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政治局常委68歲失意吞藥自盡，骨灰至今未尋獲

1967年6月23日的清晨，北京磚塔胡同的門一推開，屋里靜得出奇，桌上半杯溫水還在散著熱氣，遺書壓在小硯臺下，散落的安眠藥瓶只剩半截，68歲的李立三躺在那里，像是忙完一生的路忽然停住，這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老人選擇用沉默畫上句點，處理后事的人走得很快，骨灰沒留下去向，也就空出一個問號留到后來的人心里。

往回翻，他的起點在1899年，湖南醴陵，書香之家長大，少年時在長沙街面看盡舊墻皮的斑駁，1919年的風起得厲害，橘子洲頭吹來的水汽打在臉上，他和毛澤東聊到天亮，講怎么把這片土地從泥里托起來，目光里有光。

很快走出國門，1920年去了法國，白天在巴黎的紡織廠踩機臺掙飯錢，夜里在昏黃的燈下捧著《共產黨宣言》，粗糙的手掌一頁頁翻，工棚里給同伴講書里的道理，講工人站直腰板的理由，和車間的噪音攪在一起，句子卻清楚。

再回國，1922年安源，煤礦的井口冷風直灌，他穿著有補丁的粗布褂子跟著下井，煤塵糊滿臉，只剩一雙亮眼，聽見兩角錢的日工價，聽見監工的呵斥，攥著拳頭對圍上來的礦工說，“從前像牛馬，現在要做人”，簡短，直白。

那年的9月14日，安源路礦一萬七千多名工人放下工具，人潮在礦區鋪開，口號像潮水一波接一波，他守在罷工指揮部通宵不合眼，一邊和礦方坐下談，一邊把糾察隊排好維持秩序，武力威脅抬到臺面，他往前跨了一步，把嗓子提起來，“我們團結起來，就沒有打不贏的仗”，結果翻過來，礦方退了一步。

安源之后，旗就舉在他手上，1925年五卅的街頭，他走在隊伍最前面，南京路的水槍沖來，身邊的工友倒下，他把長衫裹到同伴身上，自己的手臂被彈片劃開一道口，還在隊伍邊上穩住陣腳。

1928年去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上當選中央委員，隨后進入政治局，擔著常委的職責，宣傳與工會的線壓得很重，夜里辦公室的燈在法租界的黑夜里亮得久，他起草的《工會運動綱領》在各地散開，工人把它夾在胸前的口袋里當準星。

1930年他把“集中力量打中心城市”放上桌，實踐的路不順，組織把問題擺出來，他在檢討書里寫，“革命的路沒有現成的，錯了就要改，只要能讓革命勝利，個人榮辱算什么”，字句里沒有回避，身邊人讀完把紙疊得很整齊。

1931年又回到蘇聯學習，一去就是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課堂上，他把自己的經歷拆開給同學聽，課下和王明、博古圍著桌子爭得眼睛都亮，“實事求是，不能紙上談兵”從他口里丟出來，屋里就靜一瞬。

1936年在聚會上遇見伊麗莎白·基什金娜，后來大家都叫她李莎，兩人把手握在一起，婚后她主動放棄蘇聯國籍，說要跟他回去，把遠方當作自己的方向，臨行前對家里留下一句，“中國是他的故鄉，也是我的戰場”。

1938年回到延安，窯洞外的握手把舊友重逢的分量壓實，毛澤東說，“立三同志，你回來了就好”，他接過職工工作的擔子，走進作坊和土機臺邊上，整理出《陜甘寧邊區工會章程》，把工人的權益一條條落到紙上，再落回生活里。

抗日的那些年，他去了華北的地帶，和群眾一起挖地道、造土槍，編順口的歌，“拿起鋤頭種好田，扛起步槍打漢奸”，地頭白發的老人點點頭，小孩在邊上跟著學，那片土地上，多出一條條能藏住人的溝。

解放戰爭來到東北，他把工會的事拉得很緊，要給遼沈戰役添力，沈陽和長春的車間里燈火不熄，手榴彈、軍鞋一批批出門，有次夜里看望女工，看到她們在車間里鋪著薄被湊合，他把自己的棉被放下，說一句，天冷，別把身子凍壞。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坐上勞動部部長的位子，第一天沒有坐在辦公室里，他去看北京的貧民窟，看到失業工人在破廟里蜷著，眼眶微紅，說，“新中國不能讓工人兄弟沒飯吃”，《勞動保險條例》很快定稿，街巷里的飯碗穩了些。

1954年在全國勞動大會上，他提到“統籌兼顧、勞資兩利”，有人不理解，他就登門講，安源那會兒的事一條條擺出來，說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待人要正，車間的空氣慢慢變好，防護、休息、補助跟上步子。

日子走到60年代，風向變得復雜，中蘇關系冷下來，李莎成了被指指點點的焦點，家里被人闖，翻箱倒柜找所謂證據，墻上那幅馬克思的畫像被撕成紙屑，屋角里留著他早年的紀念物也沒了。

1967年6月，他被隔離審查，屋里燈光刺眼，他聽著那些指控，背挺得直，開口只一句，“我李立三一輩子為黨和人民工作，對得起天地良心”，逼寫假材料也不點頭，他寧肯不吃東西以示抗議，夜深的時候房間安靜，他對著空椅子坐很久。

6月22日的夜里，他把遺書寫下，筆畫有些抖，話卻很硬，“我是清白的，黨和人民終會還我公道，我的一切都屬于黨，死后將骨灰撒入大海，繼續守護我的祖國”，水杯放在右手邊，他把藥咽下去，桌面收拾得很整齊。

第二天的消息很快傳開，處理的人來得急，走得也快，家屬沒有得到通知，骨灰沒有留下標記，等到李莎出來四處打聽，只從好心的民警那里聽到一句，當時送到火葬場，可能和無名者混在一起了，她的身子一軟，眼前一黑。

撥回撥盤到1978年，組織給出結論，為他平反昭雪，“通敵”這樣的帽子被摘下，1980年3月20日在八寶山的追悼會上，“革命先驅，工人領袖”的題詞掛在正中，臺下站滿了白發的老同志，氣氛莊重。

令人難受的是，臺上的骨灰盒是空的，只放著一副斷腿老花鏡，延安時期用布條一圈圈纏起來的那副，鏡片邊上還有當年擦過的痕，李莎雙手捧著，眼淚落在木盒上，嘴里輕聲喚，立三，我連你的骨灰都找不到。

往后幾十年，她沒有停下腳步，火葬場一家家問，檔案一摞摞翻，甚至托人把線索問到遠方，也沒有找到落點，1991年她在采訪里說，“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他的骨灰，讓他魂歸故里”，話說得輕，卻壓得住心意。

把他的一生放在案頭，從安源的吶喊，到新中國的制度，他始終站在工人階級那一側，晚年的風浪蓋過頭頂，骨灰下落成謎，記在紙上的功績還在，講史的人給出一句評價，“他用一生詮釋了忠誠，精神比骨灰更長久”。

走到今天，他的故鄉湖南醴陵有了紀念館，玻璃柜里擺著舊縫紉機、泛黃的手稿，還有那副斷腿老花鏡的復制品，清明時分，人流在展廳里停下腳步，孩子們在“從前像牛馬，現在要做人”的標語前念出這行字，起點和方向都在里面。

骨灰或許永遠找不到，精神已經回到土地里，落在一代人的記憶里，路并不平整，走的人把腳印踩得實在一些，像他這樣的人，撐起過旌旗，守住過底線，留下來的不是嘆息，是可以照著走的路標，是對初心與使命的直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