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教授談研究生的養成

本文為張伯偉教授2025年12月8日在南京大學第二十六屆“創新與育人”研究生導師交流會上的講話，標題為編者所擬。

張伯偉教授講話中

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今天是我第二次參加此類活動，上一次是2001年4月28日舉行的南京大學第二屆博士生導師交流會。那時候我42歲，當了6年博導，是交流會上最年輕的講話者。今天我改動杜詩兩個字來形容當下的情形——“焉知廿四載，重上君子堂”。差別在于，我已經當了30年博導，可能是今天交流會上最年長的講話者。

我到現在也還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上課。面對大一新生，我常常問一個問題：高四和大一的區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讀大一，很多問題沒有標準答案。面對研一新生，我也會問這樣的問題：大五和研一的區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讀研一，很多問題要由自己來創造答案。這樣說可能比較抽象，現在讓我來舉一個例子。

在高中語文課本上，常常會選陶淵明的一首《飲酒詩》，其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很多大學生會異口同聲地念為“現南山”，我猜這是由于語文課本上的注音導致，成為高中階段的“標準答案”。這種讀法是把詩句理解為“南山悠然地呈現在眼前”。但這不是唯一的讀法，也未必是正確的讀法。另一種讀法是“見南山”，意思是“詩人悠然地觀看南山”。不是客觀呈現，而是主動觀看。“見”這個字在蕭統編的《文選》里面作“望”，只能理解為主動觀望，所以讀作“見”優于讀作“現”。對于大學生來說，就應該破除讀作“現”的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的成見。即便作為個體來說，有人堅持讀作“現”，但也應該知道，讀作“見”并不是錯誤的。現在我們轉到研究生、博士生階段來看這個問題，在陶詩的原作中，究竟是“見南山”還是“望南山”？它就不能僅僅滿足于知道這句詩存在著異文，而是要努力拿出自己的判斷或尋求自己的答案。而這種努力尋求，并不始于今天，它還是一件文學史研究中的“公案”。現在我很簡單地介紹一下。

宋刻本《文選》

蕭統是第一個編纂《陶淵明集》的人，所以，《文選》中作“望南山”就足以表明，最早的《陶淵明集》用的就是“望”字。然而在宋代以前，中國的古書基本上還處于抄本時代，所以同一部書往往面貌各異，這迥異于刻本時代的書籍。到了宋代，就出現針對“見”字和“望”字孰優孰劣的爭論。雖然多數本子仍作“望南山”，但由于蘇東坡的論斷，“見南山”就逐漸占了上風，“望南山”反而被貶低為“俗本”。這一直延續到清代，延續到現代學術的討論中。現在我就要講兩位南京大學文學院歷史上卓有建樹的學者，他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一位是黃侃先生，今年是他逝世九十周年。他說：“望字不誤……無故改古以申其謬見，此宋人之病。”認定該作“望南山”。另一位學者是黃先生的弟子，也是我的老師程千帆先生，其判斷作“見”為是：陶淵明本意采菊，忽見山色，采菊之心情遂轉為看山之心情，從無意轉為有意，所以，用“見”字則“望”義亦在其中。由見而望，正有層次；始見繼望，尤為切合。上世紀八十年代，新印了黃侃的《文選平點》，千帆先生曾囑咐其博士生寫作一文，本擬修改后兩人聯名發表。但這位弟子偏偏在“見”和“望”的問題上，重新伸張黃先生的意見，主張“望”勝過“見”。千帆先生也就取消了聯名發表的初衷，由該生獨自署名，發表在《南京大學學報》。

講這個故事是要表明，研究生、博士生的工作，是要拿出自己的學術判斷，不僅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墨守師說。做導師的，要鼓勵學生拿出自己的判斷，包括提出與自己不同的判斷。在上述故事中，程千帆先生提出了與自己老師不同的結論，程先生的弟子又提出與他不同的結論，程先生不僅不以為忤，還將該文發表在自己主編的刊物。前幾天我收到一篇山東大學教授發來的文章，其中說到他們的一個評價，就是程門弟子及再傳弟子，占據了當代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獻研究的半壁江山。如果這個評價屬實，我相信，這與南雍學風倡導并實踐的自由、寬容、爭辯、突破等特色是有很大關系的。

所以，我是這樣思考師生之間的關系，它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文化續命的關系。所以韓愈談論老師的職責與意義，特別拈出“傳道”，并將它置于“授業、解惑”之前。如果文化真正能夠得到傳承與更新，那么，其依賴的某種形式就是由師生關系構成的。《禮記》中記載，孔子臨終前曾曳杖而歌：“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聽聞后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于是一路小跑趕到門口，孔子還是說：“賜！爾來何遲也？”可見，孔門師生之間對于文化續命一事看得是何等迫切。三年前6月17日的凌晨，我在似醒非醒之際，仿佛聽到了孔子在唱“曳杖歌”，起床后就把曲子寫了下來。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夢境，我也不知道這與兩周前先師的忌日是否有什么關聯，但我知道，文化就是這樣，靠著一代又一代的“續命”，從而源遠流長、一脈相承并光大弘揚于世界。

交流會現場

我剛才說過，二十四年前我曾經在類似的場合講過話，那次講話的主題是“身教重于言教”。和那個時候相比，今天的我已經“白了少年頭”，但那時講話的宗旨，我依然堅信不疑。這就是導師首先應該以自己的行為，給學生建立一個可以耳聞目睹的學術境界。我的老師曾經在我面前展現過這樣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在老師身邊二十二年（1978-2000），他讓我學到了如何做一輩子好學者，尤其是晚年的好學者。如今我自己也開始步入老年學者的行列，有必要將自己的見聞之知落實到行為舉止，以在學術上永不滿足、不斷超越自我的努力，給我的學生輩們——無論是在讀的還是畢業的，無論是本校的還是外校的——一點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今年66歲，千帆先生在66歲時曾經這樣表白：“就我來說，勞動有個效果問題，知識有個更新問題。人老了，知識不更新，勞動也就往往無效了，并非只要在不斷地做，就是好的。”知識更新和勞動效果的問題，在今天受益于醫療事業的發達，人的學術生命也得到了驚人的延長，從而變得更加突出、更加緊迫了。最年長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翰·古迪納夫（John B. Goodenough），他在2019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時候，已是97歲高齡，2023年6月25日去世，按中國的計算方式，活了102歲。我曾經很想能夠如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一般，積累50年，到85歲開始寫一部大書，93歲出版，活到106歲。所以這些年曾經“賦詩言志”，比如將T.S.艾略特的詩和尼采的詩合在一起成為集句：

為什么年邁的鷹還要展翅？

他的眼睛只看繁星，繁星。

又比如借用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的句子自我激勵：

高峰過后便是下坡？我不信：

高處永遠將人引向更高。

而要做到或接近這等境界，就需要養成終生學習、永遠在路上的習慣，需要不斷地再出發，不斷地重臨新的起點。

去年我曾經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做一點總結，回頭看過去，大概以二十年為一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歲到40歲，學術核心問題是：在西方學術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是如何進行文學批評的，其在今天的意義又如何，任務就是總結、重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體系和價值。第二階段是40歲到60歲，我認識到在體系化研究之上，開辟新的學術領域可能是對學術發展更大的貢獻，所以集中力量推動“域外漢籍”的研究。這兩個階段的任務都已是“完成式”了，現在處于第三階段，即60歲到80歲，重點是反思百年現代中國學術，將以文學研究為中心，探索21世紀的新視野和新思維。如果老天爺格外開恩，那就還會有第四階段，暫時可以不必去盤算。這幾年刊發了一系列長篇論文，其共有的關鍵詞就是“重審”，涉及文獻學、古代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諸學科，也算是占了文學院的半壁江山。但我的基本路徑，還是沿著千帆先生指引的方向，不斷更新知識，爭取較大效果。

在學術研究的征途中，有些卓越的學者追求“定論”。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他是中央文史館館長，地位很高，袁先生曾經引用一位北大更老的前輩講的“學問的層次”：第一等是定論，第二等一家之言，第三等自圓其說，第四等人云亦云。千帆先生晚年很喜歡和我們聊天，他曾經戲稱：“朱子說‘晚年定論’，我想改一個字，叫‘晚年謬論’。”所以，我也想說說自己的“謬論”。我覺得學術上的“定論”是不可能的，牛頓的三大定律被愛因斯坦撼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又被霍金發現了漏洞，自然科學尚且如此，何況人文學研究？所以我認為，能夠達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等的學問，這也就是太史公所追求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意思。為了成就一家之言，勢必要對既有的定論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見發出挑戰。但更為可貴的是，質疑問難的鋒芒不僅指向他人，同時也要指向自身，學者對自己的論著也應始終保持批判的距離。這樣的一家之言，就不是固化的、呆滯的，而是生氣勃勃、日新月異的。

兩年前在給本科生上課的“開場白”中，我講了幾對詞語，就是固化與變化，單數與復數，一元與多元，確定與未定。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更需要秉持和欣賞的應該是變化、復數、多元以及未定。在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尤其如此，用喬·莫蘭（Joe Moran）的話來說：“人文學科是關于人的，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學科性的、邊緣模糊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需要終生學習。即便我們做了“博導”，我們也還是要承認自己的“無知”。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向教育對象學習，向不同的文化學習，達到彼此孕育、共同進步的目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講于南京大學圖書館報告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