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重要表態，日本又退了半步，高市早苗已被內定為替罪羊？

這兩天，日本的事情又有了3個重要變化，很可能意味著，高市早苗已經被內定為替罪羊。那么，事情會不會很快迎來戲劇性的結局呢？

日本人究竟是又在玩花樣？還是真的要服軟認錯了？他們很狡猾，我們要警惕啊。

事情的起因還要追溯到11月7日那場足以載入外交反面教材史冊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

當時的場景如今看來充滿了諷刺意味：面對立憲民主黨議員關于“臺灣局勢”的敏感追問，擺在高市早苗面前的，原本是一份由內閣秘書處字斟句酌、反復推敲過的標準答辯稿。

那上面清楚地寫著安全系數最高的“官話”——對于假設性問題不予置評。這是一條雖然無趣但絕對安全的外交紅線。

也許是急于鞏固自己“鐵娘子”的人設，也許是長期以來在右翼圈層的追捧中迷失了方向，高市早苗在這個決定性瞬間，選擇推開了那份救命的稿件。

她脫稿而出的，是一句震驚四座的豪言：一旦臺灣出現緊急狀況，將被直接認定為關乎日本生死存亡的“存亡危機事態”。

這不僅意味著外交口徑的根本性崩塌，更赤裸裸地暗示了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性，直接一腳踩爆了中國最敏感的神經。

這之后發生的一切，本該是作為一國首相與內閣共同承擔的政治風暴，但詭異的是，這一次，高市早苗發現自己回頭時，身后空無一人。

最先向她揮刀的，恰恰是“自己人”。

將這場“脫稿事故”捅出來的，表面上是反對黨的辻元清美，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嗅出其中的陰謀氣息：如此核心的內閣答辯原稿，如果沒有內部人員的故意泄露，怎么可能精準地流落到對手手中？

緊接著的劇情更是如同排練好一般絲滑，《每日新聞》像是早已蹲守好的獵手，迅速對這一細節進行了獨家曝光。

真正給高市早苗的一擊致命的，是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的表態。

在面對媒體追問時，這位本該為首相擋子彈的大管家，竟然一反常態地沒有進行任何回護，而是通過“蓋章認證”的方式，間接證實了報道的真實性。

這一連串動作傳遞出的政治信號再清晰不過了：整個自民黨高層正在與高市進行“切割”。

他們在向外界，特別是向對岸傳達一個信息——那些瘋狂的言論純屬這個女人的個人發瘋，絕對不代表我們偉大的黨和政府的正式立場。

把“蓄意挑釁”降格為“個人口誤”，這不僅是止損的策略，更是準備隨時將她推下懸崖的預告。

如果說政壇的背叛只是冷酷的權力游戲，那么日本經濟界所遭受的重創，則是實實在在流淌的鮮血。

高市早苗試圖通過對外強硬來賺取政治資本，但她顯然嚴重低估了這一賭局的籌碼究竟由誰來支付。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那份她自認為“勇敢”的賬單，已經變成沉重的枷鎖套在了無數日本國民的脖子上。

數據是不會撒謊的。

根據財務省的初步統計，僅僅是12月的前半個月，作為日本出口創匯拳頭產品的水產行業，對華出口額直接出現了斷崖式崩盤，跌幅超過90%。

這意味著“歸零”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趨勢，更是北海道和宮城縣那些望著滿倉滯銷高級海鮮的漁民們眼中的絕望。

那些原本應該出現在北京、上海高端餐桌上的扇貝和金槍魚，此刻正堆積如山，變成了令人窒息的“燙手山芋”。

但這還僅僅是噩夢的開始。比起冷冰冰的水產集裝箱，更加依賴人氣和流量的旅游業遭遇的是瞬間凍結。

原本日本觀光廳對這個年末旺季寄予厚望，指望著中國游客能帶來這一年最后的百億日元級消費紅利。

現實給出的回應是殘酷的：各大旅行社的電話確實被打爆了，只不過不是為了預定，而是爭先恐后的取消。

哪怕是《日本經濟新聞》這樣長期持保守立場的財經媒體，也不得不撕下溫情的面紗，在社論中罕見地痛批首相“輕率”。

畢竟，靠貿易立國的日本，根本經不起這種因為領導人一句“臨場發揮”就要全社會用身家性命去填坑的荒唐事。

在東京股票交易所，投資者們正在用腳投票。

只要是跟中國市場沾點邊的制造企業，其股價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在這個寒冷的12月連續下挫。

機械、電子零部件等依賴中國供應鏈或市場的行業巨頭們，私下里早就把經產省官員的電話打爛了，不僅是抱怨“生意沒法做”，更是充滿了對未來的極度恐慌。

這就如同日本著名的網絡實業家西村博之那個辛辣的比喻：高市內閣現在的操作，就像是一輛車明明掛著空擋甚至倒擋，駕駛員卻還在瘋狂猛踩油門。

發動機的轟鳴聲確實震天響，制造出的聲勢很大，但這輛名為“日本經濟”的破車，除了在原地空轉燒毀引擎外，只會離崩潰的懸崖越來越近。

而在高市早苗因內外交困不得不低下頭顱承認“造成關系惡化”的第二天，真正的寒意隨著中國駐日大使館的一則通知悄然而至。

12月11日，大使館發布消息，要求所有在日中國公民通過APP進行“海外公民登記”。

對于敏銳的國際政治觀察家來說，這則看似常規的領事服務通知，其背后隱藏的信息量比暫停進口幾噸海鮮要恐怖一萬倍。

這種精確掌握海外人員分布的動作，往往只發生在一種情況下——那就是當一個國家開始不再滿足于口水戰，而是轉入對“極端壞情況”進行底線思維的預案準備階段。

這就是在“清點人數”，是在為可能到來的撤僑或其他劇烈變動做鋪墊。

這一信號無情地擊碎了日本社會那種“只要我忍一忍，事情就會過去”的鴕鳥心態，將危機感瞬間提升到了戰備級別。

此刻的高市早苗，正身陷一個絕對的死局。

雖然她在12月10日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神情疲憊地認了錯，承認旅游和水產正在流血，但這反而讓她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

這種認錯，在日本特有的政治語境下，并不像是求得原諒，更像是在宣讀自己的“政治遺囑”。

若是她想徹底解套，唯一的路是收回那番關于“臺灣”的瘋狂言論。

但這意味著她將親手撕碎自己賴以起家的右翼“人設”。

那些曾經將她捧上高位的極端保守派基本盤，會像餓狼一樣第一個撲上來將她生吞活剝，她的政治生命將即刻終結。

可如果她咬死不松口，繼續像現在這樣僅僅承認后果卻不糾正原因，那么來自中國的經濟反制就絕不會停止。

這就像是一把不知疲倦的鈍刀子，每天都在以此為生的日本企業和國民的大動脈上反復切割。

隨著公明黨因為她的人事專斷而憤然退出，如今的自民黨政府在參眾兩院連半數議席都湊不齊，成了一個徹底的“跛腳鴨”。

在黨內已經被孤立的高市早苗，此時連一個愿意遞給她止血鉗的人都找不到。

所有人的記憶都被拉回到了2012年。那個時候，同樣是民主黨政府的野田佳彥，因為搞了一出“釣魚島國有化”的鬧劇，最終在內外交困中灰溜溜地下臺。

盡管野田那時候還勉強死撐了一年多，但如今的時局與那時相比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現在的中國，其實力和反擊的工具箱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這一次觸碰的是“臺灣問題”這個絕對禁區，反彈的烈度和速度呈現的是指數級的上升。

如今這個信息極度透明、資本流動極度敏感的時代，留給高市早苗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她恐怕連野田那種“慢性死亡”的待遇都享受不到。

在官邸之外，那些手舉“守護漁業”、“拯救觀光”標語的抗議人群，在寒風中越聚越多。

而在永田町的陰影深處，自民黨內那些嗅覺靈敏的派閥領袖們，或許早就在私下的密室里討論好了“后高市時代”的權力版圖。

他們現在唯一在等待的，就是一個合適的時機，把這個早已被內定好的替罪羊正式推上祭壇，用結束她政治生命的方式，來為這場幾乎讓日本經濟休克的失控鬧劇，畫上一個哪怕只是暫時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