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向應病逝前叫來任弼時、賀龍：我死后，你們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

一九五五年的中南海懷仁堂，將星云集，紅毯鋪地，空氣里都是新軍銜金燦燦的味道。

就在一片道賀聲里，有個不大不小的“疙瘩”讓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紅二方面軍出來的許光達，授了大將；可論資歷、論戰功，當過紅二、紅四兩個方面軍軍長的蕭克，卻只評了個上將。

這事兒怎么論，都顯得有點“偏心”。

許多年后，大家回過頭來琢磨這盤棋，才慢慢咂摸出味兒來。

這盤棋的關鍵，不在棋盤上，而在一個早就不在人世的棋手身上。

他的名字叫關向應，一個死在了勝利前夜的人。

要不是他，賀龍這支隊伍的成色，恐怕要另當別論。

時間倒回一九六零年代，毛澤東在杭州跟人聊起軍史，突然停下來，嘆了口氣：“要是關向應還在，該多好啊。”

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

它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延安那個悶熱夏夜的記憶，也解開了紅二方面軍那支“野馬”部隊最終能步調一致的秘密。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號，延安的土窯洞里，關向應已經油盡燈枯了。

肺癆這個病，當時就是絕癥，拖垮了他。

病床邊上站著兩個大人物，一個是他的老搭檔賀龍，另一個是中央的任弼時。

倆人眼圈通紅，看著床上那個瘦得脫了相的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關向應已經沒力氣說話了，嘴唇哆哆嗦嗦，出的氣比進的氣還多，可他還是用盡最后一點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我死了沒啥，你們倆，往后，凡事都得聽毛主席的。”

這話的分量，千斤重。

它不是一個病人的遺愿，而是一份政治交接。

賀龍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聽完這句話，眼淚當場就下來了，一輩子都記著這個囑托。

能讓賀龍這樣的人物服服帖帖，關向應到底用了什么法子？

其實也沒什么法子，就是十五年如一日的“磨”。

這事得從一九三二年的洪湖說起。

那時候的賀龍，是湘鄂西蘇區響當當的頭號人物，兩把菜刀鬧革命，威望高得不得了。

但他帶的隊伍，好聽點說是驍勇善戰，說難聽點，就是江湖氣太重，山頭主義明顯。

中央派了好幾撥政工干部過去，想給這支部隊上上“政治課”，結果都跟賀龍說不到一塊兒去。

那些干部張嘴閉嘴都是理論，賀龍聽著就頭大，沒幾天就掰了。

直到關向應來了。

關向應是從莫斯科回來的，按說是正經的“理論派”，可他身上一點酸腐氣都沒有。

他不像前幾任，來了就想當“老師”，教賀龍怎么打仗，怎么搞政治。

他就是跟在賀龍屁股后面，默默地干活。

賀龍在前頭拍板打仗，他就在后頭把政治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安撫人心，解決兵員思想問題。

賀龍性子急，大筆一揮批文件，字寫得跟畫符一樣，關向應也不說啥，等賀龍走了，自己拿過筆來，一字一句地重新謄抄、潤色，把話說得有條有理。

沒過多久，賀龍他們部隊發出去的公文，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居然成了各個根據地搶著學習的“模板”。

賀龍自己后來都覺得有面子。

他后來跟人說起關向應，就一句大白話：“關政委這個人，好事他不往前湊，但一到節骨眼上，天大的事他都能給你頂住。”

就這一個“頂”字，說透了關向應的價值。

他不像賀龍是沖鋒陷陣的刀尖，他是那穩穩當當的刀柄，讓這把刀不僅鋒利，而且指哪打哪，不會傷著自己人。

長征路上，更能看出關向應的本事。

那可不是光憑能打仗就能活下來的。

一九三四年，任弼時和蕭克帶著紅六軍團，作為長征的探路先鋒，從湘贛殺出來，打到湘黔邊界的時候，隊伍已經快散架了，一個個衣衫襤褸，餓得前胸貼后背。

這時候，守著湘鄂川黔根據地的關向應和賀龍，就面臨一個選擇：是保住自己這點家當，還是豁出去幫一把？

那年頭，一斤鹽巴、一雙布鞋，那都是命根子。

關向應沒半點含糊，直接下令，把根據地所有的倉庫都打開，鹽、布、藥品、糧食，能拿出來的全拿出來，先緊著兄弟部隊用。

他對來接收物資的干部就說了一句話，后來在老兵里傳了很久：“都是自己弟兄，說那些客套話干啥，趕緊領東西，補充部隊要緊！”

這一下，不光是救了紅六軍團的命，更是把兩支本來不太熟的部隊，人心給攏到了一起。

這為后來紅二方面軍的正式成立，打下了最實在的底子。

還有一次，是跟張國燾掰手腕。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覺得自己人多槍多，腰桿子硬了，就動了另立山頭的心思。

他拉攏的重點，就是賀龍和關向應帶的紅二方面軍。

那段時間，各種攻擊中央、吹捧張國燾的小冊子，像雪片一樣飛進紅二方面軍的營地，搞得很多人暈頭轉向，不知道該聽誰的。

風聲最緊的時候，關向應站了出來。

他把那些所謂的“干部必讀材料”收上來，就翻了幾眼，臉一沉，當著大家的面下令：“凡是沒經過中央批準的東西，一律收上來，一把火燒了！”

那天晚上，草地上燃起一堆大火。

燒掉的不僅是那些印著油墨的紙，更是燒掉了張國燾伸過來的那只手。

火光映著戰士們的臉，大家圍著火堆坐了一宿，啥話也沒說。

天亮的時候，所有人心里的那桿秤，都撥正了。

在站隊這種要命的問題上，關向應從不含糊，他用最直接的行動告訴所有人：這支部隊，只認延安那個方向。

他的這種政治敏銳，不光是對內。

一九三六年，王明那套“左”的東西在黨內還有不小的市場，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很多人眼里，跟圣旨差不多。

可關向應跟任弼時在陜北，聯名給遠在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團發了封電報，里面有句話，在當時看，膽子大得嚇人：“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方針最切合實際。”

在那個信息不通、路線復雜的環境里，說出這句話，等于是在全黨面前公開舉手，支持毛澤東。

這封電報，成了毛澤東判斷全軍人心向背的一個重要信號。

關向應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做的，永遠比說的多。

抗戰的時候，部隊的騾子金貴得很，他硬是湊了一批出來，搞了個“騾子救護隊”，專門在火線上搶運傷員，硬是把傷員的死亡率降到了最低。

他自己病得快不行了，還把廖漢生、賀炳炎這些脾氣火爆的年輕將領叫到床邊，拉著他們的手囑咐：“你們脾氣都犟，湊到一起容易頂牛，要多講團結，用團結把那股犟勁兒壓一壓。”

他一輩子，都在干這種給機器上油、給大堤填土的活兒。

一九四六年，關向應走了，才四十四歲。

追悼會上，賀龍上去念悼詞，剛念了一句“向應同志，十五年來，你我生死與共…

，就再也說不下去了，一個鐵打的漢子，哭得像個孩子。

毛澤東親手寫的挽聯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向應同志不死。”

他確實“不死”。

他用十五年時間，給一支充滿江湖豪情的部隊，刻上了忠誠和紀律的烙印。

這支部隊后來在各種政治風浪里都站得筆直，這份功勞，有很大一部分要記在關向應的賬上。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對這支部隊出來的將領格外看重。

許光達的大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榮譽，更是對這支由賀龍和關向應一手帶出來的、政治上絕對可靠的部隊的最高肯定。

賀龍在關向應走后，一直牢記著他的臨終囑托，堅定地跟在中央身后。

幾十年后，那些從120師走出來的老兵，在回憶往事時，提到關向應，說的最多的還是那句：“關政委在，我們心里就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