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親赴西安救胡耀邦，意味深長地告訴他：老弟啊，回到北京去

1964年盛夏的清晨，渭河岸邊霧氣未散，一架深灰色軍機在西安東郊機場緩緩滑行，螺旋槳聲壓住了蟬鳴。艙門打開，葉劍英、張愛萍、張宗遜率先下機。迎接隊伍已經排好，條幅上寫著“歡迎首長視察西北部隊”。外人只道這是一次普通的軍務調研，卻不知機身內部還裝著另一項緊迫任務——把胡耀邦平安帶回北京。

胡耀邦此時正在省醫院的病房里輸液。半個月前，他在省委常委會上突然暈倒，醫生診斷為急性肝炎兼過度疲勞。消息傳到京城，葉劍英眉頭緊鎖。老帥對這位小兄弟有著多年了解：工作起來不要命，碰到不公平的事更是“嘴上不留情”。這回出了問題，原因想都不用想——頂層氣氛已然微妙，陜西地方上風向更是復雜，一旦被扣上“路線”帽子，后果不堪設想。

葉劍英與胡耀邦的交情，要追溯到延安的窯洞。那時耀邦不過二十出頭，天天跑機關、寫報告，泡一碗小米稀飯就能熬夜到雞叫。葉劍英常調侃他“瘦猴子”，實則欣賞這股韌勁。進入新中國以后，兩人多次在中央會議碰頭，一個負責戰略大局，一個替青年吶喊，默契早已形成。

時間撥回1952年。解放軍十八兵團南下大西南，川北的土地改革、剿匪、復工復產，全靠胡耀邦接連蹲點。他把“紅小鬼”的沖勁帶到地方，硬生生把一片爛攤子扭成生產重地。正因為這份實績，中央決定把他調回北京，周恩來批準其進入新組建的建筑工程部。人事命令剛到手沒多久，劉少奇又遞來新名單——團中央領導缺人。毛澤東看后只說一句：“還是胡耀邦去。”那一年，他37歲，成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身邊聚攏了一大批熱血青年。

十年里，胡耀邦主持的青年工作風生水起：科技下鄉、勞動鍛煉、知識青年到邊疆，每一項都與國家建設緊密相扣。但正因為敢說、敢管、敢拍桌子，他也得罪了不少慣于繞彎子的人。1964年初，組織安排他赴陜西協助抓工業布局和農村整黨，一邊是中央重托，一邊是地方盤根錯節，各種矛盾迅速集中到他身上。

到西安的半年間，胡耀邦跑遍關中、陜北、陜南。為了解工礦改造進度，他三天換一次駐地；為核實糧食征購數據，他拎著文件包鉆進村社倉房。群眾擁護他，少數人卻覺得“鋒芒太露”。于是會議上不斷有人指他“瞎指揮”“右傾翻案”，小報告一封封飛往北京。連續高壓之下，他的肝炎舊疾復發，體重掉了十多斤。

葉劍英從總參那邊獲得確切情報后，再也坐不住。眼前這位老帥知道兩件事：第一，胡耀邦若繼續留在西安，既沒有資源自保，也沒有平臺發聲；第二，只有盡快回到首都，才可能由中央出面厘清是非。于是就有了開頭那趟“視察機”。

當晚的省政府宴會，本應是歌舞與口號的固定節目，卻因為張愛萍一句“耀邦瘦了，陜西肥了”瞬間冷場。話音不重，卻犀利到足以讓幾位蓄意“整人”的干部說不出話來。胡耀邦坐在角落，嘴角勉強擠出笑，卻掩不住疲憊。

宴會散場，葉劍英在人群中喊住他。“耀邦，坐一坐。”兩人移步廊下，燈影斑駁。葉劍英壓低聲音：“老弟，你在舊社會少吃幾年飯，不代表斗得過這股勁風。西安說不清，回北京談。”這句話日后在黨內廣為流傳。對話不過幾十字，卻顯盡葉帥老辣。

胡耀邦苦笑：“不是不想走，飛機票我自己都買不到。”葉劍英拍拍他的肩：“明早隨我去機場。”次日清晨，葉劍英登機前對地勤說：“耀邦送我。”艙門關上，他一聲令下：“起飛！”飛機頭也不回直撲北方。胡耀邦愣在座椅上，最后長嘆：“還是葉帥想得周到。”

北京的醫院很快接診，身體先保住了。隨后，中央著手調查陜西的情況，一些誣陷材料被逐條駁回。葉劍英對外只說一句：“人先養好，工作慢慢再談。”在那段北京病榻日子里，胡耀邦參與整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校注，既方便靜養，又能繼續發揮長處。

局勢翻轉要等到1977年。撥亂反正全面展開，老一輩革命家陸續復出，胡耀邦受命掌管中央組織部，一批受沖擊干部得以解放。值得一提的是，他推出的“干部四化”標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為后來干部制度奠定了基調。時代巨輪重新提速，那句“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對彼時黨內外都產生巨大共鳴。

1986年，葉劍英病重。病房里，他握著胡耀邦的手，聲音沙啞卻清晰：“國家的擔子，終究要靠你們年輕一代。”不到一年，老帥與世長辭，追悼大會上，胡耀邦沉聲致辭，言辭簡短，卻把二十余年的師友情埋進胸口。

回想那架自西安起飛的軍機，一次緊急轉移不僅救下一位黨的優秀干部，更讓后來無數青年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擁有施展拳腳的機會。歷史沒有彩排，當年的果決乃是今天諸多成果的前提。葉劍英看準了人，也壓準了方向；胡耀邦挺過了風浪，才能再度承擔重任。兩位不同年代的革命者，用一次“機艙對話”寫下一段別樣的政治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