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新民調：三分之二日本人對中日關系不安，高市支持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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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局勢的余波尚未平息，日本政壇卻率先掀起一陣動蕩。高市早苗甫一就任首相，便迫不及待在臺灣問題上觸碰底線，擺出一副對華強硬到底的姿態。起初這一策略似乎奏效——右翼勢力紛紛響應，內閣支持率迅速攀升，一度突破50%，創下近三年來新任首相開局階段的最高紀錄。

然而好景不長，ANN電視臺最新發布的民意調查結果如同當頭一棒。數據顯示，高達三分之二的日本民眾對當前中日關系感到憂慮與不安，高市內閣的支持率隨之驟降4.5個百分點，回落至45%的警戒線邊緣。短短一個多月間，公眾情緒為何發生如此劇烈的轉變？這份突如其來的“不安感”，真的僅僅源于對中國的態度嗎？

顯然，高市早苗將對華強硬視作穩固權力的政治工具，并且采取了極為激進的操作方式。上任不足兩個月，她不僅在國會公開宣稱臺灣為“國家”，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更迅速推進其所謂“蝎形”圍堵戰略：以臺海為“蝎嘴”實施前沿施壓，頻繁派遣自衛隊艦機逼近臺海空域進行挑釁行動。

同時，在南海與東北亞方向構建軍事聯動作為“雙鉗”，拉攏菲律賓、韓國展開多輪聯合軍演；甚至遠赴中亞和南亞布局“蝎尾”，企圖干擾中國的能源運輸線路與國際貿易通道，形成全方位包圍之勢。

為支撐這套地緣博弈構想，她強行推動日本2025財年防衛預算達到GDP的2%，初始加追加總額高達11萬億日元，折合約3500億人民幣，目的正是向美國展示忠誠姿態，換取美方對其突破“專守防衛”憲法限制的默許。

短期內，這套操作確實贏得部分選民青睞。日本國內長期盛行“中國威脅論”，民族主義情緒持續升溫，高市的激烈言論恰好點燃了這股思潮。在一眾被煽動的輿論氛圍中，她被視為敢于挑戰大國的“鐵腕領袖”，支持率上升看似水到渠成。但這種建立在情緒泡沫上的民意基礎，實則極為脆弱，一旦現實壓力顯現，頃刻便會破裂。

最先戳破這一幻象的，是掌握日本經濟命脈的商界力量。當高市仍在公開場合高喊“脫鉤斷鏈”“強化安保”時，代表全國一千五百余家大型企業的經團聯已悄然展開緊急外交。會長簡井義信繞過內閣高層，親自前往中國駐日大使館溝通協調，核心訴求明確而迫切：切勿讓中日關系惡化，否則企業生存難以為繼。

商界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源自切身利益的重創體驗。以汽車產業為例，豐田、本田、日產三大巨頭在中國市場的產量與銷量合計占全球總量超四分之一，關鍵零部件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體系。

高市政府推行的“供應鏈回遷”政策要求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回國或東南亞地區，但實際執行中困難重重。豐田嘗試將部分電動車產線遷回愛知縣后發現，僅物流成本一項就上漲30%，人工支出更是中國地區的兩倍以上，半年內虧損超過200億日元。

本田的情況更為嚴峻，因中方供應商受政治緊張影響延遲交付零部件，導致廣州工廠停產三天，直接經濟損失達1.2億元人民幣。

半導體領域同樣無法脫離中國市場。日本生產的光刻膠、氟化氫等關鍵材料在全球市場占有率超過60%，其中近45%銷往中國，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重要供應方。與此同時，中國也是日本高端制造設備的主要買家之一。所謂“技術脫鉤”，在企業眼中無異于自我斷臂。

此前中方對日本水產品實施進口管制已釋放強烈信號，北海道三文魚出口量銳減七成，大量漁民被迫低價加工成魚干出售，行業整體損失逾50億日元。如今稀土進口審批流程趨嚴，業內預測若長期斷供，汽車、芯片、造船等行業將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生產線面臨停擺風險。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面對困境，高市竟試圖復制當年針對韓國的技術封鎖手段，計劃禁止向中國出口光刻膠等核心半導體材料。然而此招幾乎注定失敗。國際市場上陶氏、杜邦等跨國企業不會跟隨日本單獨制裁，反而日本本土企業嚴重依賴中國市場——其光刻膠出口總量中53%流向中國。

東京應化、信越化學等龍頭企業已明確警告：一旦實施禁令，公司營收將下滑三成以上，裁員不可避免。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決策，只會進一步加劇工商界的反感與抵制。

商界的焦慮很快傳導至普通民眾層面。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緒，本質上并非恐懼中國崛起，而是擔憂被卷入一場由政客主導的地緣豪賭之中。他們深知，一旦臺海或東海成為大國對抗的戰場，作為地理鄰國的日本必首當其沖。

例如2024年中國解放軍在臺海舉行大規模軍演期間，距離僅數百公里的沖繩居民便開始搶購糧食與飲用水。畢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古訓深入人心，沒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活安穩為政治野心埋單。

民眾更關心的是日常生計。再響亮的政治口號也無法填補餐桌空缺、支付房貸賬單。企業家憂心訂單萎縮，農戶擔心農產品滯銷，上班族害怕薪資縮水、物價飆升。

北海道稻農曾憑借對華大米出口實現每畝增收2萬日元，如今因雙邊關系緊張，出口量腰斬，不少農戶只能無奈放棄水稻種植，改種利潤更低的蔬菜作物以維持經營。

東京都市圈的上班族處境同樣艱難。日元持續貶值本就推高進口商品價格，疊加供應鏈波動影響，汽油、電力與食品價格再度上漲，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增加3萬日元（約合1500元人民幣）。這種真實可感的生活壓力遠比意識形態煽動更具說服力。

更令人不滿的是，高市內閣一面高呼“保障國民生活”，一面卻將巨額財政資源投入軍事領域。那筆高達11萬億日元的防衛開支，若用于民生建設，足以完成全國公立學校的全面修繕，還能向每個家庭發放10萬日元的生活補貼。

但她選擇將資金投向導彈采購與軍事演習，這種明顯倒置優先級的做法，使越來越多日本人看清其執政本質：并非為了國家安全，而是服務于個人政治前途。

當公眾意識到所謂的“強硬外交”并未帶來預期的安全保障，反而引發經濟受損、物價上漲、就業堪憂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時，最初的盲目支持逐漸轉化為深切憂慮，支持率下跌也就成為必然結果。那4.5個百分點的滑落，不只是數字變化，更是民眾用信任投票否決這場危險政治游戲。

如今的高市早苗，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僵局。對外，她被困在美國戰略需求、國內右翼期待與現實外交后果之間難以騰挪。欲依附美國，則必須維持對華高壓；欲維系右翼基本盤，則不能收回涉臺錯誤言論；但若真將中日關系推向破裂邊緣，日本經濟根本無力承受。

于是她不得不玩起雙重角色：私下授意官房長官松野博一通過外交渠道向中方傳遞緩和意愿，而在公開場合仍需維持鷹派形象，在國會反復強調所謂“臺灣安全重要性”，唯恐失去根基支持。

對內形勢更為嚴峻。自民黨內岸田派等重量級派閥早已冷眼旁觀，盡管岸田文雄退居幕后，但仍密切關注政局走向。此次民調結果成了他手中現成的政治武器，隨時可能聯合其他派系發起挑戰，爭奪黨內主導權。

公明黨、立憲民主黨等在野勢力亦不會放過良機，已在國會啟動質詢程序，聚焦“外交冒進損害民生”議題，要求高市政府公開解釋巨額軍費的具體用途，并呼吁召開臨時國會專門討論中日關系走向。

高市原指望借對華強硬鞏固執政地位，卻不料反將自己置于烈火之上炙烤。她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日本的經濟發展與國民生計，深度依賴與中國的關系穩定。

中日雙邊年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連續多年穩居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地位，同時也是日本汽車、電子產品、農產品最重要的海外市場。這種深度融合的經貿聯系，絕非幾句政治口號所能割裂。

此次民調實質上是一次來自社會底層的“風險預警”。它揭示出：雖然短期情緒可以左右民意，但最終決定公眾態度的，仍是現實利益與生活安全感。真正的民心所向，永遠屬于那些能保障和平與繁榮的政策。

高市早苗支持率的下滑，只是民意反彈的開端。她的政治賭博，既傷害了中日互信，也損害了本國人民福祉。作為隔海相望的鄰邦，合作共生才是唯一正確道路。倘若她依舊執迷于對抗敘事、繼續玩火挑釁，終將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民意已然覺醒，若仍執迷不悟，等待她的將是徹底的政治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