一生的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