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做學問重實證不講空理論

黃永年：做學問重實證

不講空理論

陸三強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編輯。期間接觸和受教于一些校內外從事文史教學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頭的中青年學者也有年過八旬的老專家。他們學行風范各異，但都溫潤博雅，又極為“可愛”。后來的經歷讓我明白，真正的“權威”或“先生”，是最沒有架子而樸實親切的人。我和他們年齡、學識都相差得太多，但機緣運會，在我向學之初就遇到了這些好老師，是他們把我引入社會，領進學術殿堂。我尊他們為先生，恭敬地執弟子之禮。他們都是有著生動故事和不凡經歷的大德先生。

那時候，常聽他們講課、說話。他們講課、說話也許并不生動，但卻非常精彩。他們從不依賴表情和動作，也沒有什么噱頭，講的是實實在在的學問。他們的話語能力極強，用詞、用語都很簡單，能把一件事情講得生動而又通俗易懂，絕不故作高深。有些東西，聽他們一說，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們才思敏捷，知識面極廣且見解豐富。好些事情聽他們講過不只一遍，每回聆聽，都覺得別有風致。我其實在乎的是說話的人，是誰在對我講、對我說。樹無九枝，人無十全，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們是可以觸類旁通、聞一知十的人。他們身上有一種親切、平常的東西，就像鄰家大爺。他們的離去，讓我很難過，我知道再也沒有人可以這樣和我講話了。

這些美好的過去，這些過往的先生，不僅使我回憶和遐想，更讓我品味與感悟，并倍加珍惜當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點兒什么，而是要不斷地去經歷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負此生一番際遇，和際遇中的那些先生。

黃永年（1925—2007），江蘇江陰人。1950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分到交通大學任教。1956年隨交大遷西安，第二年被錯劃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圖書館。1978年調入陜西師范大學，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任所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釋》《唐史史料學》《古籍整理概論》《古籍版本學》等。

一九八四年，我畢業留校。九月開學，負責行政的周煒老師帶我去見黃永年先生，黃先生說要考考我，周老師就回辦公樓了。我心里緊張，對古籍整理毫無概念，不知如何應考。先生靠在書桌前的藤圈椅內，歪著腦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覺在哪兒見過？并非想象中的那樣嚴厲和學究。我端坐在門口的杌凳上，大腦快速運轉，想回憶有關古籍整理的知識，可竟然浮現出電影《渡江偵察記》中情報處長在江邊摸大炮口，歪著腦袋壞笑的樣子。他怎么長得和電影演員陳述那么像！大概見我神情詭異，黃先生用他那江陰普通話問我：中學在哪里讀的？中文系都開些什么課呀，讀過哪些文史方面的書啊。這時我一下輕松了，七七八八地說了我都學了哪些課程，讀過什么書。黃先生邊聽邊問，當我津津樂道詩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時，他皺起了眉，大不以為然。隨即，便講了過去中文系或國文系是如何講課，要學生老老實實弄懂作品的具體內容，怎樣詩史互證解決實際問題。哦，這我還知道一些，那時文史相通，沒有嚴格的斷代界線，陳寅恪、繆鉞先生都是同時應聘國文歷史兩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歷史系。聊了一會兒，大概看我腦子也還算清楚，也讀過點兒閑書，知道些史實和掌故，先生便說：現在你就是我的學生了，以后我開的課你都要來聽，就叫我黃先生吧。從此我便入了黃門，跟黃先生工作、讀書八年，使我得窺學問的門徑。多年來不敢稍事懈怠，最終雖未繼續從事學業，但也未曾辜負先生教誨之情。

黃先生學識廣博，治學貫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錄學、古籍整理等領域被公認為大家，其他諸如古典文學、碑刻學以及詩詞、書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樹。用先生自己的話說，是“都寫過自認為過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適的話則是，“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黃先生自言沒有“家學”，但“學有師承”。他的多位老師，呂思勉、顧頡剛，還有先是老師、后來成為岳父的童書業先生，都是公認的一流學者或曰學術權威。黃先生是讀其書而慕其人，對老師充滿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寫過不少與陳寅恪商榷或補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就發表了《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文章發表后把剪報寄給陳先生，陳先生讓夫人唐筼代筆作復，還附贈了陳先生剛發表在《清華學報》的《長恨歌箋證》抽印本。黃先生總說：跟老師，主要學的是治學態度和方法。

黃先生極其聰明，興趣范圍廣，欣賞境界高，做學問往往用常見史料于人熟視無睹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許多領域都頗有建樹且有深入研究。黃先生早年研究過先秦史，熟讀前四史，《左傳》更熟到大體能背誦。但他另辟蹊徑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點兒北齊、北周政治，一來避嫌怕人說剿襲老師，二來也避免重復。顧先生兼治歷史地理、民俗學，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繪畫史，而黃先生涉及書法、碑刻學，還有版本目錄之學；哲嗣壽成師兄有黃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學問也盡量避開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晉南北朝，并繼承了其父的碑刻學、目錄學，也懂版本，現在是陜師大的歷史教授、博導。

師母童教寧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師，童書業先生的大女兒。黃先生跟我講，做了童先生的學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兒童教寧許配給黃先生。那時黃先生和師母還沒見過面，因童先生說了就馬上答應，但回答說要請示母親。童先生便拉開抽屜翻來翻去，找出了一張指甲蓋大小的師母小姑娘時候的照片，讓黃先生寄到常州給母親看，黃先生的母親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閨女沒有兒子，對黃先生疼愛有加，一直當兒子看待。童師母后來一直住在陜師大，我去黃先生家時，總是太師母來開門。

黃先生培養學生，要求極嚴，對我也一樣。一入師門就讓準備兩個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寫讀書札記，他要檢查。第一年重點讀《四庫提要》，還要和其他經部、史部要籍的閱讀同時進行。古人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學者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但讀《四庫提要》不能代替讀原典，這也是老輩學者共同的讀書經驗。鄧廣銘先生早就提出過治史的四把鑰匙：目錄、年代、職官、地理。顧廷龍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序中稱“不習目錄”、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見到好書也會入“寶山空返”。那時的一些研究生被稱為“九三學社”，即早上睡到九點，下午睡到三點。先生便經常下午兩點過了就去敲宿舍的門，把他們都叫起來讀書了，他才到辦公室工作。黃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獻的，開有“史料學”課，很講究文獻的使用，寫文章時哪些書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講究。他常說，翻開一本書，只看注釋的書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們寫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氣丟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學領域引入西方各種理論，以改變研究方法。黃先生不以為然，他重實證，也并非不重視理論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和顧頡剛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來也教過馬列主義。先生是要求結合實際，不管什么理論，都要有史料支撐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拿理論亂套歷史事實。為此，他請順訪西安的美籍華人、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汪榮祖教授，來講西方史學理論，重點要強調國外也并未奉所謂“三論”為圭臬。幾十年后，我在北京帶汪先生去藍旗營看辛德勇兄的藏書，聊起當年他來西安講學，還提到黃先生讓他講美國史學界未用“三論”研究歷史的往事。

黃先生喜歡與人聊天兒，聊到高興處便問：“人都說我像演情報處長的陳述，怎么樣？”歪著腦袋咧嘴笑著，“像吧。”那神氣，極像天真的小孩兒！他所謂的聊天兒，是聊掌故逸聞，也品評人物、討論問題及治學方法和選題。聊天兒便是一種教學方式，還是前輩學者傳授知識的重要途徑。其形式活潑，點化啟智，無拘無束。據說當年黃侃就常帶學生漫游，白天訪古觀今，晚上圍坐喝酒聊天兒，酒喝完了，課也便上完了，學生回去睡覺，老師又接著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經。我同學宋林生的父親是西北大學的宋漢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畢業于西南聯大。帶的學生如費秉勛、陳華昌、賈三強等，也是如此教學。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讀各的書，各寫各的文章。每學期來了談假期的見聞和讀書心得，先生加以點評，再布置些書回去讀，寫讀書札記，有了心得來和先生匯報交流，先生則給予指導。黃先生常感嘆現在的學生，達不到這種水平，這種教學方式也行不通了。

黃先生很嚴厲，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對的事，他看不慣一定要說、要罵！說黃先生罵人，包括陜師大一直流傳的先生在教學樓關燈、關水龍頭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經歷過困難時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著長明燈、學生食堂門口的龍頭長流水，那是一定要去關的，對那些視而不見的老師和同學也是要訓的。一九七七年國家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試用了一段兒就廢止了，可學校發的文件中把副校長、副教授的“副”字還打印成“付”，辦公樓里副校長門上掛的牌子仍寫作“付校長”，黃先生多次找到校長辦公室去批評教育他們，直到文件和門牌上不再出現廢止了的簡化字為止。他對研究生論文要求也很嚴格，往往指出不足、嚴厲批評，絕不敷衍。學生們都很緊張害怕，但他批評從嚴，只要不是原則問題，一般都放行過關，目的是幫助學生們提高。他總說：誰都是從學生過來的，都需要不斷地提高嘛。

黃先生招收歷史文獻學研究生，復試時請郭子直先生一起參加，叫我來記錄。我就經歷了一次次嚴肅的場面，比考我要驚心動魄多了。那些年，人們知識貧乏，可讀的書也極少。一般大學畢業生多數也就讀過流行的幾部《中國通史》，所謂的歷史知識不過是些死記硬背的教材段落而已。黃先生不同，他主張讀原著或經典史學名著，如陳寅恪、呂思勉、顧頡剛等先生的專著，是那些由鮮活的人物和事件組合起來立體而可感知的真東西，對考生回答讀過哪些史學名著時只知道幾部通史，大為光火：這不能算史學名著！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說起，當年參加復試的同學，仍清晰記得黃先生大發雷霆。還說，我坐在旁邊，一臉正經也裝成很威嚴的樣子。

黃永年先生在書房兼臥室

黃先生一九八八年成了全國人大代表。頭年十月上旬，黃先生出差不在，校統戰部的老同志常福生讓我寫一份材料，說學校準備推薦黃先生做下一屆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交給他時，老同志用陜西方言千叮嚀萬囑咐：一定嫑告訴你黃先生，喔老漢脾氣大，萬一莫（沒）弄上，可要到處噘（罵）人呢。事后我也就再沒提過這事兒。到第二年寒假后，報上登了陜西省參加第七屆全國人大的代表名單，黃先生看到有他的名字，還問我是不是有重名的人，我才說肯定是他，并告訴他之前學校報過材料，是我寫的。黃先生歪著腦袋抿著嘴又露出了“情報處長”的笑。黃先生雖個子不高，但風度瀟灑：戴一副黑邊半框眼鏡，表情祥和；胡子不多，但每天刮得干干凈凈；頭發雖說不上濃密，但幾乎沒有白發，梳著整齊的偏分；冬天戴皮帽子，春秋時戴鴨舌帽，不知什么原因，后來就不戴帽子了；衣服清爽整潔，常穿中山裝，后來喜歡穿西服打領帶，冬季也穿藍色中式對襟棉襖圍羊毛圍巾，晚年也穿羽絨服；皮鞋總是一塵不染，夏天是丁字涼皮鞋，頗有點上海老克勒的味道。先生的辦公桌和家里的書桌也整整齊齊，一塵不染。書架上的書都碼放得井然有序，位置固定，閉著眼睛都能取得到。從來不在書上亂寫亂畫，最多用鉛筆做個記號或批注少許文字，也從不折頁折角。現在的新書在近書脊處有壓痕，便于翻開而使封面不折出裂紋。過去沒有，先生看書時，要在接近書脊處拿尺子比著，用大頭針輕劃一道，還不能讓針尖劃破封面紙，翻開形成整齊的折痕再看。精致講究，愛書如此，讓我十分驚訝！給朋友送書簽名，有時字的豎畫寫歪了，便用刀片刮去，再用大拇指甲把刮毛的紙磨平了重寫。黃先生記憶力超強，這可能有遺傳。壽成師兄也記憶力極好，看書過目成誦，什么亂七八糟的事也都多年不忘。黃先生一輩子酷愛讀書、博聞強記。讀得快，記得牢，知道得多。做學問從不抄卡片，史料全在心中，用時一翻就能找得到。最多在書中加個小紙條，以備不時之需。但不要以為先生只看正經學術書，文史資料、當代小說也照樣看。所里訂的報刊由他去取，就是先睹為快。他經常對我們說：晚上在枕頭旁邊放一本《史記》或者《通鑒》，睡不著時看嘛。你看，說得多輕松！《史記》《通鑒》這些書，我們用整塊時間看都很困難，哪兒敢睡到床上看！一次先生感冒了，讓我給他找本有趣的書回去休息，我取了一冊臺灣聯經版的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天先生來了就給我講那本年譜上胡適的往事，頭頭是道。和我聊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蘇州舊書肆上見到的善本古籍和碑帖，遇到的哪個師傅，可以細述每個書店的每一種書，包括書店來歷、位置、經營特色以及書名、版本、品相、冊數、價格乃至當時書店的陳列狀況，仿佛就在眼前。有位研究生寫畢業論文，遇到一條史料，不知何處去找。先生告訴她樓上資料室哪個架子上有本什么書，大致在哪部分。她上去不一會兒下來，竟然順利查到了。這都是我的親歷，絕非神話！黃先生晚年孤獨、寂寞，他說無書可讀、沒人可以請教問題，也沒有了歪著腦袋的“情報處長”之笑，眼神兒里流露出孤寂和無奈。他說：我老了，夜里睡不著，想找點什么書來翻翻，可是，現在的這些書和文章，水平能達到陳寅恪先生那樣的沒有了。老朋友一個個走了，周紹良、啟功先生相繼去世，看書遇到問題也沒人可以請教、沒人可以聊天了。我建議他寫點兒回憶錄，把他經歷的我們不知道的有趣的事寫下來。他說寫不動了，我說，那就口述，我每周來一次做記錄。他頭腦還很清楚，知道我在工作還很忙，難以做到。后來二強兄找了學生，帶錄音機去給他錄過兩次，也不了了之了。我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像當年和你們聊天兒，說的你們大多能領悟，想不起來的人名地名，你們有時也能提醒。對著錄音機自言自語，實在說不下去啊。我請他再吟誦李商隱、白居易的詩，就像當年在辦公室和我聊唐詩時吟唱的，低回婉轉。越音抑揚頓挫，吳語淺吟低唱，似詩又像歌，韻味無窮。時間過得真快，今年應該就是黃先生百年冥誕了。這些過去了的往事，仍將成為陜師大校園中口口相傳的美好神話。

（節選自《際遇中的那些先生》，詳見《美文》2024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