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北方朔風
人類通過相信各種理念團結在一起建立起社會,沒有理念就無法支撐社會復雜的社會形態。但反過來說,過度相信所謂的理念而不考慮社會實際情況,也會使得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愈發夸張。我國法學界目前的表現就是最好的證明,在很多熱點問題中,我國法學界的表現似乎就是要和中國人的常識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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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界似乎總相信什么法的精神,講什么和國際接軌。坦白來說,筆者并不相信法的精神,因為關于法學精神的故事,筆者知道一個絕妙的諷刺故事。當下全球法學界,似乎都有輕罪主義的傾向,很多人對此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白左敘事,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說,筆者看過一些外國支持毒品合法化的論文,雖然其中的觀點無法認可,但是經常能在其中看到很有意思的東西。在回顧美國毒品戰爭歷史時,基本上這些作者都要罵里根幾句。雖然筆者確實不喜歡里根,但是美國毒品戰爭從尼克松時代開始打,打了幾十年,只罵里根是非常不準確的。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這倒可以理解,畢竟里根是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嘛,白左自然不喜歡,所以里根自然是挨罵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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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里根在文化問題上的立場。國內討論里根比較多的是他的經濟立場和軍事上與蘇聯的對抗,往往容易忽視文化方面。里根任上大搞保守主義文化戰爭,并且在很多問題上堅持重刑主義立場,因為這個符合保守派的需求。特朗普的很多行為就是在模仿里根。
可是這個文化戰爭的效果就著實很尷尬。里根想要復興傳統的基督教道德,但是美國那個年代刷新了一大堆邪教,甚至日韓的邪教在美國擴大影響力也是在那個時代;里根的重刑主義也沒有獲得成功,所以法學界的白左可以嘲笑里根。
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白左式的輕罪主義能夠成功呢?白左會覺得是因為自己代表了人文主義精神,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白右會說,是因為到處都是文馬左翼負面的影響,早該肅清大學界了。乍一看白左和白右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好像沒什么區別。那么還是筆者給一個答案吧,因為里根,所以白左式的輕罪主義才能成功。
這個答案頗有一種倒反天罡的味道,但是比白左和白右的答案都更接近問題的本質。以美國允許零元購為例,難道真的是因為警務系統都是白左嗎?當然不是,更現實的原因是,美國很多地區的法律系統根本管不住了,為了節省警力與成本,不得不選擇這個方案。
所以筆者真的相信,美國很多地區零元購合法化之后,犯罪率沒有怎么提高,甚至有可能下降,因為這個法律修改實際上并非什么大的改變,而是一種對現狀的承認,那自然不會有什么區別了。
顯然,這個答案比較真實,但是法學界對此絕對不喜歡,因為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勝利,證明這種事情是法的精神的勝利,而不是什么承認現狀,降本增效。但是問題就在于,全球范圍的輕罪主義的流行,本質就來自于降本增效,并不是什么精神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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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全球法律系統,都面臨著大量的案件積壓,再考慮全球范圍的經濟情況,大規模擴張法律系統從成本上是難以接受的,所以通過輕罪主義,可以實現降本增效,這才是輕罪主義流行的根本原因。
而無論當下全球范圍的財政困境,或是這種以算賬模式考慮社會治理的思路,其實都來自于里根時代。我們知道里根說是要減稅同時降低債務率,但實際的情況是,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國債率飆升,不光是里根,除了克林頓時代的特例之外,其他時代的美國總統都讓美國國債數量飆升。
而同時對資產階級減稅的政策又會長期影響稅基,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自然不愿意投入更多的錢進行犯罪治理,就只能降本增效了。總而言之,輕罪主義的流行,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上降本增效的成果,和法的精神是沒有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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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降本增效這種事情聽起來當然不神圣不高大上,所以法學界不會喜歡承認這個本質。在部分法學界人士的眼里,法的精神是人類社會進步核心理念的一部分,人類最終整體上是要走向去死刑化,輕罪化的。尤其對于我國來說,法學界人士則喜歡把西方的一切當做是標桿,認為反對輕罪主義,支持死刑的人,都是愚昧無知的。
這背后的歷史觀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線性進步歷史觀,簡單的說就是歷史有一個核心問題,人類社會的進步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來的。對于法學界來說,所謂的法與人道主義的精神就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只要能實現這一最高目的,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雖然我們的法學界人士很擅長用某種冠冕堂皇的修辭包裝這些東西,但這背后本質上還是一種荒誕的一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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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實際上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是如此,他相信西方的制度已經解決了人類歷史的核心矛盾,所以歷史終結了;而機械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類似的問題,把一切歷史問題都解釋成為階級斗爭的產物;而福山和這種機械化馬克思主義,則有同一個父親,那就是同樣被機械化的黑格爾,他才是最早說出歷史終結的人。為什么會機械化?因為人們總是容易光記得他們說了什么只言片語,而忘了辯證法才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核心。
如果再追溯一下的話,這種思想的來源來自于基督教,因為對于信徒來說,等待第二次降臨就是唯一的目的。考慮這種線性進步論在西方思想界的流行程度,我們不得不感慨康德的影響力,他雖然殺死了宗教學上的上帝,但是建立了一個觀念上的上帝。
對于法學界部分人來說,所謂的法的精神就是他們眼中觀念上的上帝,而他們就是解讀上帝意志的教士。比如說美國的大法官就并非民選,而他們的權力之大,可以對美國的許多根本性事務造成影響。這種構架非常類似于伊朗的那些大阿亞圖拉,教士階層有遠超世俗的影響力,同時他們有一套獨屬于自己的晉升系統。而美國一些律師出身的政客,實際上和伊朗教士出身的政治領導人也是類似的。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國法學界那么羨慕美國的法律界了。這不單單是是物質的待遇比中國更高那么簡單,對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在美國的體制之下,法學界擁有著一種超越世俗對于法律進行解釋的權力,這是一種代替“神”說話的權力,這對知識分子吸引力可太大了。
當然筆者必須得承認,有類似問題的知識分子不只是法學界,各個方面的知識分子都想要當大阿亞圖拉,壟斷對于經文的解釋權。但是法學界這方面的傾向,可能是最為明顯的,而當代越發復雜的法條本身,也使得法律的經文化變成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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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心理學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所謂的神圣感不過是心理學的一種錯覺,不同宗教的廟宇設計有類似之處,那是因為在特定設計之下,神圣感的錯覺更容易產生。到了21世紀的今天,如果繼續沉迷于這種情緒,就著實有點無趣了。
我國法學界不喜歡中國當下法律建設的一個原因,大概在于我國的法律是工具化的,目的化的,簡單來說,就是把法律看做了治理社會的一種工具,沒有什么神圣性。這對于壟斷法律解釋權的法學界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令人不爽的很。
但如果從歷史來看,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古代法律發展實際上都并非是按照某種精神,而是按照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場景去改變的。畢竟以今日的角度去看歷史發展本身,就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那么法律的工具性就很明顯了,工具性并非是對法律的貶低,相反是一種表揚,因為無法滿足時代的工具性需求的法律,實際上還是很多的,當下各國的法律問題,大多數都是難以滿足社會管理需求所導致的。
以這次治安管理條例的修訂來看,筆者就能感覺到,法律的工具性需求其實沒有那么容易滿足,必須要對社會有深刻認知才能做到。雖然我國現行管理體系中,對毒品的管理有很多犯罪記錄之外的部分來實現保證,但人民群眾的擔憂也完全是有理由的,先不說別的,看看這些法學者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的態度,再看看他們時不時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和立場傾向,就沒法讓人信任。
只在那里大喊什么法的精神,什么人道主義,這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不過這倒也正常,對于宗教來說,教士代表神說的話信徒就需要相信,而不是需要解釋和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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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毒品治理的理解在輿論上也確實有復雜性。比如說最近吸毒入刑的討論,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國一直對于吸毒的判罰比較松弛,真正嚴格地方在于對販毒的打擊;也不清楚實際上很多西方國家一邊在搞吸毒入刑,一邊在搞毒品合法化,二者完全不矛盾,甚至在這些國家,吸毒入刑常常變成了毒品合法化的前奏。
這就是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并非簡單的重刑主義就能解決,吸毒入刑實際上有可能會增加打擊販毒的難度。實際上西方國家普遍都面臨過吸毒入刑之后管理能力跟不上,最后實質化放棄吸毒管理的過程,因為現實中不存在無限的社會治理成本。經常有人批評治安管理條例是一個和稀泥的條例,但是在特定復雜問題上和稀泥,通過法律之外的手段管理,有時反而能更有效限制問題。當然,把和稀泥當成降本增效的路徑依賴之后也會走向反效果。
比起毒品問題本身,筆者更擔心我國法學界本身展現出的問題。歐美毒品問題的失控,本質是社會治理的整體問題,而不是單單在這一個方面的失控。從技術上說,毒品問題在長期上甚至是屬于少數完全可以靠技術進步解決的問題,考慮到人類目前對那幾個毒品相關神經通路的研究程度,二十年內關于毒品成癮的治療肯定會有大突破。
但是我國的現代化社會治理能力,在法律層面是有漏洞的。比如說這次治安管理條例關于封存的部分,實際上是一種和稀泥的繼續,因為我國有限的警力,全都管實際上和全不管沒什么區別,社會治理需要余量。但,真的是所有違法治安管理條例的記錄都需要封存嗎?是否應該有類似“三振出局”的制度呢?顯然應該要有個度的。
這個度要怎么制定呢?當然不能靠什么法律的精神來拍腦袋決定,而是需要根據現實的情況,對我國當下的社會復雜情況有深刻的認識,才能定下符合當下社會治理的要求。但看看趙宏這些學者,我們能相信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復雜情況有深入認識嗎?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筆者能理解,為什么法學界,乃至于其他很多知識分子喜歡沉迷于某種絕對精神的神圣感,而否認社會學的工具性。因為工具總是要拿來用的,這個過程就必然需要接觸實際,而相信某種絕對精神,只需要自欺欺人就可以維持自己的位置了。
但是社會的治理是一門極其復雜的科學,如果沒有實踐為基礎,那社會又該如何繼續運行下去呢?筆者很確定,我們這個時代,絕對不需要一群又一群自我陶醉的教士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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