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譽為“中國第一美人”風華絕代,引得無數權貴競折腰,其中甚至包括袁世凱、曹錕在內的五位民國大總統。
可就是這樣一位站在名利場頂端的女性,卻在事業巔峰時選擇嫁人,丈夫早逝后更是直接隱居起來,為亡夫守寡近四十年。
她就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河北梆子、京劇表演藝術家劉喜奎。
絕代風華動京城
劉喜奎是1894年生人,出生在河北滄州南皮縣的一個普通家庭。那個年代,女孩子想出人頭地可不容易,而進入梨園行當個角兒,是為數不多的出路之一。小小的劉喜奎,或許是命中注定要吃這碗飯,她天生一副好嗓子,身段也好,八歲那年就被送去學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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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戲的日子苦啊,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但劉喜奎硬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勁兒挺了過來。她不僅天資聰穎,學東西快,還特別刻苦。
很快,她就從一大幫學徒里脫穎而出,十幾歲就已經能登臺唱戲了。她先是學的河北梆子,后來又學京劇,戲路寬廣,能文能武。她扮相俊美,嗓音清亮,一顰一笑都帶著獨特的韻味,一登臺就能牢牢抓住所有觀眾的目光。
那時候的京城,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名角兒云集。劉喜奎來到北京后,憑借著精湛的演技和無人能及的容貌,迅速火遍了四九城。
當時的人們怎么形容她呢?說她“貌絕一時,明眸皓齒,玉貌珠喉”,還把她和當時京劇界的泰斗梅蘭芳先生并稱為“伶界大王”,有“男有梅蘭芳,女有劉喜奎”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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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報紙直接將“中國第一美人”的桂冠戴在了她的頭上。你想想,在那個年代,能得到這樣的贊譽,可見她的魅力有多大。她與鮮靈芝、金玉蘭并稱為“女伶三杰”,是當時戲曲舞臺上最耀眼的明星。
她的演出場場爆滿,一票難求。臺下的看客,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為她癡迷。她不僅戲唱得好,還勇于創新,排演了許多時裝新戲,比如《新茶花》,這些戲既有傳統戲曲的韻味,又融入了新的時代氣息,深受年輕觀眾的喜愛。
五位總統的追逐游戲
俗話說,“自古美人多是非”。劉喜奎的聲名鵲起,讓她成了整個北洋政府權貴圈子里的焦點。在那個軍閥當道的時代,一個美貌無雙又無依無靠的女戲子,簡直就是權貴們眼中待宰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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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盯上她的,還不是一般的軍閥頭子,而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一群人,那幾位輪流坐莊的民國大總統。
根據很多歷史記載和傳聞,當時先后追求過劉喜奎的總統,就有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和曹錕這五位。
老袁當上大總統后,權勢熏天,什么沒見過?可他偏偏就迷上了劉喜奎。他多次派人“請”劉喜奎到中南海懷仁堂去唱堂會,名為唱戲,實則想一親芳澤。
有一次,戲唱完了,袁世凱讓人傳話,說想跟劉小姐“隨便聊聊”,還暗示想納她為妾。劉喜奎是什么人?她雖然是個戲子,但骨子里卻有股傲氣。她當場就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從來不拜客!”意思就是,我只唱戲,不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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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可把袁世凱給噎得不輕。據說袁世凱還不死心,甚至開出三千兩黃金的天價想“買”她,但劉喜奎根本不為所動。
在權力面前,她不卑不亢,這份膽識和氣魄,在當時絕無僅有。碰了幾次釘子后,連袁世凱自己都感嘆:“這個女戲子真不好惹!”。
袁世凱之后,就是那個因為好賄選而出名的“辮帥”曹錕。曹錕對劉喜奎的癡迷,更是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他為了討劉喜奎歡心,一擲千金,包下戲園子,送各種珍寶,但劉喜奎始終對他冷若冰霜。
最驚險的一次,是在1921年曹錕的六十大壽堂會上。那天,曹錕請了京城所有名角去祝壽,劉喜奎自然也在其中。
演出結束后,曹錕借著酒勁,竟然想強行把劉喜奎留下,意圖不軌。當時的情況可以說是萬分危急,劉喜奎被一群衛兵團團圍住,眼看就要落入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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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曹錕府里醋意大發的正室夫人聽聞消息,帶著一群人沖了過來,對著曹錕就是一頓劈頭蓋臉的痛罵。
曹錕這人雖然在外是威風凜凜的大軍閥,但在家卻是出了名的“怕老婆”。被老婆這么一鬧,他的好事自然就泡湯了。劉喜奎趁著混亂,才得以逃脫。
有的記載還說,當時劉喜奎情急之下摔碎了花瓶,拿著碎片以死相逼,才震懾住了曹錕。不管過程如何,這次經歷都讓劉喜奎心有余悸。她深刻地認識到,只要自己還在這個名利場里,這樣的危險就會無休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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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袁世凱和曹錕,另外幾位大總統,像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也都對她垂涎三尺,想方設法地接近她,許諾高官厚祿,想讓她做自己的姨太太。
但劉喜奎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
為避虎狼,無奈嫁作他人婦
被曹錕府上那么一嚇,劉喜奎是徹底想明白了。她知道只要自己還是單身,那些權貴們的騷擾就不會停止。想過安生日子,唯一的辦法似乎就是趕緊嫁人,斷了那些人的念想。
于是,在多方權衡之下,她選擇了一條看似能夠獲得庇護的道路,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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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結婚對象,名叫崔昌洲。說起這個崔昌洲,他的身份也挺微妙。他是當時陸軍部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叫參謀局代理二局局長,算是有點身份,但跟那些大總統比起來,又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而且他曾是另一位追求劉喜奎的軍閥陸錦的部下。
據說,兩人的相識并非什么浪漫的邂逅。劉喜奎急于“下嫁”以求自保,而崔昌洲,或許是真心愛慕,或許是另有算計。
有傳言說,崔昌洲在相親時甚至找了個相貌堂堂的年輕人冒名頂替,因為他自己其貌不揚,還比劉喜奎大了十幾歲,怕劉喜奎看不上他。
而且,崔昌洲當時已經身患嚴重的肺病,也就是肺結核。這一切,劉喜奎在婚前是否知曉,我們已經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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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知道,在1922年,年僅28歲、正處于事業最頂峰的劉喜奎,毅然決然地宣布結婚,并就此告別了她熱愛的舞臺。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沒有她想象的那么安逸。由于崔昌洲得罪了上司陸錦,婚后不久就被調離北京,四處奔波,兩人聚少離多。
劉喜奎一個人在北京,沒有了舞臺上的收入,生活一度陷入窘迫。但她毫無怨言,堅守著自己作為妻子的本分。每當丈夫因病痛纏身時,她都衣不解帶地在病榻前照顧,親自為他煎湯熬藥,悉心照料。
可惜,命運并沒有給這位飽經風霜的女子太多喘息的機會。僅僅結婚三年多,在1925年,崔昌洲就因積勞成疾,舊病復發,不幸去世了。那一年,劉喜奎才剛剛三十出頭,她又一次變成了孤身一人。
洗盡鉛華,三十九載守清寂
丈夫崔昌洲的去世,對劉喜奎的打擊是巨大的。她的人生仿佛又回到了原點,甚至比以前更加艱難。她成了寡婦,還帶著一個孩子(有說法是崔昌洲過繼的孩子,取名崔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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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一個無依無靠的年輕寡婦,想要生存下去是何其不易。所有人都以為,她會選擇重返舞臺,畢竟以她的名氣,只要愿意復出,依然能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或者,她也可以選擇再嫁,以她的美貌和才情,想找個好歸宿并不難。
但,她竟然決定為亡夫守寡,永不再嫁,也永不再登臺。
從此,那個艷光四射的“伶界大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深居簡出的普通婦人。她帶著孩子,搬到了北京城里一條不起眼的小胡同,馬勺胡同,過起了徹底的隱居生活。
她洗盡鉛華,閉門謝客,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昔日的榮華富貴,都成了過眼云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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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勺胡同的那些年,她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呢?據一些零星的記載,她的日子過得非常清貧,甚至可以說是貧困。她靠著以前的一點積蓄和做些針線活勉強度日。
白天,她像所有普通的家庭主婦一樣,做飯、種菜、刺繡;到了晚上,夜深人靜時,她或許會獨自哼唱幾段曾經爛熟于心的老戲,自己做自己的觀眾,追憶那些舞臺上的流金歲月。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傾注在撫養孩子身上,希望他能讀書成才,做一個正直的人。
這樣的日子,她一過就是將近四十年。從風華正茂的三十歲,一直到白發蒼蒼的晚年。這漫長的三十九年里,她拒絕了所有請她復出的邀請,也拒絕了所有前來示好的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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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徹底消失在了公眾的視野里。很多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鐵骨錚錚
時間一晃就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中華民族進入了全面抗戰的艱苦歲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此時,已經隱居多年的劉喜奎,也無法再繼續過平靜的生活了。
日本人占領北平后,為了實行所謂的“文化懷柔”政策,到處搜羅中國的知名人士為他們裝點門面。他們很快就打聽到了這位隱居的“梨園第一人”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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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深知劉喜奎在民眾中的巨大號召力,于是,他們派人找上門來,開出重金,想請她去日本演出,為他們站臺。
面對侵略者的威逼利誘,劉喜奎當場就嚴詞拒絕了。日本人不死心,一次又一次地上門騷擾,甚至威脅要對她的兒子不利。但劉喜奎沒有絲毫的畏懼和妥協。她對來人說,自己早已退出舞臺多年,年老體衰,唱不動了。
無論日本人用什么手段,她都只有一句話:不唱!
她不僅自己拒絕為日本人演出,還用自己的方式積極投身抗日。她悄悄地離開日占區,輾轉各地,參加抗日義演,為前線的將士們和后方的難民募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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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自己多年來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一點積蓄,也毫不吝嗇地捐獻出來。有明確記載的是,當安徽發生嚴重水災時,生活本不富裕的她,一次性就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了2000塊銀元捐給災區。在當時,這可是一筆巨款。
她還號召梨園行的弟子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
一代名伶育后人
抗戰勝利后,中國又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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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非常重視文化建設,特別是對傳統戲曲藝術的保護和傳承。一些文化界的領導,如劇作家田漢等人,開始四處打聽劉喜奎的下落,希望能請這位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重新出山,為新中國的戲曲事業貢獻力量。
經過一番周折,他們終于在馬勺胡同那間簡陋的小院里,找到了這位隱居多年的“梨園大王”。
此時的劉喜奎,已經年過半百,歲月在她臉上刻下了痕跡,但那份獨特的氣質和風骨依然不減。
面對新政府的誠摯邀請,她放下了多年的心結,決定重新回到人民當中。她被聘請為剛剛成立的中國戲曲學校(后來的中國戲曲學院)的教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生涯。
在戲曲學校里,她不再是那個光芒萬丈的大明星,而是一位慈祥和藹、兢兢業業的老師。她把自己一生的藝術積累,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年輕一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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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教學嚴謹,一絲不茍,培養了許多后來成為戲曲界中堅力量的人才,為中國戲曲藝術的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她與周恩來總理的交往。周總理年輕時在天津就看過劉喜奎的戲,對她的藝術和人品都非常欣賞。
建國后,在一次文藝界人士的招待會上,周總理特意走到劉喜奎面前,舉杯對她說:“我年輕時看過你的戲。你在舊社會就是一個正直、愛國的藝術家,不貪富貴,不圖享受,表現得很堅強!”。
周總理還稱贊她是“中國戲曲界的一顆明珠”。
晚年的劉喜奎,生活得平靜而充實。她把自己名下僅有的一些房產和財物,也全部捐獻給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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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不慕榮利,到最后更是散盡家財,真正做到了兩袖清風。對她而言,能夠在晚年看到國家新生,能夠為自己熱愛的戲曲事業貢獻最后一份光和熱,或許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忠骨終埋八寶山
1964年,劉喜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歲。她傳奇的一生,就此畫上了句號。在她去世后,如何為她辦理后事,成為了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按照當時的規定,能夠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都是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的領導人、革命烈士或著名社會人士。
那么,劉喜奎是否夠資格安葬在八寶山呢?當時,中央領導在商議后,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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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她為國家和中國文化做出的種種貢獻,她當然有被埋葬在八寶山的資格。
從此,這位歷經風霜的奇女子,終于找到了她最后的、也是最榮耀的安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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