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給寡婦送被子，發現她一個人在家，她紅臉：留下來陪陪我嘛

1989年初秋，我攥著從工廠辭職的證明，在縣城老街盤下了一間三十平米的鋪面，刷上白灰，擺上貨架，“亮子百貨”的木牌一掛，我的雜貨鋪就算開起來了。貨架上從針頭線腦到鍋碗瓢盆，都是老百姓過日子的剛需，后頭那間逼仄的小屋，就是我的住處。那時候我三十歲，剛從國企“下海”，心里沒底，卻也憋著一股勁。

斜對面住的李春花，是我搬來半個月后才注意到的。她是個寡婦，丈夫在礦上出事故沒了兩年，獨自帶著五歲的女兒小梅過活。二十五歲的年紀，本該是愛俏的光景，她卻總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頭發用皮筋簡單束在腦后，露出光潔卻略顯蒼白的額頭。第一次她來買縫被子的粗針，聲音輕輕的帶著江南口音，小梅怯生生躲在她身后，只敢探出半個腦袋打量我。

“同志，有粗針嗎？縫厚被子用的。”她指尖捏著帕子，里面包著幾張皺巴巴的毛票。我彎腰從貨架底層翻出針線盒，注意到她指節紅腫，是常年泡在冷水里洗衣縫補的痕跡。“剛搬來？”我遞過針線，她點點頭指了指斜對面：“住那兒。”“我叫劉亮，以后缺啥盡管來，都是鄰居。”她淺淺笑了笑，沒多話，牽著小梅的手走了，那笑容淡得像初春的陽光，驅散了店鋪里的幾分昏暗。

往后她成了店里的常客，有時買包鹽，有時稱斤醬油，話不多卻總帶著禮貌的微笑。小梅漸漸不怕我了，有次我給她抓了把水果糖，她脆生生喊了聲“亮子叔叔”，逗得我心里發暖。那時候老街的人都知道，李春花是個苦命人，在紡織廠做臨時工，白天上班，晚上就著煤油燈接縫補的活，日子過得緊巴巴。

深秋的冷雨來得猝不及防，那天傍晚她來買煤油，頭發被雨打濕貼在臉頰上，單薄的藍布衫淋得半透。“燈油沒了，小梅怕黑。”她接過我打好的煤油，手指凍得發紫。我從柜臺下翻出一副半新的勞保手套——那是工廠發的，我手大戴不慣，“這個你拿著，我戴小了。”她愣了愣，連忙搖頭：“不用，謝謝。”我瞬間反應過來，寡婦門前是非多，她活得比誰都謹慎，便把話咽了回去，看著她抱著煤油桶沖進雨里。

真正讓我們熟絡起來，是十一月的那場寒流。北風呼嘯著刮了三天，我把店里那臺十四寸黑白電視音量開得老大，正播著新聞聯播，春花突然跌跌撞撞跑進來，臉色慘白如紙。“劉大哥，小梅發燒了，你這兒有退燒藥嗎？”她聲音發顫，掏錢包的手都在抖。我趕緊找出退燒片和酒精：“用酒精擦身子降溫，要是燒到三十九度就得去醫院。”按住她遞錢的手，“先給孩子用藥，錢不急。”

那天下午我魂不守舍，貨架上的貨擺錯了好幾次，總忍不住往對面瞟。傍晚熬了鍋小米粥，裝在保溫桶里送過去時，春花開門的瞬間，我看見她紅腫的眼睛。“給孩子補補身子，生病喝這個養胃。”她抿著唇說不出話，側身讓我進門。小屋收拾得一塵不染，小梅躺在床上昏睡，小臉紅得發燙。我放下保溫桶正要走，她突然叫住我：“劉大哥，喝口水再走吧。”

那天我們才算真正聊開。她老家在江蘇，三年前嫁過來，沒承想丈夫就出了意外，廠里給的撫恤金剛夠房租。“夜里做縫補活，煤油燈熏得眼睛疼，可多做一件就能多掙兩毛錢。”她說話時很平靜，指尖卻無意識絞著衣角，我才發現這個看似柔弱的女人，骨子里藏著股韌勁。

十二月中旬的寒流來得更兇，北風刮得窗欞嗚嗚作響。我收攤時想起前幾天春花說的話，她家被子還是薄棉的，小梅夜里總凍得踢被子。白天進貨時特意多帶了兩條新棉被，摸著厚實的棉絮，我抱著一條往她家走，走到門口又猶豫了——晚上八點多，單身男人給寡婦送被子，傳出去不知要被嚼出多少閑話。可一想到小梅凍得蜷縮的模樣，我還是抬手敲了門。

門開了，春花披著件舊毛衣，頭發散在肩上，看到我懷里的被子，眼睛里滿是驚訝。“天冷，你說被子薄，我進了新的，給孩子拿一條。”我把被子往她手里塞，她卻往后退了半步，看了看空無一人的街道，輕聲說：“進來坐會兒吧，外頭風大。”屋里燒著煤爐，水壺冒著白汽，暖意撲面而來，小梅已經睡熟，小臉上還帶著未褪盡的紅暈。

“喝點熱水暖暖身子。”她給我倒了杯搪瓷缸的熱水，爐火把她的臉映得微紅。“這被子多少錢？我給你。”她從抽屜里翻出錢包，我趕緊按住：“別算錢，就當是給小梅的新年禮物。”“那不行，你做生意不容易。”拉扯間我靈機一動：“要不你幫我縫個店門簾，厚點的擋風，就當抵被子錢了。”她這才點點頭，氣氛漸漸松快下來。

我們圍著煤爐說話，她說老家的糯米糕，我說工廠的流水線，說著說著就聊到了難處。她抹了抹眼角：“不是沒想過再找，可我帶著小梅，就怕孩子受委屈。”我握著搪瓷缸的手一緊，鬼使神差地說：“那是他們沒眼光，你這么好的女人，誰娶到是福氣。”她猛地抬頭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像盛著星光。

就在這時，里屋傳來小梅的咳嗽聲。春花起身要去看，我跟著站起來，自然地摸了摸小梅的額頭：“不燒了，就是有點著涼。”小梅醒了，揉著眼睛看到我，甜甜地笑了：“亮子叔叔，你能給我講故事嗎？”我坐在床邊講起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她聽得眼睛瞪得溜圓，春花站在門口，看著我們的眼神格外柔和。

十點多我準備走，她送我到門口，突然叫住我：“劉大哥，今晚風特別大，我一個人...有點怕。”她攥著衣角，臉頰泛紅，聲音輕得像羽毛。街坊的閑言碎語在我腦子里轉了一圈，可看著她孤單的身影，我脫口而出：“我再陪你坐會兒。”關上門的瞬間，風被擋在外面，屋里的暖意裹著煤爐的煙火氣，讓人心安。

“你為什么對我們這么好？”她給我續上熱水，輕聲問。“因為你值得。”我看著她的眼睛，“你修我家壞了的收音機，我加班時你給我留熱饅頭，這些我都記著。”她的眼淚突然掉下來：“我以為你只是可憐我。”“不是可憐，是真心想照顧你和小梅。”我握住她冰涼的手，她沒躲，指尖微微顫抖。

那天我們約定，先不公開關系，等開春再說。往后她來店里，總會“順便”帶份熱乎的飯菜，我進貨回來，也會“順手”幫她扛桶水。小梅成了我們之間的小紐帶，每天放學都先跑到我店里，喊著“爸爸”要糖吃——這是她自己改的口，聽得我心里甜絲絲的。

春節前春花回江蘇老家，那半個月我守著空蕩蕩的店鋪，總覺得少了點什么。除夕夜我煮著速凍餃子，突然聽見敲門聲，開門一看，春花提著行李站在雪地里：“小梅想你，我也想。”我一把抱住她，雪粒子落在肩上都不覺得冷。那個年，我們在店里貼春聯、包餃子，小梅圍著我們跑，電視里放著《難忘今宵》，春花靠在我肩上：“這是我兩年來過的最踏實的年。”

1989年五月，我們領了結婚證，請了老街的鄰居吃了頓便飯。沒有彩禮，沒有婚紗，我攢錢買了臺蝴蝶牌縫紉機送給她：“你手藝好，以后在家做縫紉，不用去工廠受凍了。”她哭了又笑，摸著縫紉機說：“這比啥都金貴。”九月小梅上小學，背著我買的新書包，逢人就說：“我有爸爸了，是亮子叔叔。”

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我的雜貨鋪改成了小超市，她的縫紉活也越接越多。后來我們又有了兒子，一家四口熱熱鬧鬧。那床當年送她的棉被，她一直留著，每年冬天都拿出來曬，棉絮蓬松柔軟，帶著陽光的味道。她說這床被子不僅暖了身子，更暖了她的心。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我們都已頭發花白，超市交給兒子打理，小梅也成了小學老師。每年換季，春花還會把那床舊棉被翻出來，拍打上面的灰塵：“你還記得不，那年你送被子來，我手都凍僵了，你握著我的時候，我覺得渾身都熱了。”我握住她布滿皺紋的手，就像當年在煤爐旁那樣：“當年是送你一床被子，現在我要暖你一輩子。”

1989年的那個寒夜，我敲開的不僅是一扇門，更是兩個人的新生。生活或許艱難，可一句善意的問候，一床溫暖的棉被，就能讓兩顆孤獨的心靠在一起。現在老街拆了，高樓蓋起來了，可那床舊棉被我還留著，它藏著我們最樸素的愛情，也藏著那個年代最珍貴的溫情——不是轟轟烈烈，而是相濡以沫，暖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