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開國中將病逝，妻子將坐騎奔馳250上交，軍區驚呼：沒資格坐

1987年2月4日，北京郊外的雪仍未融化。韋杰的遺體告別儀式剛結束，靈堂外停著一輛車號A12-1700的黑色奔馳250——這正是他最后的“坐騎”。半天后，司機把車鑰匙交到郭毅手里，老人只是看了看，隨即說：“明天送回成都軍區。”說這話時，她的聲音并不大，卻讓在場的警衛員愣了神，隨后小聲嘀咕：“連首長夫人都不用，那這車誰敢坐？”

第二天一早，軍區車隊在機場接到奔馳時依舊吃驚。管理科的同志勸她留車：“您是副大軍區級家屬，完全可以繼續用。”郭毅搖頭：“規矩不能改。我一個家屬，沒資格配這么好的車。”幾句對話，便定下了這輛250的去向。那年頭，奔馳在國內街面屈指可數，能配車的人更是寥寥，可在老將軍的家風面前，“稀罕”二字反倒成了負擔。

車被交回的消息不脛而走。軍隊內部對韋杰的清廉早有共識，卻很少有人想到，他的家人也能如此決絕。成都軍區政治部后來內部討論這事，一位老干事感嘆：“這車真沒人坐得穩當。”

奔馳的故事，只是韋杰嚴謹作風的一個側面。早在1958年他就以副司令的身份帶頭“下連”，住土坯房、吃大鍋飯，與小戰士同樣訓練。同年部隊試行蘇式船形帽，連隊普遍抵觸，他在操場上對戰士說：“咱們一起戴就精神，誰也別嫌丑。”一句玩笑化解尷尬，全連第二天自覺整裝集合。基層干部事后回憶：那是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平等”二字。

對待交通工具，韋杰同樣強調節約。上世紀七十年代，成都軍區統一配發“大紅旗”，司機嫌油耗高，私下抱怨。韋杰聽見后，當即換成二手達特桑。1979年去省委參加會議，趙紫陽見他擠在小車里，直皺眉：“副司令坐這車？”他只是笑道：“省油。”不久省委硬塞來一輛奔馳，但韋杰并未長用，最終還是在北京治病期間，由于接送探視人員才偶爾出動。

真正讓官兵敬畏的，還是他對家屬子女的要求。1962年，他給在外地上學的三個女兒各寫一封信，足足六頁紙，不談地位，不講榮譽，只講“別仗勢”。孩子們回家探親的第一晚，一定要被叫到書房談半小時，主題永遠是自律。幾十年下來，韋家八個子女無一違紀，成了軍區內部“最省心的一家”。

然而節儉并不意味著固執。1985年春，他帶著中央一號文件回廣西調研，連續跑了河池六個縣，調研筆記密密麻麻記錄了合作社的產銷數據。彼時他已經咳血，卻仍堅持走基層。家人勸他等天氣轉暖再出發，他擺手：“文件不能等。”就這樣完成了生前最后一次家鄉行。

七月下旬，蘭州中顧委會議后，他在成都突然感到極度疲憊。檢查結果是肺癌中期。轉到北京301醫院時，他對妻子淡淡一句：“三十年代就準備犧牲，如今七十多，也不虧。”醫生見慣生離死別，卻很少見病人如此平靜。住院期間，他堅持親筆寫信給河池老紅軍：“遺留問題還得落實。”握筆的手抖得厲害，一頁紙寫了整整三天。

1987年2月3日深夜，他握住郭毅的手，微微一笑，隨后陷入昏迷。凌晨1點54分，監護儀的曲線歸于平直。噩耗傳出，秦基偉在電話里沉默良久，低聲說：“太行山的兄弟，少一個了。”

韋杰骨灰在八寶山安放兩年后，郭毅依照遺愿，將一半送回廣西東蘭，埋在山坳間的松林下。送靈的人不多，只有幾位老兵和當地干部。安葬那天，山風很大，松針簌簌落下，無人言語。組織上曾提出補給她一輛公務車，她只要了臺伏爾加，幾年后又歸還。有人問她為何如此較真，她答得爽快：“老韋當年出山時坐的是騾子，不是奔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