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4月5日深夜，臺北士林官邸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蔣介石躺在病床上，只有出的氣沒進的氣了。
就在大家都以為他要交代什么“反攻”大事，或者安排蔣經國怎么接班的時候，這位纏綿病榻的老人，強撐著最后一口氣，從喉嚨里擠出了六個字：“不可放虎歸山。”
周圍的醫生護士，包括家人都聽傻了。
沒人能想到，這位跟共產黨斗了大半輩子的國民黨總裁，臨死前最放不下的，既不是丟失的江山，也不是什么千秋大業，而是那個已經被他關了快四十年的“老朋友”。
這哪是遺言啊，分明是一道跨越生死的詛咒。
這事兒吧，要是光看歷史書，你很難理解蔣介石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怨氣。
畢竟西安事變都過去那么多年了，而且要是沒有那一出，抗日統一戰線也成不了，說起來張學良還算是民族功臣。
但你要是把顯微鏡湊近了看，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簡單的政治分歧，這是一筆血淋淋的“家仇”。
時間拉回到1936年秋天，那時候西安城里的氣氛就已經很不對勁了。
表面上看，蔣介石和張學良還搞得跟親兄弟似的，倆人還一塊爬華山。
但這其實就是典型的“塑料兄弟情”。
那時候張學良心里苦啊，東北老家丟了，還要背著“不抵抗”的黑鍋，天天被老百姓戳脊梁骨。
他一次次求蔣介石抗日，結果蔣介石就像個復讀機，翻來覆去就那一句“攘外必先安內”。
在華山上，蔣介石一句冷冰冰的“時機未到”，直接把張學良給整破防了。
那一刻他才明白，在這個結拜大哥眼里，自己就是個用來剿共的工具人。
也就是從華山下來那會兒，張學良的眼神變了。
既然軟的不行，那就來硬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槍聲響了。
但這絕不是很多影視劇里演的那樣，大家坐下來喝杯茶就把事兒辦了。
那晚的臨潼華清池，簡直就是修羅場。
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那是真刀真槍地跟蔣介石的侍衛拼命。
當張學良沖進山洞，在石頭縫里把衣衫不整、假牙都跑丟了的蔣介石架出來的時候，指揮部那邊送來了一份傷亡名單。
這份名單，才是蔣介石后來死活不肯原諒張學良的真正原因。
在這份沾血的紙上，赫然寫著一個名字：蔣孝先。
這人是誰？
他不僅是憲兵三團的團長，更是蔣介石的堂侄，是他在那個亂世里最信任的“自家人”。
蔣孝先死得極慘，是被亂槍打死的。
看著侄子的名字，蔣介石那個恨啊，這種恨不是政治對手之間的博弈，而是那種“我拿你當兄弟，你卻殺我全家”的切膚之痛。
政治上的背叛或許可以談利益交換，但沾了親人的血，這梁子就算是徹底結死了。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各方大佬一通操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這時候，張學良那種公子哥的“天真勁兒”又上來了。
他不顧周恩來等人的死命勸阻，非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在他看來，這叫“好漢做事好漢當”，叫負荊請罪；但在蔣介石眼里，這簡直就是送上門的肥肉。
飛機一落地南京，張學良以為等待他的是法庭審判，頂多坐幾年牢，結果迎接他的是一場長達半個世紀的軟禁。
這操作，這不就是現在的“殺豬盤”嗎？
先把你騙過來，然后關門打狗。
這一關，就是54年。
從大陸的雪竇山，一路關到臺灣的井上溫泉。
蔣介石對張學良的報復，不是殺頭，而是誅心。
他給張學良安排的住處，往往風景不錯，吃喝不愁，但就是不給你自由。
這種鈍刀子割肉的折磨，比直接給一槍還要殘忍。
張學良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帥，硬生生被熬成了一個種花養草的老頭。
期間好幾次，比如抗戰勝利、蔣介石過大壽，大家都以為會特赦張學良，結果蔣介石那是鐵了心要把牢底坐穿。
因為在他心里，那個冬夜的槍聲和蔣孝先的血，始終像噩夢一樣纏繞著他。
他認定張學良是一只養不熟的猛虎，只要放出去，必然會反咬一口。
直到1990年，蔣經國都走了好幾年了，張學良才終于恢復了自由身。
這時候的他，以經是一個快90歲的老人了。
面對記者的鏡頭，這位被歲月把棱角磨得干干凈凈的老人，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不后悔。”
這四個字，聽著輕，分量卻重得嚇人。
雖然為此賠上了一輩子的自由，背負了半個世紀的罵名，但他用自己的犧牲，逼出了一個抗日統一戰線。
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面前，個人的榮辱、家族的恩怨，最終都化作了歷史車輪下的一粒塵埃。
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病逝，享年101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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