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很少談起父親，一次和親屬閑聊時，他說：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1964年8月，北京西花廳的夜風(fēng)帶著微塵。散完步，周恩來讓侄輩圍坐門廊，隨口一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讓在場人都停下了扇子。幾十年間，他極少提及家事，這一次卻開了頭。

最先被他想起的，是1907年那個夏天。父親周劭綱從武漢匆匆趕回清江浦，只能在庵堂前對著草席上的棺木長跪。妻子萬氏已病逝三日，棺材費全憑借債拼湊，外祖母又堅持“七七佛事”，現(xiàn)實與禮俗的沖突把這個窮書生逼到墻角。那晚，周劭綱獨自坐在河埠口，月亮照著楠木板，他卻連流淚都不敢出聲，怕驚動了孩子們。

家道中落迫使他多年漂泊。1912到1921年，他陸續(xù)做過家庭塾師、局子文書、賬房先生，月銀常在十四五塊徘徊。有人勸他改行跑生意，他搖頭，說自己只會寫寫算算。說這話時，手里還緊攥著妻子的照片，邊角已卷，依舊不舍換新。

1922年，南開校董嚴(yán)修同意資助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xué)。父親特意到天津道聲“謝”，回身又去東北煙酒事務(wù)局謀個小差。那趟路，他坐三等艙，路費是賣舊書換的。車廂里悶熱，他卻把頭貼在車窗看海，“少年去遠方，總要有人托底。”這句自語被鄰座聽見，對方記了幾十年。

五年后，上海兇訊接踵。四一二后，周恩來被列入懸賞名單。父親聞訊折回，躲在法租界一間福州路小客棧替兒子聯(lián)絡(luò)工人糾察隊。白天抄報，夜晚抄密碼；房費不夠，就自己下樓替老板記賬，半夜仍提防暗探。那段光景，他常把一支鉛筆削成兩截遞給周恩來：“短一點，揣口袋不扎手。”一句輕描淡寫，卻為數(shù)次急轉(zhuǎn)移立下大用。

1935年冬，他帶著積攢多年的碎銀回淮安，終于把妻子安葬進周家塋地。墓磚壘好，他站在墳前喃喃：“我做到了。”隨后又趕去揚州、上海打聽長征回來的“紅軍政治委員周恩來”是否安然。報紙上寫“主力已覆沒”，他將號外揉成一團，塞進袖筒，沒讓旁人看見焦慮。

1938年春，他到武漢與兒子會合。日機轟炸頻仍，他背著一只小包，里面放兩件長衫、一卷唐詩、一把紹興花雕。每逢警報響，父子在防空洞相隔不足一米，卻只交換一個眼神，隨后各自忙文件、查登記。有人回憶那情形：“老人坐在馬燈最暗的地方，連煙都不抽，只靜靜守著。”

跟隨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輾轉(zhuǎn)湘鄉(xiāng)、貴陽、重慶，他從不提身份。鄉(xiāng)民只知道“周老爺子識字多”，常請他念報紙，再用鄉(xiāng)音解釋國際國內(nèi)大事。遇到窮苦人，他給幾枚銅元，還勸“娃娃要識字，抄首《靜夜思》也行”。幾十年后，貴州青巖仍流傳著這位白須老人講故事的情景。

1942年7月5日，老人突發(fā)高熱。鄧穎超守在床邊，聽他一遍遍嘀咕：“恩來怎么還沒來？”與此同時，剛做完小腸疝氣手術(shù)的周恩來也在病榻上寫信，“請先清內(nèi)火，少食多餐，勿讓他碰掛面”。字跡顫抖，卻句句詳細。10日拂曉，父親病逝。為了不驚動術(shù)后虛弱的周恩來，紅巖的同志把靈柩暫厝溝邊竹林中。

三天后，周恩來還是察覺異樣。他推開病房門，堅持下山。見到靈堂，他撲通跪倒，手撐著木地板，額頭久久沒抬起來。那夜，誰勸都不起作用，直到晨曦透窗，他才撐著血色眼睛說一句：“辦喪事要儉，父親生前從未浪費。”

訃告刊在七月十五日的重慶《中央日報》廣告欄，寥寥數(shù)語，卻向外界正式宣告這位默默無聞老人完成了生命旅程。蔣介石曾提出吊唁，被周恩來婉拒，理由只有一句：“安葬已畢，不必勞駕。”

1949年后，周恩來把那張“爹爹遺像”裝進舊皮夾。皮夾褪色，照片邊緣裂痕加深，他依舊隨身攜帶。多次出國訪問，衛(wèi)士遞上新皮夾，他總擺手：“不用換，它還結(jié)實。”照片伴隨他走過漫長歲月，直到1976年1月那清晨，才由鄧穎超鄭重交給家族晚輩。

周劭綱一生，月薪從未過三十元，也沒留下任何手稿或回憶錄，可在兒子眼中，他閱讀報紙、削短鉛筆、夜里守?zé)艋鸬纳碛埃阋該纹鹂坦堑木匆馀c同情。有人評價這段父子情“無聲”，其實不然——歲月即是最長的對白，字句早已寫在彼此的背影上。2001年10月12日，京城已是深秋，灰黃的梧桐葉在西長安街邊飄落。人民大會堂一間并不寬敞的會議室里，近百位離退休干部圍坐，聽年逾八旬的劉向三翻讀自己的回憶錄。他聲音嘶啞，卻在念到“云宗連”三個字時忽然停頓，現(xiàn)場安靜得能聽見窗框輕輕震動。沒人想到，一本書的付梓，竟?fàn)砍鰤m封六十年的犧牲報告。

回到1990年5月，劉向三隨全國政協(xié)考察組抵達安徽亳州。本來只是討論淮河治理，他卻在餐桌上偶然聽到當(dāng)?shù)馗刹空f，十五公里外有座鹿邑縣城。鹿邑——他腦海里猛地閃現(xiàn)出瀘定橋的火光，想起那位在橋頭抱著燃油桶跳江的機槍連連長。劉向三馬上改了行程，借了一輛吉普直奔鹿邑。

車顛簸三個多小時才進縣城。他先去民政局查戶籍，又去檔案室翻族譜，運氣不錯，當(dāng)天下午就找到了云家的老屋。院門斑駁，門檻下擺著一雙手工納底的棉鞋。一位白發(fā)老婦扶著門框，神情戒備；聽劉向三自報家門，她微微發(fā)抖，嘴里只念叨一句：“他真的是紅軍？”老婦人叫王月英，正是云宗連1930年離家時新婚兩月的妻子。

當(dāng)晚，劉向三與縣委書記商量：必須立案追認烈士；同時，優(yōu)撫政策要先行。縣里表態(tài)痛快，可流程復(fù)雜，光是確認身份就需中央軍委、民政部層層核實。劉向三回京后，把所有能找到的戰(zhàn)友請到家中，把他們當(dāng)年看到的細節(jié)逐一筆錄。七十多歲的老兵們回憶片段不完整，卻在時間、地點兩個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上全部對得上——瀘定橋西岸，一名高個軍官踢翻油桶后被烈焰吞噬。

資料補充齊整，劉向三才開始梳理云宗連從少年到犧牲的軌跡。1903年，云宗連出生在鹿邑縣姚莊村。祖上連考科舉，算得上當(dāng)?shù)貢汩T第，家里掛滿字畫，卻也練武。父親云廣錦喜歡舞槍弄棒，這對幼年的云宗連影響不小——識字練武兩不誤，讓他不但能背四書，還能一口氣翻過自家后院五尺高墻。1919年，他考進河南留學(xué)歐美預(yù)備學(xué)校，校門上刻著“中州大學(xué)”四個字，馮玉祥剛把它改名不久。在那里，他遇到趙博生，從此卷進時代的漩渦。

1921年加入西北軍，云宗連只是一名見習(xí)排長。別看官不大，警衛(wèi)連天天跟著趙博生，耳濡目染，思想悄悄變化。大革命失敗后，西北軍接連被清共、被收編，趙博生愈發(fā)灰心。1931年11月14日，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把第二十六路軍拉到寧都起義，成了紅五軍團。那晚，云宗連帶著十幾個青年軍官偷偷換上布底草鞋，把大檐帽塞進了麻袋。軍團改編第二天，他當(dāng)了作戰(zhàn)處處長，開始真正成為紅軍干部。

長征途中，他幾次立功。第五次反“圍剿”拉鋸戰(zhàn)里，他在黃獅渡帶著三個排死守谷口，得到一枚三等紅星獎?wù)隆?934年，陳賡在瑞金辦步兵學(xué)校，把他調(diào)來當(dāng)教員兼連長。學(xué)校并不安穩(wěn)，學(xué)員剛學(xué)會射擊就得上前線補缺。到湘江，傷亡慘重，學(xué)校被迫并入干部團。干部團有句順口溜：“個個能當(dāng)營長，排排都是硬漢。”從排長到上級干部隊，統(tǒng)共一千四百余人，全是挑出來的精兵。

1935年春，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后北上，大渡河成了生死關(guān)口。蔣介石密電川軍：“共軍必蹈石達開覆轍。”毛澤東決定分左右兩翼并進瀘定橋，形成夾擊。紅二師四團繞右岸先期奔襲，干部團隨左翼日夜兼程。29日凌晨，四團開始強渡，橋板被撤、鐵索裸露，敵人點燃橋頭汽油。干部團機槍連被指定“頂?shù)阶詈笠豢獭薄．?dāng)槍聲密集到無法區(qū)分口令時，云宗連一躍而起，撲向燃油桶。第一桶被他踢進波濤，第二桶已滾成火球，他索性抱住沖下橋板。河水瞬間炸出火焰蘑菇，瀘定橋終于撿回半截木板，后隊得以通過。

參戰(zhàn)官兵記得很清楚：那個高個子河南人落水處只冒出幾次氣泡，人就沒再出現(xiàn)。干部團隨后被打散補充各師，犧牲報告在轉(zhuǎn)移途中遺失。新中國成立后，烈士名冊有時只填“無名連長”。王月英在鄉(xiāng)間聽人說，丈夫可能早當(dāng)了國民黨軍官，也可能去了臺灣，可她守著一張軍裝照，一句“他不會坑害老百姓”，咬牙過完艱苦歲月。

1992年11月19日，民政部批復(fù)文件：云宗連，革命烈士。兩周后，王月英病重，她讓女兒把那張發(fā)黃的照片放入棺木，說了一句：“讓他領(lǐng)我走。”照片貼著她的胸口，棺材就此合上。鹿邑的冬天格外濕冷，鄉(xiāng)親們抬棺時不約而同小聲議論，這家總算有了說法。

云宗連留下的只有一張全身戎裝照，卻在六十年后讓家屬拿到應(yīng)有的撫恤。如今，云姓后人仍在鹿邑，務(wù)農(nóng)的、經(jīng)商的、做教師的都有。院里那道老門重新刷了油漆，門楣上掛著“革命烈士之家”五個橫匾大字——它們并不奪目，卻在冬日陽光下泛出暗紅色的光。紅軍連長犧牲在瀘定橋，戰(zhàn)友60年后才找到他親人：要追認他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