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鄭鍇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案[第1178號]

刑事審判參考】鄭鍇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案[第1178號]

——如何準確把握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的量刑標準？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8集 指導案 例 第1178號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李曉光、鄧克珠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馬巖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鄭鍇，男，1982 年4 月 9 日出生。因涉嫌犯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被逮捕。

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鄭鍇犯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向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鄭鍇辯稱，公安機關扣押的其中一張豹皮是其朋友苗涵此前從淄博帶到濟南的；涉案物品價值鑒定的主體、程序不合法，認定的價格偏高應重新鑒定；其沒有向逯藝（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出售羚羊角。其辯護人還提出，鄭鍇隨身攜帶的3 張豹皮和象牙小件因沒有出售牟利的主觀意圖，不構成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鄭鍇系犯罪未遂，社會危害性不大，主觀惡性小，請求對鄭鍇減輕處罰。

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13 年 6 月 22 日 12 時許，被告人鄭鍇將金錢豹毛皮 1 張（價值 6 萬元）、雪豹毛皮1 張（價值 10 萬元）、云豹毛皮 1 張（價值3 萬元）、賽加羚羊角 4 根（價值共計 12 萬元）、象牙制品4 個（非洲象或亞洲象，價值共計 8291 元）及其他動物制品裝在兩個旅行包中放在銀灰色大眾牌轎車 （車牌號魯 CK3693）的后備廂里，后駕駛該轎車攜帶上述物品從山東省淄博市沿 309 國道于當日13 時 30 分許來到濟南市歷下區經十路。在與朋友苗涵見面后，鄭鍇以其駕駛的車輛手續不全、不能在濟南市區行駛為由，將兩個旅行包放在苗涵駕駛的豐田牌轎車的后備廂里，但苗涵不知旅行包內有何物。苗涵載鄭鍇及其朋友到一歌廳唱歌。其間，被告人逯藝通過網絡向鄭鍇購買賽加羚羊角2 根（價值 6 萬元），二人通過網絡討價還價。后苗涵應鄭鍇的要求駕駛豐田牌轎車載鄭鍇及其朋友到濟南市槐蔭區經六路綠地小區附近與逯藝見面。19 時許，鄭鍇與逯藝正在討價還價并查看鄭鍇帶來的羚羊角時，被公安人員抓獲，當場查獲金錢豹毛皮 1 張、雪豹毛皮 1 張、云豹毛皮 1 張、賽加羚羊角4 根、象牙制品 4 個等物品。

經鑒定，上述金錢豹、雪豹、云豹、賽加羚羊、非洲象或亞洲象均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涉案物品價值共計31。8291 萬元。

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鄭鍇違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規，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情節特別嚴重，并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其行為已構成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

對被告人鄭鍇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鄭鍇提出上訴。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應由濟南市森林公安機關管轄，原公訴機關提交給原審法院的證據均系濟南市公安局槐蔭區分局提供，偵查主體違反了相關法律、法規關于案件管轄的規定，從而導致對本案事實的認定缺少合法證據予以支持，決定將案件發回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重審后認為：

濟南市公安局槐萌區分局對本案具有管轄權。本罪屬于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相關行為即構成犯罪既遂，不能因被告人鄭鍇、逯藝未完成出售和收購行為而認定為犯罪未遂。鑒于本案現有證據不能證實鄭鍇對羚羊角之外的豹皮等非法運輸的大部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有出售的意圖，且在商談價格的過程中即被抓獲，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其雖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但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對其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過重，為罪責刑相均衡，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三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人鄭鍇犯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鄭鍇以一審認定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等理由提出上訴。其辯護人提出，鄭鍇隨身攜帶的豹皮和象牙小件并無出賣意圖，不應認定為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本案鑒定主體不合法，且對涉案羚羊角的鑒定價值過高；量刑過重。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二審審理，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人鄭鍇的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核。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

本案偵查管轄合法、理由充分，鑒定主體不違法，鑒定意見合法有效。被告人鄭鍇的行為構成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鄭鍇對羚羊角之外的豹皮等非法運輸的大部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予以出售的意圖不明顯，且在商談羚羊角價格的過程中即被抓獲，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其雖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但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為罪責刑相均衡，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一審判決、二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定、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訴訟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裁定同意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鄭鍇以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在法定刑以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的刑事裁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

被告人鄭鍇違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規，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其行為構成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鄭鍇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價值31 萬余元，情節特別嚴重，本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慮到涉案野生動物制品已全部被查獲，鄭鍇非法出售野生動物制品行為屬未遂且欲售價格明顯低于鑒定價值等特殊情況，為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可以對鄭鍇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自三十八條的規定，裁定核準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濟刑一終字第 57 號維持第一審以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對被告人鄭鍇在法定刑以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問題

1. 本案的偵查管轄是否合法？

2. 如何審查判斷涉案野生動物制品的鑒定意見？

3. 如何準確把握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的量刑標準？

三、裁判理由

（一）本案的偵查機關具有偵查管轄權

被告人鄭鍇及其辯護人提出，本案不應由濟南市公安局槐蔭區分局營市街派出所偵查，應由濟南市森林公安機關偵查，偵查程序違法，收集的證據不合法。經審查，國家林業局、公安部制定的《關于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案件管轄及立案標準》（以下簡稱《管轄及立案標準》）規定，對于未建立森林公安機關的地方，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案件由地方公安機關負責查處。槐蔭區分局營市街派出所出具書面說明稱，2013 年 6 月 22 日案發時，該派出所即向山東省公安廳森林警察總隊請示有關涉林案件管轄權問題。山東省公安廳森林警察總隊答復：濟南市槐蔭區無森林警察機構，涉林案件一直由各區公安機關自行偵辦。2014 年 9 月 18 日，該派出所派員赴山東省公安廳森林警察總隊請示有關涉林案件管轄權問題。山東省公安廳森林警察總隊答復：涉林偵查管轄屬于公安機關內部工作分工；在未設置森林公安機構的地區，由各分局自行偵辦涉林案件。濟南市森林公安局出具書面說明稱，本案可由濟南市公安局槐蔭區分局管轄。可見，本案由濟南市公安局槐蔭區分局偵查有相關規范性文件作為依據，且槐蔭區分局營市街派出所在案發時及偵辦過程中兩次請示上級森林公安機關以確定其是否有偵查權限，均得到肯定答復。故本案偵查管轄合法，槐蔭區分局營市街派出所收集到的材料可作為證據使用。

另外，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山東省公安廳、山東省林業廳2013 年 11 月 1 日印發的《關于森林公安機關辦理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治安和林業行政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自文件下發之日起，省、市、縣（市、區）森林公安機關依照《管轄及立案標準》《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和本通知，公安機關各警種及其他部門在工作中發現屬于森林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或案件線索，應及時移送森林公安機關。雖然上述文件未規定對于未建立森林公安機關的地方發生的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案件由地方公安機關負責查處，但相對于《管轄及立案標準》，該文件屬于下位規定，且該文件出臺于本案已偵查完畢移送審查起訴之后，故不影響本案的偵査管轄。

綜上，一、二審法院認定濟南市公安局槐蔭區分局對本案具有偵查管轄權，其收集相關證據合法有效，是正確的。

（二）本案對野生動物制品的鑒定符合法律和有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四條規定，對鑒定意見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一）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資質；…………（五）鑒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 （十）鑒定意見是否依法及時告知相關人員，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有無異議。”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經常對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資質、鑒定程序是否合法以及鑒定的過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等提出質疑。本案中，被告人鄭鍇及其辯護人提出，涉案野生動物制品價值鑒定的主體不合法，涉案賽加羚羊角的價值認定過高。

下面分別進行分析：

1. 對涉案動物制品進行鑒定的機構無須在司法行政機關編制的鑒定機構名冊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二條規定：“國家對從事下列司法鑒定業務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制度：（一）法醫類鑒定；（二）物證類鑒定；（三）聲像資料鑒定；（四）根據訴訟需要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的其他應當對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的鑒定事項。法律對前款規定事項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管理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決定》的釋義指出，對于《決定》第二條規定以外的其他鑒定種類，不實行登記制度。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是考慮到司法鑒定涉及的專門性問題十分廣泛，將各行各業的技術部門全部納入登記管理范圍不現實也不可能。實踐中如果有的案件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而登記范圍以內的鑒定人或鑒定機構不能進行鑒定的，可以要求登記范圍以外的技術部門或人員進行鑒定，并不妨礙司法鑒定工作。此外，對于這類特殊性質鑒定，最高人民法院2011 年對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司法鑒定的復函和 2015 年對黑龍江省司法鑒定管理意見的復函均表明，《決定》規定的三大類鑒定以外的特殊鑒定，目前不受司法行政登記管理的限制。

本案中，對扣押的疑似豹皮、羚羊角及象牙制品等動物制品種屬、保護級別及價值認定不屬于《決定》規定的需要實行登記制度的鑒定種類，故進行鑒定的機構并非必須在《決定》規定的范圍內。本案涉案野生動物制品的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機構資格證書及兩名鑒定人資格證書系公安部頒發，濟南市價格認證中心的價格鑒證機構資質證和兩名鑒定人資格證書均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頒發，均具有相應的鑒定資質。因此本案鑒定主體合法，辯護人在二審階段提出的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系公安部批準，按照《決定》其不屬于具有司法行政部門管理登記的鑒定資質，主體不合法，鑒定結論不應作定案根據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2. 涉案野生動物制品價值鑒定的過程和方法符合相關規范要求

關于野生動物制品的價值認定依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認證中心制定的《野生動物及其產品（制品）價格認定規則》第五條規定，野生動物產品（制品），依法獲得出售、收購行政許可的，按野生動物產品（制品）許可交易市場的中等價格認定；未依法獲得出售、收購行政許可的，按國家野生動物產品（制品）價值標準相關規定進行價格認定。國家林業局、衛生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07 年 11 月 12 日下發的《關于加強賽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類資源保護和規范其產品入藥管理的通知》要求：“為確保對資源消耗總量的宏觀控制，今后所有賽加羚羊、穿山甲原材料僅限用于定點醫院臨床使用和中成藥生產，并不得在定點醫院外以零售方式公開出售……因中成藥生產需要利用賽加羚羊角、穿山甲片和稀有蛇類原材料的，必須是已取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相應藥品生產批準文號的企業。”

本案中，被告人鄭鍇的辯護人提出，案發后鄭鍇的父母在淄博藥店以每根3000 元左右的價格購買過 2 根賽加羚羊角，鑒定意見認定涉案的 4 根賽加羚羊角價值12 萬元偏高，明顯不合理。關于鄭鍇的父母案發后從淄博市淄博齊魯醫藥商場連鎖有限公司購買的 2 根賽加羚羊角一節，該公司工作人員解釋，該羚羊角系該公司1997 年開業時從藥材展銷會上買來作為展品的，屬非賣品，當時購買者稱家中有高燒病人，需要羚羊角治病，并稱擔心羚羊角粉不純，強烈要求購買整根羚羊角，為了治病救人，藥店根據羚羊角粉的價格進行折算，先后出售2 根羚羊角。但是，賽加羚羊角除有藥用價值外，還具有工藝觀賞性，以藥用品或藥粉折算其價值既不合理，也不科學。并且，根據上述規定，賽加羚羊角原材料僅限于定點醫療臨床使用和中成藥生產，在市場上是不允許銷售的，故鄭鍇父母通過非正常手段購買的羚羊角的價格不具有參考價值。因此，不能依據并非通過合法途徑購買的賽加羚羊角的價格認定其價值，涉案賽加羚羊角的價值應當按照國家野生動物產品（制品）價值標準相關規定進行計算、認定。

關于涉案野生動物制品價值的計算方法，林業部發布的《關于在野生動物案件中如何確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產品價值標準的通知》規定，國家一級保護陸生野生動物的價值標準，按照該種動物資源保護管理費的12。5 倍執行；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具有特殊利用價值或者導致野生動物死亡的主要部分，其價值標準按照該種動物價值標準的80%予以折算。林業部、財政部、國家物價局發布的《陸生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管理費收費辦法》附錄 2 規定，高鼻羚羊（即賽加羚羊）保護管理費6000 元/只。本案中，涉案賽加羚羊角屬具有特殊利用價值部分，其價值為：4 根×6000 元×12。5 倍×0。8÷2=120000 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巖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的價值，依照國家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的規定核定；核定價值低于實際交易價格的，以實際交易價格認定。本案中，根據供證情況，鄭鍇出售2 根賽加羚羊角的價格為 3000 元左右，低于核定價值 6 萬元，故應按核定價值認定。

綜上，本案扣押的疑似豹皮、羚羊角及象牙制品等動物制品種屬、價值及保護級別先經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鑒定，后二審法院為穩妥起見，又對其中價值認定存在爭議的4 根賽加羚羊角送濟南市價格認證中心進行鑒定，所認定的價值與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的認定一致。因此，上述鑒定意見應當采信，被告人鄭鍇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相關辯解和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

（三）對本案被告人鄭鍇所犯非法運輸、出售珍賁、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關于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的具體量刑標準，目前仍在適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的規定，即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價值在10 萬元以上的，屬于犯罪情節嚴重，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價值在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而關于走私珍貴動物及其制品罪的量刑標準，近年來已經被大幅度提高。2000 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現已失效）第四條規定，走私珍貴動物制品價值10 萬元以上不滿 20 萬元，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走私珍貴動物制品價值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但 2014 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數額不滿20 萬元的，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較輕；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數額在 20 萬元以上不滿100 萬元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數額在 100 萬元以上的，屬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

上述司法解釋表明，為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的數額標準自2014 年 9 月以來已經大幅度提高，面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的量刑標準卻沒有及時作出相應調整。由此，原則上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仍須依照原數額標準量刑。但是，在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的數額標準已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如果仍然按照原數額標準對非法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予以量刑，勢必與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的量刑存在明顯差異，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因此，根據這一特殊情況，為實現罪責刑相均衡，對于此類案件，可以考慮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案即是適例。

本案被告人鄭鍇所涉犯罪數額為 31 萬余元，依照前述司法解釋的規定，則應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本案具有特殊性：

一方面，本案具有需要體現從嚴的情節，包括鄭鍇所犯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系既遂，而非法出售的2 根賽加羚羊角包含在運輸的涉案物品之中，不能因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系未遂而對鄭鍇減輕處罰；鄭鍇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的種類較多，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大；鄭鍇在偵查后期開始部分翻供，認罪態度不好。

但另一方面，本案需要體現從寬處罰的情節更為突出：

（1）涉案野生動物制品全部被查獲。由于被人舉報，鄭鍇與逯藝正在交易賽加羚羊角時即被公安人員抓獲，鄭鍇持有的豹類毛皮、羚羊角、象牙雕件等野生動物制品當場被查獲，沒有進一步流入社會，鄭鍇的犯罪行為未造成嚴重危害。

（2）鄭鍇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的行為屬未遂。公訴機關認為鄭鍇上述非法出售行為屬于犯罪未遂，一、二審均認為系犯罪既遂。我們認為，根據在案證據，鄭鍇與逯藝僅開始看貨檢驗，尚未確認質量、重量，更未談妥價款即被抓獲，即該二人已經著手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應當認定為未遂。

（3）鄭鍇欲出售賽加羚羊角的價格明顯低于鑒定價值。雖然鄭鍇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價值 31 萬余元，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賽加羚羊角2 根）價值 6 萬元，但在案證據證實，對于準備非法出售的賽加羚羊角，鄭鍇要價每克 30 元或 20 元，逯藝還價每克 17 元，且根據鄭鍇供述，每根羚羊角重五六十克（鑒定意見書表明未對羚羊角進行稱重），按此計算，二人交易的賽加羚羊角的價格3000 元左右。雖然鑒定意見認定的賽加羚羊角價值 6 萬元于法有據，但實際交易價格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鄭鍇主觀惡性相對較小。

根據本案的上述特殊情況，一、二審法院對被告人鄭鍇在法定刑有期徒刑十年以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基本上實現了罪責刑相適應，故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予以核準。

來源：中國公開出版發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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