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當庭宣稱“推廣轉基因禍國殃民”

律師當庭宣稱“推廣轉基因禍國殃民”：科學素養的集體失守

看了吳興川的文章，據其所述，在崔某某訴科學公園創始人吳興川的庭審現場，原告律師公然宣稱“推廣轉基因的人就是禍國殃民，就該罵”，并當場要求提高賠償金額。這番言論，將一位職業法律從業者的科學素養缺失暴露無遺，更折射出公共爭議中科學理性讓位于情緒宣泄的危險傾向，堪稱科普與法治交叉領域的反面典型。

一、違背主流科學共識，是對權威結論的集體無視

全球主流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有明確且統一的共識，這些結論由471個世界頂尖機構經過長期研究與嚴謹驗證得出，具備無可辯駁的科學性：

1. 世界衛生組織（WHO）明確指出，通過安全評價的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在安全性上沒有本質區別，消費者可以放心食用；

2.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強調，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應用，有效減少了農藥使用量，提升了糧食產量，為全球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3. 歐盟食品安全局（EFSA）歷經十余年跟蹤研究，未發現任何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或生態環境造成危害的證據。

此外，美國FDA、中國農業農村部等各國監管機構，也均通過嚴格的安全評價體系為轉基因技術的推廣保駕護航。全球數十億人食用轉基因食品超20年，至今未出現任何經科學證實的安全問題?？茖W公園曾聯合華中農業大學等機構舉辦轉基因大米品嘗會，超600名網友參與，用實際體驗科普轉基因安全性，相關活動也得到農業領域專家的專業支持。

所謂“推廣轉基因禍國殃民”，本質是脫離科學事實的極端標簽化言論，與律師應具備的客觀理性素養背道而馳。作為法律從業者，本應尊重事實、恪守邏輯，卻在法庭之上傳播毫無科學依據的偏見，其言論的荒謬性不言而喻。

二、混淆法律邊界與科學爭議，職業倫理嚴重缺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規定，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而本案中，律師的行為完全背離了這一核心準則。

律師的核心職責是基于法律事實維護當事人權益，而非在法庭上宣泄情緒、傳播偽科學。此次訴訟的核心是2014年至2019年間科學公園發布的轉基因相關科普文章引發的名譽權糾紛，爭議本應圍繞文章表述是否構成侵權展開，而非對轉基因技術本身進行無依據的攻擊。轉基因技術的推廣是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對轉基因作物的研發、試驗、審定、推廣有著一套嚴格的監管流程，每一步都以科學評估為基礎。

將合規合法的技術推廣扣上“禍國殃民”的帽子，既是對國家監管體系的漠視，也違背了律師應有的職業中立性。法庭是還原事實、厘清是非的場所，不是情緒宣泄的講臺，更不是傳播反科學言論的渠道。該律師當庭提高賠償金額的舉動，與前述極端言論形成呼應，更凸顯其將法律辯論異化為情緒對抗的不當傾向，職業倫理嚴重缺位。

三、科學素養是現代公民的基本能力，更是法律從業者的必修課

法律的公正離不開對事實的尊重，而現代社會的事實判斷越來越依賴科學證據。尤其在涉及食品、醫藥、環保等專業領域的案件中，律師若缺乏基本科學素養，極易陷入“用情緒代替證據”的誤區，甚至誤導法庭判斷。

《律師執業管理辦法》明確要求律師提供法律服務時應客觀公正、審慎嚴謹，不得歪曲事實真相。本案中，律師的言論不僅暴露其個人認知短板，更反映出部分從業者對“科學理性”的集體漠視：當法律辯論淪為非理性口號的狂歡，法治精神與科學精神都會受到雙重傷害。對于法律工作者而言，科學素養并非額外要求，而是保障其工作專業性、公正性的必備前提——只有尊重科學共識，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避免因認知偏差導致的執業失范。

四、從張曉蕾到科學公園：科普高風險背后的社會困境

這讓人聯想到前博士后張曉蕾曾因撰文質疑療效而提心吊膽的經歷，也讓人感慨科學公園能堅持多年科普才被封“堪稱奇跡”?？茖W公園自創辦以來，匯聚眾多領域專家學者，發布上萬篇科普文章，不僅系統普及轉基因知識，還通過線下品嘗會等形式破除公眾誤解，累計吸引數十萬粉絲，其科普工作的專業性與影響力有目共睹。即便如此，平臺仍因堅守科學立場歷經爭議，最終難逃封禁命運，而創始人吳興川面對訴訟也坦言“存在擔憂，但會積極面對”。

兩位案例共同揭示：在公共議題中，基于科學事實的理性表達反而成為“高風險行為”，而缺乏科學依據的極端言論卻能堂而皇之登上法庭。這種錯位，不僅打擊科普工作者的積極性，更阻礙社會對科學的正確認知。當推廣轉基因這樣符合科學共識、利于國家糧食安全的舉措被污蔑為“禍國殃民”，當科普平臺因堅守科學立場而被封禁，當法律從業者也加入反科學的陣營，我們不得不警惕：科學理性的失語，最終損害的是公眾的根本利益。

結語

庭審中的荒唐言論，是科學素養缺失的一次公開暴露。它提醒我們：無論是法律從業者還是普通公民，都應主動學習科學常識，尊重主流科學結論，用理性取代偏見，用證據代替情緒。律師作為法律秩序的維護者，更應以身作則，提升自身科學素養，恪守執業準則，避免成為反科學言論的傳播者。唯有如此，才能讓法治與科學在公共爭議中形成合力，而非相互背離，為科普事業營造更健康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