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從小就給我灌輸“等價交換”的思想,
讓我想要什么必須自己掙。
洗一次碗五毛,拖一次地一塊,考一百分獎勵五塊。
為了買到那雙心儀的白球鞋,我撿了三個月的廢品。
在這個家里,我活得像個按件計費的小時工。
直到高三那年,我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在早讀課上暈倒。
醫生建議加強營養,媽媽卻在病床前跟我算賬:
“住院費三百,醫藥費兩百,宋舒慈,這都要記在你以后的彩禮賬上。”
扭頭我在隔壁床看見一位身著校服的學生正被她媽媽一口一口的喂雞湯,還心疼的直掉眼淚。
那一刻,我十八年的世界觀崩塌了。
原來不是所有孩子都要靠干活才能換來父母的愛。
出院后回家,我看著弟弟腳上那雙幾千塊的球鞋,終于醒了。
我撕掉了那張全家福,毫不猶豫地填報了離家最遠的大學。
十年后,媽媽打電話哭訴弟弟騙光了她的養老金,還把房子賣了和女友遠走高飛。
她成了孤寡老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笑著扔給她一塊抹布:
“想住房子?行啊,擦一塊玻璃五毛錢,自己掙房租。”
消毒水的味道刺入鼻腔時,我的意識才逐漸回籠。
映入眼簾的是我媽那張比天花板還冷的臉。
“醒了?”
她眼皮都沒抬一下,手指在計算器上按得噼啪作響。
“醫生說你是低血糖加營養不良,沒什么大事。”
“住院費三百,檢查費一百八,藥費一百二,宋舒慈,這筆錢我先給你墊上。”
她抬起頭將計算器屏幕轉向我,上面顯示著數字“600”。
我的嘴唇干裂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早讀課上,我正背著英語單詞,眼前一黑就栽了下去。
失去意識前,我最后的念頭是,這個月的全勤獎沒了。
沒錯,為了激勵我學習,我媽規定一個月不遲到早退,獎勵五十塊。
可這五十塊,還不夠她給我算的這筆住院費的十分之一。
“媽...”我掙扎著想坐起來。
她皺著眉按住我:“別亂動,弄壞了儀器又要加錢。”
就在這時,隔壁病床傳來一陣溫柔的絮叨:
“慢點喝,別燙著,沒人跟你搶。”
我扭過頭去看見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穿著同款校服,正靠在床頭。
她媽媽端著一個保溫桶,一勺一勺地吹涼了雞湯,再喂到她的嘴邊。
“媽,我都多大了,還讓你喂。”女孩有點不好意思。
“多大也是我閨女!”她媽媽用手背擦了擦眼淚,聲音里全是心疼,
“你看你這小臉白的,高三累成這樣,回家媽天天給你燉湯補,學習哪有身體重要,大不了
咱不考了,媽養你一輩子!”
女孩笑了笑,眼里泛著亮光。
我看著那碗熱氣騰騰的雞湯,胃里一陣翻江倒海的酸楚。
我長這么大,別說雞湯,連臥個雞蛋都得拿“家務券”去換。
掃地一次,一張券;洗全家衣服,三張券;一張券,價值五毛,一個水煮蛋,需要兩張券。
這就是我媽的“等價交換”法則。
在這個家里,愛是奢侈品,是需要明碼標價換取的。
我媽見我直勾勾地盯著隔壁,撇了撇嘴,
“看什么看,人家那是公主命,你就是天生的賤命,不讓你自己掙,誰給你飯吃?”
她的話像淬了毒的針,精準地扎在我最痛的地方。
隔壁床的母女瞬間安靜下來,向我投來了同情的目光。
原來,我生來就該是個按件計費的小時工。
原來,真的有那種不計成本、不求回報的母愛。
我緩緩閉上眼,將涌到眼眶的淚水逼了回去。
看著我媽那張刻薄又理所當然的臉,平靜地說:
“媽,你放心。”
“這六百塊,還有你養我這十八年的所有花銷,我會一分不少地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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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那天,我媽把我扔在公交站,自己打車走了。
理由是:我已經墊付了六百塊,沒錢再為你浪費二十塊打車費。
我捏著口袋里僅有的兩塊錢硬幣,坐了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回家。
推開門,我那個小我兩歲的弟弟宋家明,正穿著一雙嶄新的阿迪達斯限量款球鞋,在客廳里
走來走去。
“姐,你看我這鞋帥不帥?兩千多呢!”他一臉得意。
我看著那雙鞋,又看了看自己腳上那雙洗得發白、鞋底快磨穿的帆布鞋,什么都沒說。
那是我用撿了三個月廢品的錢,換來的二十塊錢的“高檔貨”。
我媽從廚房探出頭,看見我立刻拉下了臉:
“死回來了?還以為你死在醫院了,趕緊的水池里的碗堆成山了,洗了給你記兩塊錢,就
當給你攢大學學費了。”
她一邊說,一邊溫柔地看著宋家明:
“我們家明穿著真帥,像個大明星,走,媽帶你去吃肯德基。”
宋家明歡呼一聲,路過我身邊時故意踩了我一腳。
“看什么看,窮鬼。”他小聲嘀咕。
我低下頭,看著鞋面上那個骯臟的腳印,慢慢攥緊了拳頭。
這不是第一次了。
記憶里,這種對比從我記事起就存在。
小學三年級,隔壁班的小花穿了一條帶蕾絲邊的粉色公主裙,我羨慕得不行。
回家拉著我媽的衣角撒嬌,求了她一個晚上。
她正在看電視,眼皮都沒抬:“想要?行啊,那裙子八十,你自己攢。”
我翻出餅干盒做的存錢罐,倒出所有的零錢,數了三遍,才二十六塊五。
全是我幫家里跑腿買醬油、刷馬桶、倒垃圾,一毛一毛掙來的血汗錢。
“不夠。”她說。
“想要就把地掃了,給你記五毛,什么時候攢夠了,什么時候買。”
為了那條裙子,我像個瘋了的小陀螺。
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搶著干活。
冬天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像冰碴子,我的手生了凍瘡,又紅又腫,裂開一道道細細
的口子,沾水就疼。
我媽看見了,只會從抽屜里扔給我一盒廉價的蛤蜊油。
“涂上,別耽誤干活,看你這么可憐,今晚洗碗給你漲到兩塊五。”
多出來的五毛錢,在那時的我看來是天大的恩賜。
我花了整整四個月,終于攢夠了八十塊。
當我把那堆零錢興奮地捧到她面前時,她數完卻皺起了眉:
“現在天都冷了,買什么裙子?浪費錢,這錢我先替你存著,回頭算你下學期的書本費。”
那年冬天,我依然穿著袖口磨破的舊棉襖。
而宋家明,正穿著剛買的新款羽絨服,在雪地里打滾。
我忍不住問:“媽,弟弟為什么不用干活就能穿新衣服?”
她一邊給弟弟拍身上的雪,一邊理所當然地說:
“他是弟弟,是男孩子,將來要頂門立戶的,跟你不一樣。”
那時我不懂,什么叫不一樣。
我只以為,是我干的活還不夠多,攢的錢還不夠換來那種“免費”的特權。
現在我懂了。
在她的世界里,兒子是家人,是投資。
而我,是外人,一個掙生活費的工具。
我走進廚房,看著堆積如山的油膩碗碟,我把手伸進刺骨的冷水里。
洗完后,我拿出藏在口袋里的賬本,一筆一劃地寫下:
“高三,暈倒住院,欠款600元。”
“目標:逃離這里。”
“第一步:考一個最遠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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