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氣候治理從一次性政治妥協真正轉化為可持續迭代的制度進程

2025年12月12日正值《巴黎協定》正式達成十周年之際，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正式發布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與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劉錦濤撰寫的研究報告《〈巴黎協定〉十年評估：全球氣候治理的成效檢視與未來路徑》（以下簡稱“報告”）。

該報告學術版發布于核心期刊《東南學術》2025年第6期。報告在系統梳理巴黎協定十年來制度創新與實踐進展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深入評估中國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的關鍵性貢獻及其在國際評估中的被低估現象，并提出面向“后巴黎時代”的氣候治理新框架和制度性建議。

報告首先回顧《巴黎協定》的制度貢獻，認為該協定通過國家自主貢獻、全球盤點、資金援助、技術機制和透明度機制等“五大機制”，構成當代最完整的氣候治理制度組合，使氣候治理從一次性政治妥協演變為可持續迭代的制度進程；同時，報告進一步剖析全球氣候治理的現實困境，指出在缺乏硬約束和懲罰機制的背景下，全球減排明顯乏力，2023 年全球碳強度僅下降約1.02%，為 2011 年以來最低下降率，遠低于《巴黎協定》所要求的每年約 7%的脫碳速度，仍有80%的國家未能完全實現其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報告還聚焦中國氣候行動的結構性貢獻與國際評估偏差，強調中國在控制排放增量、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發展綠色金融和碳市場等方面發揮了“關鍵增量”作用，并從制度韌性、公平正義和綠色轉型三個維度，對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新框架提出系統性設想。

報告指出，十年來，《巴黎協定》在制度層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各國國家自主貢獻已覆蓋全球88%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和約90%的GDP，在總體上為全球排放“急剎車”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2023年，全球前十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有5個實現了凈下降，電力行業中太陽能(4.440, 0.00, 0.00%)電池系統、陸上風及海上風成本同比分別下降60%到90%不等；可再生能源投資和綠色產業鏈重構加速推進；可再生能源投資和綠色產業鏈重構加速推進，2024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達到約585吉瓦，同比增長15.1%，是2015年的近4倍，其中中國新增裝機占全球近60%，推動全球能源與產業“低碳重心東移”。

報告前瞻性地直面了《巴黎協定》執行中的現實難題：一方面，協定在法律約束和懲罰機制上仍明顯不足，氣候治理在很大程度停留在“無硬約束的政治承諾”層面，2023年全球溫室氣體（GHG）排放創紀錄地達到57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比2022年上升1.3%，責任分散、旁觀者效應、大國政策反復等問題疊加，使減排成本與收益在國家間嚴重失衡，且覆蓋近90%排放量的碳中和承諾中，約75%排放對應國家存在設計不完善的目標，僅有少數國家符合 “良好實踐” 設計標準；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資金與技術承諾方面兌現不足，南北差距、地區脆弱性與發展權訴求交織，成為十年后全球氣候政治的核心矛盾之一。

在中國議題方面，報告基于大量數據和國際評估文本對比，系統梳理了中國氣候行動的動力機制與實踐路徑。報告顯示，自2005年以來，中國單位GDP碳排放累計下降超過48%，提前完成強度減排承諾，2024年四季度碳排放同比增幅約0.6%，已接近達峰過渡期的水平；2023年中國人均碳排放為7.45噸，顯著低于美國、加拿大等G7國家；在風電、光伏、新能源汽車、碳市場和綠色金融等領域，中國形成了全球領先的完整產業鏈和制度體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借鑒、可推廣的低碳轉型范式。

報告同時指出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面臨的輿論困境：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排放差距報告》和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等主流國際評估體系中，對中國的評價更多聚焦于“排放總量大”“煤炭占比高”等表層特征，對中國在控制增量、推動能源結構調整、輸出綠色技術與氣候金融工具等方面的結構性貢獻關注不足，導致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實際貢獻被系統性低估，也削弱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在制度設計和話語體系中的正當地位。

在前瞻部分，報告以“后巴黎時代的氣候治理新框架”為主題，從三方面提出中國學者的政策主張：一是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氣候透明度指數、國家履約積分體系和國際排放責任核算平臺，將“軟承諾”轉化為“硬問責”，推動形成可比較、可監督、可追責的全球行動框架；二是以“南方正義”為原則，把發展中國家、公平轉型與氣候適應置于制度設計中心，通過完善資金與技術支持、優化評估專家網絡和第三方評估機制，糾正對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的系統性低估；三是將綠色技術擴散、綠色供應鏈重構和非國家行為體行動納入新的治理框架，使氣候治理從減排任務分配升級為綠色發展秩序共建。

整體而言，《巴黎協定》十年既是對既有制度成效的一次系統盤點，也是重新構想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重要節點。中國在綠色轉型、制度創新和南南合作方面擁有豐富實踐經驗，應在后巴黎時代進一步加強氣候治理領域的知識供給和制度供給，推動形成更加公平、有效、具韌性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本文轉自12月13日北京日報客戶端，歡迎關注“人大重陽”平臺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