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姑娘不外嫁？我傾家蕩產(chǎn)只為搏一個可能

我賣掉了上海的房子，那是父母用一生積蓄給我付的首付。銀行卡里的數(shù)字跳到了三百七十四萬，距離那個神秘門檻還差一大截。中介老金在電話那頭聲音壓得很低：“五百萬，這是最低標準。而且不保證成功。”

“成功率多少？”我問。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晌：“實話告訴你，我經(jīng)手過七個像你這樣的客戶，一個都沒成。但你還是會試的，對吧？你們都這樣。”

是的，我還是會試的。因為六個月前，我在平壤萬景臺少年宮外，見過一個朝鮮姑娘教孩子們唱《祖國的懷抱》。陽光穿過榆樹葉灑在她白色的傳統(tǒng)服飾上，她的聲音清澈得像大同江的春水。她叫宋慧珍，二十三歲，平壤音樂大學畢業(yè)生。

我們之間只有過三次對話，每次都在導(dǎo)游和其他團員的視線范圍內(nèi)。最后一次，在離開朝鮮的前一天，我鼓起勇氣問她：“如果有外國人真心想娶朝鮮姑娘，有可能嗎？”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種我從未在中國女孩臉上見過的純粹與距離。“為什么要離開自己的祖國呢？”她反問，“我的曾祖父在戰(zhàn)爭中犧牲，我的祖父在重建平壤時累垮了身體，我的父親至今仍在化肥廠為國家的糧食安全加班。我們宋家的根在這里，深得拔不出來。”

“如果那個外國人愿意來朝鮮生活呢？”

她的眼神變得困惑：“那他的父母怎么辦？他的祖國怎么辦？一個人怎么能輕易割斷自己的根？”

我啞口無言。回到上海后，她的問題卻像種子一樣在我心里生根發(fā)芽。是啊，為什么我能如此輕易地考慮割斷自己的根？因為我的根已經(jīng)浮在房價、彩禮和攀比的表層土壤上，一陣風就能吹走。

兩個月后，我辭去了工作。母親在電話里哭了三個小時：“你是不是瘋了？為了一個只見過三面的外國女人？”

“不是因為她，”我試圖解釋，“是因為我在這里找不到任何值得抓住的東西。”

母親聽不懂。她繼續(xù)安排相親，最新的一位姑娘要求我在房產(chǎn)證上加她名字，同時簽婚前協(xié)議保證未來十年每年帶她出國旅游兩次。我禮貌地拒絕了，她甩下一句話：“三十四歲還這么天真，活該單身。”

老金的中介公司設(shè)在丹東一棟不起眼的寫字樓里。辦公室里堆滿了各種文件，墻上掛著中朝友好協(xié)會的合影。“首先，你要在朝鮮投資。”老金點燃一支煙，“最好是合資企業(yè)，雇傭當?shù)貑T工。旅游、輕工業(yè)、餐飲——這些相對容易獲批。”

“需要多少錢？”

“看你做什么。一個中型餐館，投資大概兩百萬。但這不是重點。”老金湊近些，煙味撲鼻而來，“重點是，你得讓朝方相信你是‘友好人士’，有長期貢獻的意愿。這需要時間，可能三年，可能五年。”

“那結(jié)婚申請呢？”

“同步進行，但更復(fù)雜。”他遞給我一份模糊的復(fù)印文件，上面有朝鮮語和中文對照，“你需要提供無犯罪記錄、健康證明、財產(chǎn)證明，還有最重要的——朝方配偶單位的政治審核同意書。”

“如果她是教師，就需要教育省批準；如果是醫(yī)生，就需要衛(wèi)生省；如果是普通工人，則需要所在工廠黨委和上級主管部門的聯(lián)合批準。”老金吐出一口煙圈，“每一關(guān)都可能卡住。而且即便所有章都蓋齊了，還有最后的國家安全審核。”

我感到一陣眩暈：“這不可能。”

“所以我說，我經(jīng)手的七個客戶都沒成。”老金掐滅煙頭，“但總有人想試。你知道為什么嗎？”

我搖搖頭。

“因為絕望。”他直視我的眼睛，“在中國結(jié)不起婚的男人，把朝鮮姑娘想象成救贖。但她們不是商品，她們是人，有家庭、有祖國、有信仰。你如果真的愛一個人，會要求她割斷所有這些聯(lián)系嗎？”

我?guī)ё吡死辖鸾o的文件，在鴨綠江邊坐了一下午。對岸就是朝鮮，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有宋慧珍和她的祖國。我打開手機，翻看那次旅行中偷拍的她的照片——其實只有三張，而且都是背影。

我突然意識到，我愛的可能不是具體的宋慧珍，而是一個符號：一個不被物質(zhì)腐蝕的愛情象征，一個簡單純粹的婚姻幻想，一個對我所處現(xiàn)實的徹底否定。

但我已經(jīng)走得太遠了。房子已經(jīng)賣掉，工作已經(jīng)辭去，我在家人朋友眼中已經(jīng)成了瘋子。如果現(xiàn)在回頭，我將一無所有，除了一個笑話。

我撥通了老金的電話：“我想去朝鮮實地考察投資環(huán)境。”

“旅游簽證容易，但商務(wù)簽證需要朝方邀請。”老金說，“我可以安排，但需要錢。”

“多少？”

“十萬，包含一切‘打點費用’。”

我轉(zhuǎn)了賬。兩周后，我再次踏上了平壤的土地。這次不是旅游，而是以“潛在投資者”的身份。接待我的是朝鮮貿(mào)易省的一位官員，姓樸，四十多歲，英語流利，態(tài)度禮貌而疏離。

“李先生對哪些領(lǐng)域感興趣？”樸先生問。

“餐飲業(yè)，”我按照老金的建議回答，“特別是中朝餐廳。接下來三天，我被安排了參觀幾個可能的店址，見了幾個潛在的當?shù)睾匣锶恕Ｃ總€人都彬彬有禮，但每個人的眼神都在評估：這個中國人到底想要什么？

第四天，在參觀完平壤第一百貨商店后，我忍不住問翻譯：“如果外國投資者想在朝鮮結(jié)婚，政策允許嗎？”

翻譯的表情瞬間凝固，他低聲用朝鮮語和司機說了什么，然后轉(zhuǎn)向我：“李先生，這個問題不在本次考察范圍內(nèi)。”

當晚，樸先生來到我酒店房間，表情嚴肅：“李先生，我們歡迎真心實意的投資者，但我們必須澄清：我國的婚姻政策非常嚴格，外國公民與朝鮮公民結(jié)婚的案例極為罕見，且需要最高級別的批準。”

“如果我投資五百萬呢？”我愚蠢地問。

樸先生的眼神變得冰冷：“朝鮮的女性不是可以購買的商品。如果您帶著這樣的意圖，我想我們的合作沒有必要繼續(xù)了。”

我被要求提前離開朝鮮。在機場，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宋慧珍，她正帶領(lǐng)一個新的中國旅游團。我們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她愣了一下，隨即恢復(fù)了職業(yè)性的微笑，朝我微微點頭，然后轉(zhuǎn)向她的團員：“請大家這邊走，我們將乘坐高麗航空...”

我站在原地，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安檢口后。那一刻，我明白了老金的話：絕望會讓人盲目。我跨越國界尋找的救贖，其實是對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文化、另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冒犯。

回到丹東的那天，老金來見我，退回了八萬塊錢：“朝方退了‘打點費’，只扣了兩萬。他們讓我轉(zhuǎn)告你：朝鮮不賣新娘。”

我在鴨綠江邊租了一間小屋，每天看著對岸的炊煙升起又落下。手機里有母親發(fā)來的幾十條未讀信息，最后一條寫著：“兒子，回家吧，房子我們可以再買，工作可以再找。媽媽只想要你快樂。”

三個月后，我收拾行李準備回上海。在江邊最后散步時，我遇到了一個中國男人，五十多歲，滿臉風霜。

“看你在這轉(zhuǎn)悠好久了，”他遞給我一支煙，“也為朝鮮姑娘來的？”

我苦笑點頭。

“我二十年前娶了一個，”他說，“從邊境偷跑過來的。我們過了十年，有兩個孩子。”他吸了口煙，“后來她被發(fā)現(xiàn)了，遣返回去。我再也見不到她和孩子們。”

“你沒試過去找她？”

“怎么找？”他的眼睛紅了，“我連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邊境那邊的世界，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團迷霧。”他掐滅煙頭，“小伙子，聽我一句勸：愛情不需要跨過國界去找。你眼前的土地上有四萬萬女人，總有一個能和你一起種下屬于你們的根。”

回上海的高鐵上，我打開了久違的相親網(wǎng)站。這次，我沒有篩選房產(chǎn)、收入、戶籍。我只是瀏覽那些真實的笑容，讀那些普通的自我介紹：“喜歡看電影”“周末愛爬山”“希望找一個能一起做飯的人”。

在第一百零三個檔案里，我看到一個小學音樂老師的資料，她寫道：“我相信婚姻是兩個靈魂的合唱，不需要昂貴的樂器，只需要真誠的聲音。”

我盯著那句話看了很久，然后點下了“打個招呼”。

窗外，中國的大地飛速后退，肥沃、復(fù)雜、充滿可能。我忽然明白了宋慧珍的問題的答案：一個人不能割斷自己的根，但可以更深地扎根，直到觸碰到水源，直到能與另一株根相互纏繞，共同抵御風雨。

朝鮮姑娘不外嫁，這本就是她們的尊嚴所在。而我，不需要傾家蕩產(chǎn)去搏一個虛幻的可能，只需要在我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一個愿意和我一起向下扎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