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學者，要如何在高度厭女的行業里做研究？

英國學者瑞秋·奧尼爾在騙色行業（seduction industry）里進行了一年多的實地研究。她和各種各樣的搭訕藝術師（pick-up artist）、學員、訓練營教練做訪談，實地觀察形形色色的課堂，最終完成了對PUA群體的社會研究。

這一研究的難度可想而知。這一行業充斥著強烈的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以及不道德的誘騙，更有一些從業者的行為涉及性侵。一位女性主義者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展開學術調查，得到受訪者的信任并完成訪談，面對的不僅是艱難的溝通、危險的凝視，甚至還有被迫的沉默、“是否同流合污”的反復反思、切實存在的性騷擾風險。

在《親密陷阱》一書的結尾，瑞秋為讀者帶來了一篇長長的后記：《女性主義田野工作中的權力與政治》（Power and Politics in Feminist Fieldwork），在這篇后記中，瑞秋向讀者剖白了自己研究的心路歷程，這是一段全心投入的艱難之路。以下是這篇后記的節選。

關于成為同謀（節選）

我在招募研究參與者、開展研究的時候，并沒有亮明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我不愿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一部分原因，是意識到這個稱謂往往承載了許多負面假設。我如果頂著這個名號，就意味著我必須不斷地與伴隨而來的種種聯想交涉，尤其是女性主義者一直背負的“反男”和“仇男”污名（Calder-Dawe and Gavey, 2016; Edley and Wetherell, 2001）。另外，我也意識到女性主義者與搭訕藝術師之間的敵對已經廣為人知。我不希望潛在的參與者認為我懷有事先確定的分析和觀點，因為事實遠非如此。所以我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承認“在特定的情況下，我們最多只能盡力去做隱蔽的女性主義工作”（Acker, 1994: 55）。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正是那些令我無法宣稱自己女性主義身份的成見，讓一些參與者認為我不可能是女性主義者。有一位培訓師就在控訴完女性主義對社會的危害后總結說，幸好現在有“像瑞秋你這樣有女人味的可愛好姑娘”來恢復平衡。

雖然研究中并沒有人問過我的政治信仰，但受訪者常常還是會征求我對整個騙色產業的意見，也會問我對特定的知識實踐有什么看法。有些人會把我當成類似道德仲裁的角色。例如有一位受訪者就問我：

“從道德層面，你對騙色社群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你不想在完成研究之前就妄下結論，但就初印象來說……你認為騙色社群是一群把女人當成獵物占盡便宜的男人，還是認為它也是好事，女人和男人一樣樂在其中呢？”

他提問的措辭說明他意識到騙色在道德倫理層面的爭議，而且假定身為女性的我會立刻意識到這一點，并且不可能支持性別歧視或厭女觀點。也有其他人問過類似的問題，往往提問時就已經有預設的答案。比如另一個參與者問我對使用騙色技巧的男人怎么想，但又用“騙色也是為了女人好”的那套老生常談來自問自答：“如果有更多的男人加入，你覺得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樣的話，就有更多的男人去主動撩妹，那不就能有更多男人來找你了嗎？你覺得這對女生來說是好事吧？你們不就更有得挑了？”

有些接受采訪的培訓師似乎會驚訝于我在會談中怎么甚少譴責他們，很明顯在采訪之前他們就覺得我會對這一行提出更多批評。有位培訓師在采訪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稱贊了我的訪談方法：“你真是個懂采訪的。你保持了絕對的中立。太棒了。”等我們差不多收尾的時候，他追問道：“既然現在采訪結束了，我實在想問問你的立場是什么，如果你有的話。你對騙色這事兒有什么感覺？因為我能看出你一直在保持完全的中立。”我反問他原來的預期是什么，他解釋說：“大多數人總是會……比如我說了什么，他們就會說，‘哎？但是其實怎么怎么樣’，他們會反駁我。你懂我意思吧？他們會想和我爭論，說我的話在邏輯上可能站不住腳，或者在情感上不太對，類似這種。”我們又討論了一小會兒人們對騙色社群的負面猜想，然后他又把話題繞了回來：“可是……之前我的問題你還沒有回答。所以你個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不是因為你受自己研究的影響，所以在個人思考上也會變得更中立？”聽到他自己給我提供了不用明確回答的出路，我松了一口氣，表示或許確實如他所言吧，才使談話能繼續進行下去。

如果遇到受訪者自己對騙色社群表達擔憂或者批評，我就會嘗試為這樣的討論創造空間。但是，每當我邀請受訪者就這些評論進一步展開闡述，我的提問總會遭遇抗拒。有一次，一位培訓師向我描述一對一輔導中學員與培訓師的配對決定程序，強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到女同事的安全：“事關我們的女培訓師，做決定的時候就必須考慮到——我們能不能讓這個學生在無人陪同的情況下和女培訓師獨處六個小時？因為到最后，如果女同事出了什么事，還是會牽連到公司。”我早前已經試著和他提過性別化的權力動態中的問題，于是就追問，他是否曾擔憂過學生與普通女性之間的相處。我眼見著他邊聽我說邊瞇起眼睛。我的聲音漸漸弱了下去，問題就在我倆之間不尷不尬地懸著，好一會兒他才緩緩地開了尊口：“這有什么問題？”我意識到自己可能破壞了我們之間建立起來的融洽關系——本來我還覺得這種融洽能支撐這樣的提問——于是就沒再多問。這件事，包括其他的緊繃時刻，無疑令我確信，在不損害研究關系的先決條件下，我的詢問是有限度的。許多不確定的邊界交織在一起，而我似乎總在越界的邊緣。所以我需要在一對一接觸的場景下不停地確定我們的對話能夠承擔多重的批判性。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研究騙色社群將需要我去適應某些同謀和沉默。在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中，這是一個公認的、討論度很高的特征：“面對所研究的實踐和敘述，必然是有風險的。”（Haraway, 1997: 190）為了能開展這項研究，我必須學會如何接受性別歧視和厭女。我只有將自己暴露在這兩者的影響和話語之下，才能從文化形態的角度理解騙色產業。所以，我開展田野調查的前提，是我愿意讓自己噤聲。當培訓師告訴學員，所有的女人暗地里都渴望被有權勢的男性支配身心時，我未置一詞。當男性當著我的面暗中拍攝他們與女性的互動時，我沒有反對。當這些錄像事后被公放給全是男性的觀眾，他們似乎毫不在意這些女性完全不知自己被錄攝的事實時，我也沒有反對。當為我的研究提供許多職務之便的培訓師在研討會上大開性暴力玩笑，聽到他一次又一次大喊“她又被強奸了！”時，我壓抑住恐懼的情緒，只能獨自心驚肉跳。當另一位一直和我說自己迷戀俄羅斯女人的培訓師掏出手機，向我展示一位半裸熟睡女性的照片時，我明明幾乎能確信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拍了下來，也不知道這些圖像被用于什么樣的目的，但也只能咽下我的恐慌。

包括這些在內的許多情形都讓我忍不住想要“回嘴”（Griffin, 1991），去怒斥某些男性凌駕于女性之上的優越感，以及他們對女性的漠視，可維持研究路徑的需要令我根本沒有辦法這么做。像這樣的自我緘默是困難的，更常常是痛苦的，因為我被迫和自己目睹的侮辱和不公正同流合污。可有的時候，我還是會不假思索地干預，打破自己練就的沉默。有一天在科文特花園的實地活動中，我觀察的一位培訓師讓他年過三十的男學生去接近兩個逛商店的女孩子。我眼見她們的年紀還這樣小——應當都還沒滿16歲，想到可能發生什么——我突然出聲打斷了他，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在說什么。我一下就發現這三個男人被突然打斷后正疑惑地打量著我，只能結結巴巴地說，這兩個孩子也太小了。那名培訓師無動于衷地聳了聳肩，再次環視了一下人群，然后我們就繼續行動，沒有更多的討論了。

也有的時候我的干預是深思熟慮的。有一次我收到一名參與者的郵件，里面提出了他新想出來的假設。他詳細地寫了自己有過的一系列“失敗”的約會（只要沒有以性交作結，他統統視為失敗），然后解釋稱，為了和女人建立任何形式的關系，必須第一次約會就要性交，這樣女方就“沒什么可失去的了，也沒什么讓她投懷送抱的阻力了”。讀他這封郵件的時候，熟悉的墜落感又襲來了。我再一次意識到騙色程式化的邏輯如何排除了真正的對話，并且讓男性繞過所有征求同意的考慮（除了那種最有名無實的）。這個人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不管女人怎么抵抗性行為，他都會繼續做他的。我不寒而栗，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這種假設的。雖然他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或建議，我還是覺得有必要提醒他不要采用這樣狹隘的立場。我在回信中解釋，確保雙方都想發生性關系有多么的重要，勸他進行明確的交流，并且列出了性伴侶必須留心的種種非語言訊號。這封回信石沉大海。這名參與者隔了好幾個月才又給我寫郵件。這次他給我發了一條網上論壇討論帖的鏈接，內容是為什么人們老是誤會騙色。

我研究過程中最痛苦的時刻，往往不是發生在田野里，而是在我自己的家里。這項研究的重要環節之一是媒體分析，我研讀了各種媒體材料，包括書籍、博客和視頻內容。有時候這些分析是事先計劃好的，比如我決定要在某一天研究某本書，或者某些博客帖文。可更多時候，我是偶然接觸到這些材料的，比如我點開郵件列表的某條鏈接，最后漸漸瀏覽到了其他內容。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材料提供的騙色視角：它宣傳和展示的假定觀眾只是異性戀男性。不像實地活動，這一次沒有我在現場從中轉圜。我只能看著，一條隱蔽拍攝的實操視頻里，一名男子把一名女子摁在夜店外面的墻上，女方扭過頭想避開他壓過來的嘴。我渾身不適地扭著身子，同時感到自己也在拼命往旁邊靠，想要幫她掙脫出來。另一條視頻里，一位女性架不住長時間的誘騙，被拉進賭場洗手間性交，顯然絲毫不知道自己會被錄下來供人在網上觀看。我對著屏幕大叫，希望她能聽到我的聲音，懊喪地拿拳頭猛砸桌子，恨自己無法干預看到的一切。一篇夸夸其談的帖文里，老練的培訓師連哄帶騙地與一個明顯不情愿的年輕女子性交，她顯然用盡了所有可能的抵抗手段，但最終只能妥協。我邊看邊屏住呼吸，渾身都繃緊了，意識到這又是一個將性脅迫關系矯飾為“單純做愛”以脫責的案例。獨自一人，我無須壓抑這些材料灌滿我內心的絕望。我痛哭流涕，被憤怒與悲傷吞噬。

阿夫塔·布拉（Avtar Brah, 1999）在她的名篇《記憶的氣味：陌生人、我們自己與他者》（The Scent of Memory: Strangers, Our Own, and Others）中，講述了自己身為亞裔女性，在西倫敦研究身份和地域時采訪白人的經歷。她這篇散文用心拳拳，發人深省，回憶了一些研究參與者的種族主義論調如何既從話語又從情感上抹殺她的存在：“有時候，受訪者似乎完全看不見坐在對面的我，仿佛我不存在一樣，只是一味地將種種刻板印象堆砌在亞裔群體身上。”（Brah, 1999: 7）布拉接著描述這樣如何影響了她保持“客觀”的嘗試：“雖然我認真傾聽，但內心不可能毫無波瀾。我的理智、情感和情緒都被受訪者的話語震蕩。無論我愿不愿意，都被他們框在其中。”（同上）雖然我和布拉的研究背景和主題多有殊異，但她所說的這些被剔除和抹殺的感覺，我在研究中也深有體會。身為女性，我也被囊括在騙色社群對女性的概述性言論里，更與該社群所推崇的關系模式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通過個人傳記和我對其他女性的感同身受，我發現自己并非騙色產業性政治的旁觀者，而是同樣深陷其中。冒犯我的并不單單是某個反復展演的性別歧視和厭女癥，他們聯合起來，從根基上動搖了我的存在。在心理和情感層面，我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路徑，去調和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和騙色界推廣的世界觀。但同時我敏銳地意識到，騙色的世界觀當然是存在的，甚至它的影響范圍超過我希望推行的任何替代觀念。

雖然常常很痛苦，但我身為女性開展研究時所收獲的啟示，相當程度地確保了我的研究包含以下認知：“女性主義知識需要立足于女性經歷，立足于在不公正的性別關系中生活的感受。”（Ramazanoglu and Holland, 2002: 16）但在田野工作結束后的余波中，我研究過程中的緘默帶來了分析和倫理角度的問題。寫下這篇記敘的時候，我忍不住思考，假如我當時更公開地挑戰性別歧視、更有力地回擊厭女癥、更堅定地反對種族歧視，我的研究參與者們會作何反應。或許就算我這么做，也會是差不多的結果。然而若我真的采取了這種形式的干預，可能也會引發另一種不同的對話。另外，我也有對研究參與者們應持有哪種道德立場的疑問。我當時沒有公開反對他們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言論，那我現在又有什么權力在紙媒上批評他們呢？我這樣做，會不會加深人們對女性主義者的偏見？讓大家覺得我們預謀在先，兩面三刀，一心只想著戰勝男性，尤其是打敗騙色產業？許多女性主義學者都認為，研究過程中的同流合污是可以允許，至少是能忍受的，因為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更深遠的政治目標（Grenz, 2005）。但這很難準確地做到，也很難知道個體會付出怎樣的代價。正如艾莉森·菲普斯（Alison Phipps, 2014）在討論高等教育的“影響議程”（impact agenda）時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想要獲得公眾形象都要付出代價——尤其是談論性別的女性”（另見Jane, 2012;Penny, 2011）。

【新書推薦】

《親密陷阱》

作者：[英]瑞秋·奧尼爾

譯者：魏華容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出版時間：2025.11

“騙色社群”承諾讓男人學會“拿捏”女人的知識。男性支付高昂的費用，在培訓師的指導下，習得與女性建立親密關系的套路。如今我們熟知的PUA一詞，便起源于此，最初指 “搭訕藝術家”（pick-up artist），后衍生為情感操縱與精神控制的統稱。

作者進行了一年多的行業調查。她找到30多位業內受訪者，親身記錄形形色色的培訓課堂，在近60萬字的調查資料基礎上完成本書。PUA產業建構出一整套話語邏輯，強化刻板印象和性別對立，將女性物化為性資源，把親密關系視作可以被管理的項目。作者描述了英國的騙色產業以及背后的文化脈絡，探究新自由主義和后女性主義如何重組當代親密生活，呼吁人們抵制騙色，探索更為健康、真誠的親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