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故事，“是日子可以過下去的根本保障”

“過日子就是從故事到故事的

經驗性行動的積累過程。”

——程樂松：《講故事與過日子——在觀念與行動之際

的日常性》，

《現代哲學》2025年第3期，頁182-189。

本期評議：梅劍華 陳映芳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今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每期兩篇，此篇來自第14期。作者程樂松向我們講述了日常的意義及機制。單就“日常生活”而言，有時我們會認為日常就是一眼望不到頭的重復，使人疲倦，有時我們又可能會提出“保衛日常”，意指對尋常生活本身的珍視與守護，此時日常大概是一種逃離了程式化工作的自在狀態。作者分析了“日常性”的生成，以及這一過程的“思想手藝”及其局限。這是一條不那么輕松的思考之旅，但它有關我們的生活技能，還有對專業知識人限度尤其是“知識的自負”等問題的反思。

以下內容由《現代哲學》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作者｜程樂松

形塑日常的機制：

意義與秩序

對于嘗試展開經驗描述的人而言，日常是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日常是生活經驗須臾不輟的綿延，不是靜止和呆板的，充滿變動不居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日常又是一個在語義上具有高度融攝性的語詞，人們很難將任何經驗從日常覆蓋的領域中抽離出來。日常可以被視為個體或群體乃至人類整體浸入其中的，過往經驗的積累和留存、在觀念與行動中感知的當下性，以及朝向未來敞開的可能性。易言之，從語義上看，日常帶著一種總體性。

電視劇《我愛我家》（1993）劇照。

究其原因，因其內涵的豐富性（或曰空洞性），日常在總體性的表述中是一個修飾詞，而非限定詞。如果要將日常當作一個限定詞來使用，那么就需要日常與非日常的對舉才能形成界限感。當然，日常與非日常的對舉，需要將日常提煉和轉譯為日常性（Dailiness），即說明將某些經驗而非所有經驗都視為日常的原因及標準。從日常到日常性的轉變中，就需要描述經驗的手藝。通過對經驗世界的描述，塑造其中的結構性和秩序性，從而形成對某一類型經驗的抽象和概括，以此為基礎就可以實現經驗類型學結構上的“排他性”和“對舉關系”。從思想與經驗的關系理解日常到日常性的轉變，必須加入思想的行動性：思想作為一種行動將經驗構成的日常世界秩序化和結構化——經驗的切片。作為這一過程結果的觀念不僅形成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也成為進一步采取行動講故事與過日子進入日常生活的意義基礎。在觀念支配或引導下的行為，又成為進一步塑造日常經驗的途徑。

如果可以認為思想本身是經驗的切片及其描述，那么作為思想行為結果的觀念則是經驗切片被敘述出來的結構與規范，及對其展開的價值判斷。由此，日常性來自以行動為中介的思想與經驗的互動，其具體互動形式是以思想的技藝用觀念的提煉完成對經驗的劃界。

《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

作者：[美] 約翰·杜威

譯者：傅統先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8月

在經驗層次上發生的“日常”與作為理解和描述技藝的思想之間在性質上需要做出有效區分，可以借用杜威（John Dewey）關于活動（Activity）與行動（Action）的框架來說明它們的關系。日常世界中的經驗內容都可以被視為活動，而行動則是以觀念和理解奠基的、有意圖或者指向的、被設計的活動，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是由思想填補的。

當然，日常如果被視為一個經驗領域，就需要同時考慮個體與群體這兩個層次。這不僅意味著個體的活動與感受，而且有群體的協作及交流。在此基礎上，還要區分個體認知與群體共識，從認知到共識都是經驗描述的結果及積淀。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強調了思想與行動的重要性，進而說明日常生活世界的“當然性”和意義“給定性”。他們用“常識世界”來描畫這一日常性的內涵：“對社會中的普通人來說，當自己的行為帶有主觀意義時，日常生活世界乃是理所當然的現實。此現實植根于人們的思想與行動，并依賴二者保持真實性……這就是主觀過程（與意義）的客體化（objectivations）。正是通過這一環節，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的常識世界才得以建構而成。”常識的出現保證了世界在共識的基礎上有一個穩定的主體間圖景和意義結構，從而讓絕大部分的行為都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價值評價和意義理解。

《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

作者：[美] 彼得·伯格 [美] 托馬斯·盧克曼

譯者：吳肅然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3月

從日常到日常性，再到作為描述技藝和持續行動的思想，這些具有高度理論化的議題都可以被轉述為更形象的語詞：講故事與過日子。對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們而言，包括自身有意識的行動及有籌劃的生活節奏在內的所有經驗的總和都可以被歸納為過日子；而與所有關于經驗世界的意義賦予、結構描述、觀念建構與秩序性形塑都是具有反思性的敘述，即所謂講出來的故事。總體來看，人就是通過講故事來過日子的，被講出來的故事讓人們理解了紛繁而復雜的日子背后的秩序與意義，而這些故事生發出來的秩序與意義的理解則是人們采取持續的行動延續日子——無論好壞、正面或負面——的根基。簡言之，講故事既是過日子的一部分，也是日子可以過下去的根本保障。

正是因為人的反思性以及對意義與秩序的本能性追求，以及與之相對的經驗世界的無限復雜性和生活始終充滿的偶然性，使得思想本身成為人類最為重要的“生活方式”。彼得·伯格和托馬斯·盧克曼以一種理論化的方式描摹了行動與行動者如何圍繞意義及自我理解形成了復雜的關聯：“任何一個行動及其意義都能與行動者的表現及其附帶的各種主觀過程分離開來。自我和他人都可被理解為客觀的常規行動的執行者。這些行動是不斷復演的，某類型中的任何一個行動者都能重復它……自我的一部分將被客觀化為行為的執行者，而整體的自我則與該行動保持相對的距離，即人們能夠想象，自己只是部分參與了該行動。”

然而，從功能上說，思想本身保證了理解可以跟得上變動不居的經驗世界，正如諾奇克（Robert Nozick）強調的：“世界是無規律地變化的，而生物需要一些適應機制來應對當地環境；這整個工作又不能通過某種永恒不變的結構以及預配的回應（諸如為適應日夜交替之穩定規律的生理節奏）來完成。”一切都是動態的，日常性的產生和持續來自秩序感的需求和秩序化的操作，與之相對，思想是一種特殊的行動，思想與行動在日常經驗中構成一種迂回（Detour）。

《合理性的本質》

作者：[美]羅伯特·諾奇克

譯者：葛四友 陳昉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年12月

在人類文化史中，作為日常一部分的思想及其獨特功能都是由反思者完成的：從記錄和評論歷史、對自然與宇宙的描述，直至對社會結構及其規范的合理性論證。然而，作為獨特技藝的思想所產生的觀念不僅引導了行動，而且可能因對生活世界和日常性的意義理解與價值評判產生特殊的“支配力”。這種“支配力”顯然是雙刃劍——偏見與誤解乃至刻意的扭曲就是其負面效應的呈現。在高度職業化的社會語境中，從思想實踐出發的、話語和觀念的生產在職業學者和大眾之間產生的微妙的分工，以描述技藝的操練與思想行動的產品為職業價值的學者，與展開自我反思并堅持己見的大眾一起建構了復雜且不斷流變的觀念市場。

與經驗和日常作為觀念基石的事實相對，觀念也具備了扭曲和支配日常的能力——這種支配性實際上來自思想行為描述日常經驗過程中的視角、話語策略等——這些都是前置觀念與偏見乃至利益影響的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需要為思想的技藝劃定一個功能性的界限：描述是解釋，因此并不天然具備評判的能力；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并不是一種可以隨意始終的權力。經驗和日常世界的復雜與隨機，讓思想的手藝人始終警惕自己“越界”的風險。簡言之，那些依賴講日常生活的故事來“過日子”的人，要始終自覺地認識到講故事的根本價值在于解釋與理解，而非評判與權力。同樣的，對于處于觀念市場之中、浸潤在日常性意義之中的人而言，認識到日常與日常性之間的橋梁——“思想行動”——的功能及其風險會帶來對思想技藝的正確認識，并自覺警惕異化為權力和自我認知負擔的“思想產物”。講故事的人應該負擔某種基于自身職業能力的倫理責任，而這一責任的落實則需要得到依照各種故事的范本設計自己日子的人們的理性自覺的支撐。

我們嘗試從經驗世界的渾然與思想技藝的“片面性”對舉中，指出面向經驗的手藝何以必然帶有切片式的偏頗。以此為基礎，切入日常的意義運作機制，即從意義到規范的轉換如何使得觀念變成某種支配性的權力，而這一權力恰是以思想手藝的片面性作為基礎和前提的。這一認識引導以下結論的確立：思想的手藝應該始終警惕從描述到支配的越界，保持對自身限度的自覺，更為要緊的是，這不僅僅是一種倫理性的要求，而是自覺地肯認描述經驗的手藝的固有邊界。思想的支配性從解釋和理解轉向價值評判的權力，其后果就是日常需要在偏見和誤解的戰爭中遭遇混亂。

渾然與切片：

面向經驗的手藝

生活世界為何會被冠以“日常”的前綴呢？生活世界似乎天然就是秩序化的。對于人類而言，最無法忍受甚至難以想象就是無秩序、非規則的混亂狀態。對于絕大部分的人而言，日常并非一個褒義詞，它可能指向某種沉悶且缺乏驚喜的“沉淪”狀態，日常性就是對經驗世界中的無限可能性的秩序化收束，形成穩定邊界。這些邊界對于每個人和不同人所在的不同類型的群體而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卻以一種大致相同的方式保障了日常的邊界性。例如，任何一個職業都有以職業規范及其價值標準為基礎的日常節奏的設定。與之相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地方文化則是以日常習俗的方式規定了獨特的日常行為模式。不斷展開的日常行為一旦成為模式的時候，就進入了日常性之中。

如果進一步分梳日常性的內涵，可以看到常態、常識、常理與常人的層次感：常態就是一種生活節奏及其規范的穩定性，這幫助人們定義或感知混亂與非常狀態；而常態之所以穩定是因為有被群體接納的、對日常生活及其節奏和規范的理解；常識是群體中的不同個體對世界理解的重疊部分；基于常識，人們展開行動時都會在理性和規范的意義上遵守某些共同的行動及理解原則，這就形成了人們對彼此的穩定預期，即按照常理行事；具備上述三個條件并能夠成為群體或社會合格成員并肯認常識與常理的人，就是群體生活中的普通人，即常人。

電影《安妮·霍爾》（

Annie Hall

例如，我們可以想象一位職業球員的日常生活，而且十分清晰地意識到他的日常生活節奏與一位職業學者顯然是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是，人們甚至可以設想一個流浪漢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基礎的行為模式。不妨說，日常性既包含一種穩定秩序和行為規范的表象，也來自某種價值和意義的設定。日常總是在與非常的對舉中呈現出來的，而且非常與混亂并非同一個狀況。非常是指在日常的設定之外的另一種秩序和意義結構，即使并非時常出現在生活世界中，但仍然是一種可理解的秩序設定。

與此相對，混亂則是穩定秩序的消失。如果說日常預設了穩定的秩序和可預期的未來是一種常態和必然，那么這種設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對于秩序的本能需求。這一點決定了人們何以總是要用思想的手藝來進行經驗的切片，說明經驗的“秩序”和“結構”，讓復雜且混沌的、渾然的經驗變得可以理解，以此“描述”出經驗中的秩序和意義。

用渾然來刻畫經驗的基本性質，是從人對經驗的認知出發的——渾然意味著不可窮盡的豐富性以及無限的具體細節。一般而言，描述某一個經驗場景的諸步驟中，最要緊的并不是敘述中的內容，而是要通過一種機制判定應該被描述的是場景的哪個部分。描述者需要首先達成對相應場景的理解和判斷，然后才能進行描述。只有當觀察者對某一場景缺乏基礎了解時，才會出現事無巨細的記錄。然而，真正事無巨細、毫無遺漏的經驗場景描述是不可能的。從語言表達的能力而言，任何人都不可能用語言復刻現實中的場景，場景以言語的方式得到的再現也是經過篩選和切片的、被引導的想象。

《中國的宗教系統及其古代形式、變遷、歷史及現狀》

作者：[荷蘭] 高延

譯者：芮傳明 等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8年3月

此外，渾然經驗的復雜性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描述或理解能力的邊界，這是一個信念層次上的課題：因為它涉及世界是否本然地具有秩序？如果有，那么這種秩序在終極意義上是什么？如果沒有，我們何以在沒有窮盡世界之前就得出這個結論？人們唯一可以合理達成的結論是：世界呈現給我們的秩序可能并且應該是我們自己觀察和思考的產物，也是我們在世界中安置自身的必然要求。

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之所以是一個信念問題而非知識拷問，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無法從廣度和深度上窮盡關于這個世界的內容。進而言之，這一狀況根源可以被理解為我們對“世界”和“經驗”的語義設定。這兩個詞在語義上就具備某種溢出的整體性，當我們意謂“全世界”或“經驗的全體”時，就已經設定了其必然的無邊界性。經驗與世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經驗的復雜性來自渾然，即作為經驗觀察者的主體——如果不得不借用人的主體性的話——是置身于其中的。人自身與外部世界對于人而言在“渾然”的意義上是一致的，它們對于人的理解力而言都是“無法抵達的深淵”。

此外，經驗世界因持續的行動和不斷涌來的變化及可能而呈現出綿延性。渾然與綿延構成了經驗世界超出描述能力的整體性和客觀性。正如知識社會學中關于現實與知識的區分中強調的，“‘現實’是某些現象的屬性，這些現象都是獨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不能憑主觀愿望使其消失）；‘知識’則是一種確定性，它確證了某些現象是真的并且包含一些具體特征”。由此可以再延伸，現實的復雜性還來自其在時間結構中的“不確定性”和在“秩序”機制中的“偶然性”與“不可預見性”。換言之，事情構成的現實始終是隨機和不確定的，而且其以在場的方式承載了完全超越言語描述能力邊界的豐富性。

電視劇《開端》（2022）劇照。

渾然被視作經驗或日常經驗的一個根本特征，就可以明確思想描述經驗和日常的技藝一定且只能是切片式的。從不同視角出發、指向不同目標的描述與其說是經驗的刻畫，不如說是以被篩選和抽象了經驗作為表達——描述者自身理解和由此產生的意義判斷——的材料和媒介。被描述的經驗在這個意義上脫離了渾然的整體，通過切片的方式被聚焦和放大，并且以這些被篩選出來的經驗部分為中心建構可被理解的經驗結構。日常世界的秩序與其說是現象或經驗的內在結構，不如說是被篩選和安置了的整體理解。以此觀之，描述日常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觀念先行、理解前置的，我們很難想象沒有任何理解和觀念抽象的經驗刻畫或日常描述。

質言之，觀念是被經驗塑造卻又以決定性的方式結束了經驗的整全性，并以觀念理解為目標改造了經驗的“結構”——如果的確存在著某種經驗的結構。先行的觀念除了塑造被感知到的日常經驗的秩序和結構，還會通過以觀念為指引的行動回到經驗中去，在以行動產生新經驗來實現觀念的“自新”。正如杜威強調的：“觀念或一般思維是以觀念所導致的動作后果，即對事物所作的新的安排，為其驗證的。這就確切地證明了由觀察觀念在實驗認知中所占有的地位和發生的作用而演化出來的觀念的價值。”觀念的被驗證是持續且始終敞開的。

在任何一個當下，群體中各有特質的個體即使都會有一些差異化的理解和認知，但群體仍然需要一些基礎共識來凝聚眾人并形成關于集體的認同，即成員需要承認群體，“群體……以文化共同體的表象為特征：語言、傳統和或大或小的、整合性的群體共享的價值。這種潮流相應地對這樣一些過程更感興趣，在其中為個體提供了心靈的安全感和完整性的集體認同”。這一過程似乎是群體與個體共贏的，群體完成凝聚的同時也為個體提供了秩序的安全感和歸屬于集體的自我認同。

《我們中的我：承認理論研究》

作者：[德] 阿克塞爾·霍耐特

譯者：張曦 孫逸凡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24年9月

要言之，如果以渾然的經驗和復雜的日常固有的、不能被描述窮盡的特性為出發點，那么要解釋日常的秩序感及其源頭，就必須首先預設人對于秩序的天然需求。只有當秩序和確定性成為絕對的必要時，才會引出思想技藝和描述行為展開經驗切片的可能性。然而，通過對于日常經驗與日常性的分析，又可以確定日常性確立的觀念并非產生于復雜的日常世界，而是對日常世界經驗的篩選和利用，成為先在的或想象的觀念的表達手段。更為要緊的是，正是因為觀念會引發行動并且在日常世界中用經驗反饋的方式獲得確證，從而形成以行動為中介的日常與觀念的循環，才使得日常呈現出綿延性。這種獨特的綿延性讓時間以未來和歷史的方式加入了經驗之流，從而引入了不確定性和無限的可能性，從另一個角度確證了關于描述無法窮盡日常經驗的論斷。

在渾然與切片的張力之中可以引入面向經驗的技藝。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到由于需要確定性和秩序感的人與需要以行動保持綿延的日常經驗的“合謀”，完成了渾然經驗與切片描述之間的互補與互證。從日常到日常性的轉變由此得以實現，而日常性的確立和動態變化就反向地決定了日常的意味——人們沉浸其中并且不自覺地將行為的意義和價值也調整到這種日常性中來。當然，突破所謂日常性邊界的行為也一定會在生活世界中出現，因為它們保證了日常的活力與彈性，以此將綿延的變化與相對的穩定平衡起來。

日常的意味：

意義與規范的隱顯

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1992）劇照。

對于日常生活中的人而言，穩定的秩序和意義體系意味著綿延的日常性。日常到日常性的跨越就倚賴思想的技藝及其行動結果，即基于觀念的理解與意義詮釋，讓日常依照日常性而達成的共識——秩序與規范——在可控的范圍內保持穩定和彈性。

當然，需要明確的是，日常世界中的繁復經驗并不會因為觀念的作用而自動呈現出秩序感和規范性，而是在一個復雜的理解與行動機制作用下，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人眼中變成穩定的日常性：人們依靠自身對規范與秩序的理解，將紛繁復雜且難以捉摸的直接經驗轉譯為具有穩定秩序和規范的現實世界，成為一個被理解和接納的、給定的現實。

《身體、不死與神秘主義：道教信仰的觀念史視角》

作者：程樂松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日常生活是人們所理解的現實，是一個具有主觀意義的規整的（coherent）世界。”現實中的意義連貫性保證了每一個人的穩定預期及行為動機。在轉譯和現實構造基礎上適應日常行為的重復性，會讓生活世界中高度秩序化的行為和刻板的偏見成為日用不知、習焉不察的前反思狀態。這種獨特的前反思狀態形塑了日常的意味，即用常態中隱藏的規范性取代對意義的反思和省察。也就是說，上文強調的通過思想的技藝展開經驗的切片來達成對日常世界的理解，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狀態。日常世界的常態是前反思的進入慣習的支配和程序化行為的周期性重復，意義的理解與建構只是在常態被中斷的時候，才會推動人們去找尋行為的意義及其與整體日常圖景之間的關聯，進而引致人們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反思。

電影《土撥鼠之日》（

Groundhog Day

在現代社會里，高度職業化的人群劃分及身份認同方式，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日常性機制帶來的各種效應。職業定位及隨之而來的職業規范，進一步限制并塑造了處于其中的個體的行為方式；同時，職業化的環境及社會評價的職業價值導向，也進一步推動獨特的日常行為結構和動機，從而形成一種職業化的日常狀態。我們可以想見一位職業學者的日常狀態首先是由其學術領域的研究習慣及規范決定的，而職業學者的生活世界是被作為常人的日常行為及作為學者的職業行為雙重塑造的。進一步說，現代社會是由不同職業的常態和規范組合而成的，由此可以理解何以日常的第一特性是規范性，而非反思性。在一個給定的秩序和規范的體系中，日常行為源自無需反思的習慣和程序，它在保證日常穩定性的同時，也讓這些行為原本具有的意義逐步消失在深陷其中的個體反思和自覺之中。

易言之，如果常態的日常生活是前反思或者非反思狀態的秩序性及規范性，那么人們就是以自然而然且慣性的方式浸入日常世界的。如果回到人對秩序及意義的本能需求，這種慣性浸入生活的方式帶來的是高效且在反思意義上低成本的穩定性，雖然這一方式似乎削弱了人的主動反思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動性”和“活力”。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處于常識的范圍之內，將常識保護范圍內的問題視為理所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達成共識的成本，同時保證了社會運行的效率。

無處不在的反思及對日常慣習所帶來的刻板觀念的警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成為生活的常態，正如阿爾弗雷德·許茨（Alfred Schütz）所強調的，常識錨定了生活世界的秩序并保證了絕大多數情況下的穩定狀態，“一個特定的、歷史的、社會－文化性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必然伴隨著不可或缺的常識，而所有模式的常識都歸屬于這樣的生活世界。它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并成為社會共識。這些常識的結構決定了知識的社會分配，以及特定歷史情境中特定群體所處的特定社會環境的知識的相對性與相關性”。

《社會世界的意義建構：理解的社會學引論》

作者：[奧] 阿爾弗雷德·許茨

譯者：霍桂桓

版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在許茨的分析中，關鍵是共識背后是知識的社會分配，也是某種權力固化的風險。換言之，掌控常識的生產和固化機制，就可以塑造理所當然且不可或缺的常識，進而決定社會生活中的評判標準。常識凝聚人群，形成特定時代對日常的理解和印象，不僅塑造每個個體的信念和對外部世界的預期，也塑造了特定時代的生活形態與個體形象。作為觀念的常識以此方式侵入——那些“浸入”生活世界而不自知的人們的——理解和意義體系之中，侵入與浸入成為日常與觀念互動的兩種狀態。正如許茨強調的，侵入日常的觀念不僅形成穩定的行為規范，而且在個體的理解中形成基于常識的自我理解，“同時代人的統一體是在我自己的意識流之中被構造出來的、是通過我自己對他的各種經驗的解釋進行的某種綜合而被構造出來的”。這種獨特的構造機制體現了常識性觀念對人的支配性，因為某些作為思想切片的觀念會轉變為人在常態生活的信念——從理解轉變為信念，從而讓行動與行動之間不再需要意義的反思作為橋梁。

《指號、語言和行為》

作者：[美］查爾斯·莫里斯:

譯者：羅蘭 周易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認為相信是一種獨特的行動狀態，“相信也許可以看作正如某物具有某些性質時做出行動的那種準備狀態”。某物具備某個性質，從知識轉變為當然時，行動就變成自發，跳過了理解與動機形成的環節。觀念在這個意義上就具備了獨特的行動性，正如杜威指出的，“觀念是具有經驗根源和經驗身份的。就行動一詞字面上和存在上的意義而論，觀念就是所實行的行動，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從外面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感覺”。侵入日常的觀念因此成為人們浸入的慣習的一部分，所謂的社會偏見及基于偏見的某些行為就是這么形成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慣習都會由于觀念的“侵入”而成為應該被批判甚至拋棄的，而是說慣習背后都有復雜的觀念及意義架構的支撐，而非天然就是慣習的。從這個角度看，日常非反思的、高度刻板的行為及其重復構成的日常性的關鍵部分來自一種隱秘的機制：從最初的充滿意義的主動行為在重復之中逐步轉變為慣習，而慣習構成了日常的邊界，進而變成規范。意義的隱退與規范的顯出成為一體兩面的“日常化”機制。所謂日常性的突破就是從意義的重現和反思的重返開始的，形成新的行為規劃及其意義賦予，從而突破慣常，以推動日常性的更新、保障日常的動態性。

如果日常性是隨著日常生活的展開保持動態的更新，那么這不僅意味著從歷史的視角出發可以看到日常性在長時段跨度下的顛覆性或結構性變化，而且意味著這些結構性變化的記載成了從歷史視角理解文化變遷的反思材料。日常性被保留在書寫與言語之中，形成了日常性的固化和他者化，又以另一種機制實現了日常性更新的機制。閱讀和言談可以讓置身于日常之中的人們感受到浸入其中的慣習及非反思行為的意義空洞，也可以通過這一方式觀察和理解在時間和空間上錯位的其他日常性的內涵，從而為對經驗和感受的反思提供參照系。這就讓我們看到日常與語言之間的關系，“語言就有潛力成為一個客觀世界的倉庫，用以堆放豐富的意義和體驗。倉庫把這些物品及時保存下來，并傳遞給下一代”。在這個意義上，日常在每個當下都是日常性主導的，但日常又是顛覆和重構日常性的唯一場域。

南宋李嵩《貨郎圖》局部。

如果要簡要地描述日常的意味，可以做出如下的概括：日常意味著穩定的秩序和意義結構，被接納的、理所當然的社會共識成為日常性的基礎。在日常生活中的慣習和程式化的行為逐步轉變為習慣與規范，推動了意義的退隱和規范的顯出。而日常世界中日常性的重塑又是其中必要的機制，通過意義的探尋及不同日常性的對照，對日常慣習的反思與意義重塑又保證了生活經驗的活力和綿延。換言之，從日常性到生活世界，仍然可以看到思想的技藝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不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為過日子的程式提供可理解的基礎和意義框架，也會在過日子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故事的講法和意義機制。死水微瀾的穩定，與意義與規范的顯隱交叉承載了日常的意味。

回歸解釋力：

思想“權力”的界限感

我們嘗試用講故事和過日子來說明日常性的形成及日常生活的展開這兩個有緊密聯系的層次。在上述對應關系的刻畫中，我們使用了一種隱喻性的語詞來解釋日常世界的運作機制。

正如在前文中提到的，講故事意指思想對經驗的切片并且將觀念和意義表達出來的過程，任何一個故事都是指向某種表達主題的：我們的生活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如何評價一個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及其行為規范？歷史變遷中那些不變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這些問題成為那些觀念敘述的具體內容。同時，講故事并不僅僅是對現實經驗的篩選和描畫，還包括對現實經驗的加工與修飾，以及對可能生活方式與行為意義的想象和設定。

愛德華·霍珀作品《雜碎》（

Chop Suey

不夸張地說，講故事是承載了意義并可以塑造認識的技能。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塑造行為意義及價值標準的隱性立法權，因為以被接受的故事為基礎的社會共識會成為規范和價值評價的形成機制。由此，如果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以共識為基礎的日常性，就需要持續的“故事生產”，持續的講述和書寫就會產生穩定日常性的基本表現形式，即基于共識的行為指南和意義詞典。所謂保護日常性—維護共識和保持秩序，是要推動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行為與意義的規范性接納，以此為基礎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不妨說，講故事正是以此方式成為過日子的一部分，而過日子就是從故事到故事的經驗性行動的積累過程。

當然，還需要強調的是，作為一種并不復雜的思想技藝，講故事是每個人理解生活世界及其意義的必要能力。雖然并非每個人都會自覺且積極地使用這種能力，并且持續地質疑或重構關于生活慣習和日用不知的生活程式的意義，但是反思能力和為自身提供意義確證并非一種難以企及的技能。然而，歷史的變遷正在不斷改變日常性結構中人們對這種能力的使用方式：在各種話語被技術化生產并極速涌現的語境中，個體被淹沒在其中而不自知，陷入被預設的價值體系和意義結構之中，喪失了獨立反思的空間；個體意識的覺醒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于他者說教和話語的普遍警惕；在職業化社會建制中，運用思想的技藝分析、理解和詮釋日常世界中的秩序與意義，并在此基礎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這種書寫和言說對認知的塑造能力，試圖掌控共識建構的權力。

《大都會》（Metropolis，1927）劇照。

因此，我們需要警惕如下三種情形：其一，大部分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這一思想技藝的使用而完全浸入日常性之中，缺乏省察，成為講故事（或書寫）權力掌握者的單向接受者，從而形成思想權力的單向性，以及個體對自我反思能力的放棄；其二，在特定的語境下被倡導的，關于講故事和重構意義的平權式的啟蒙帶來的混亂和眾聲喧嘩，以及這一情況導致的日常性崩塌和各自表述的混亂；其三，講故事的技能成為職業化時代的技能，持續的觀念分析與意義書寫讓進入這一職業的人越過了描述、解釋和理解的邊界，以塑造某種日常性的方式推動話語生產。這些情形會將講故事轉變為一種職業權力和傲慢，甚至出現從生活世界的理解者轉變為價值法官的錯覺。

之所以要在保護日常性基礎上警惕思想技藝以講故事的方式對日常生活構成潛在威脅，是因為講故事本身在本質上就始終面對著渾然與切片之間張力造成的片面性和篩選性。這種片面和篩選當然是因為理解和敘述能力的邊界而造成的客觀情況，但同時可能成為某種刻意為之的扭曲和意圖隱秘的引導。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論及社會研究的思想性底色時就直接指出了思想研究的邊界：“任何一種社會研究都是由思想推進的；并只由事實加以限定……精確并不是選擇方法的唯一標準；當然，精確不應當同‘經驗的’或‘真實的’混淆起來。”這顯然是一種十分克制的理論表述，但其中包含的反思空間是巨大的。往往在思想技藝的運作中講出來的故事都是精確且秩序井然的，這樣的書寫和言說似乎不是等待著事實的限定，而是限定了人們對事實豐富性的信任和敬畏。精確性論斷和體系化的建構往往以更明確的價值導向和秩序設定形成更強說服力，超越開放且謙遜的經驗描述。

《社會學的想象力》

作者：[美] C.賴特·米爾斯

譯者：陳強 張永強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7月

經過精心設計的故事可能成為某種控制機制——觀念是可以塑造行為動機及意義評價的。莫里斯述及這一機制時就使用了“控制”一詞：“一個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基于一些共同的信念、喜好和行動方式。通過那些反映這些共同事物的符號，社會就達到了對各個成員的控制，保證這些成員在關鍵的時點參與社會的那些特異行為。”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類型的“控制”——如果的確存在的話——也是十分隱秘且難以察覺的。

隱秘的控制作為一種始終存在的風險會造成的兩種后果，這兩種后果形成完美的對舉關系：自覺或不自覺的盲從，以及普遍的懷疑和解構。前一種后果意味著成功的控制，其表現形式不僅僅是非反思的陷入日常，還有沉浸在特異社會共識的話語之中缺乏展開進一步反思的視角和觀念資源；換言之，即使有了反思和質疑的意愿，可能都無法展開有效的意義重塑與價值批評。與之相對，另一種警惕控制的后果就是普遍懷疑，對任何既定的秩序與意義結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堅定的批判態度，從而保證不受到話語——故事——的控制，其后果往往是生活世界的整體脫離了秩序感和穩定的意義，進入持續的混亂。

《時代的精神處境》

作者：[德] 卡爾·雅斯貝爾斯

譯者：黃藿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11月

正如卡爾·雅思貝爾斯（Karl Jaspers）在提及時代的精神處境時描述的，堅固與穩定被徹底擊碎之后的搖搖欲墜導致了一種整體的危機：“存在只是一種可能性，并不是某種已擁有和保證了的東西。所有的客觀性都成了歧義的：真理似乎無可避免地喪失了，實體變成困惑，實在變成偽裝。凡是想找出危機根源的人，為了要有效地矯正它，必須通過真理所失去的領域；必須穿過困惑的境地而達成自我的抉擇；為了顯示隱匿的真相，必須揭下偽裝的面具。”以上兩種后果都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塑造的過日子的意義會產生的危機。我們當然不能否認講故事的思想技藝的確可以塑造日常性，形成共識并維護穩定的秩序，但也不能否認講故事的技藝相對于經驗的豐富性而言的本然界限。

需要明確的是，除了個體針對自身的價值塑造與意義建構之外，所有的講故事都不能越過描述、解釋與理解的界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兩點：其一，任何人的視角和觀念都是受限且先在的，在任何意義上不能被視為天然正確，而是提供可供參照的視角，而非精確且不容置疑的判斷；其二，對經驗的切片是抽取和篩選了豐富經驗的某些層面和部分，因此不可能窮盡經驗的整體。此外，經驗是一個持續動態的綿延保障了的無限的可能性，任何對經驗的描述都是收束的，也就是受限的。簡言之，對于每個運用思想技藝講故事的人而言，界限的自覺不僅是倫理意義上的要求，也是觀念與經驗的性質決定了的正確取徑。

電視劇《漫長的季節》（2023）劇照。

在講故事和過日子作為隱喻方式的對日常及日常性的分析中，存在一種兩端用力的平衡游戲：既要強調穩定的共識與秩序、意義對于日常生活的奠基作用，又要凸顯日常性總是在日常世界中不斷動態變化的現實；既要突出講故事形塑行為意義和價值的重要性，又要警惕思想的技藝對經驗的片面理解和扭曲帶來的“控制”與滯澀；既要承認以講故事的方式表達的觀念可以塑造人們對日常的理解，又要明確講故事可能就是過日子的一部分，即講故事的再高明也不過是一個置身其中的當局者。這樣的兩端平衡的描述似乎并沒有指向明確的結論，甚至很難將上述分析與知識社會學的框架區隔開來，更能明確這是思想實踐的倫理規范和責任的論述。

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么要嘗試論證的是什么？是否可以用如下兩個基本觀念作為這些描述的旨意？其一，從性質上而言，從主動的意義上看，思想手藝的運用者的邊界是理解和詮釋的自覺，而隱性的立法權和觀念的形塑則是在聽故事和過日子的人接受并接納的間接后果，因此任何以控制與形塑為目標的故事講述或建構在倫理上都是越界的。其二，即使分析和批判的視角十分明確，我們也需要明確本文所有的分析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故事的講述，它是呈現而非判斷，所以結論本身是敞開的。如果這一態度可以作為一個示例，就能夠被視作以并不完善的方式展現講故事與過日子之間復雜關系的嘗試。

【文獻出處】 程樂松：《講故事與過日子——在觀念與行動之際的日常性》，《現代哲學》2025年第3期，頁18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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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摘選。作者：程樂松；本期評議：梅劍華、陳映芳；文本摘選：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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