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媽媽養8個娃，上著班，孩子全是精英學霸！怎么做到的？

在大部分家庭都在“內卷”和“雞娃”的時候，我們似乎總是焦慮于如何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在法國，有這樣一個擁有八個孩子的“神仙家庭”，家里的晚餐桌上，父母正為了女兒的前途發愁，但這并不是因為她考砸了，而是一個極其“凡爾賽”的煩惱——女兒同時考上了巴黎綜合理工學院（Polytechnique）和巴黎高等師范學院（Normale Sup'），這兩所都是法國最頂尖、最難進的名校，就像北大和清華，到底該選哪一個？

哎，這就是克勞德爾（Claudel）夫婦的日常。

這對名為伯努瓦（Beno?t）和瓦萊麗（Valérie）的夫婦，仿佛掌握了某種教育的“煉金術”。他們養育了八個孩子，不僅個個多才多藝，至少精通三門語言，而且在學業上幾乎全是“頂配”：

三個孩子畢業于被稱為“法國精英搖籃”的巴黎綜合理工（其中還有兩個是女孩，這在以理工科著稱的該校并不多見），兩個畢業于歐洲最頂尖商學院HEC，一個從巴黎礦業學院畢業，還有一個是醫生，哪怕是那個“最不走尋常路”的孩子，也就讀于法國最好的法學院——阿薩斯大學。

孩子們個個都有一份輝煌的履歷，我們很難不產生好奇：這是基因的彩票，還是教育的奇跡？是嚴苛的斯巴達式訓練，還是有什么不為人知的秘訣？

當記者走進這個家庭，試圖尋找那些所謂的“成功公式”時，排行第五的女兒克萊爾卻笑著給大家潑了一盆冷水：“你們是想來挖掘我們的遺傳天賦嗎？我們并不是天才，我們只是非常努力。”

克萊爾如今三十多歲，也是巴黎綜合理工的畢業生，已婚并即將成為四個孩子的母親，在一家CAC 40（法國股指）巨頭企業工作。

在她看來，雖然兄弟姐妹們確實有些天賦，但真正的核心在于驚人的工作量。

這聽起來似乎回到了“勤奮”的老生常談，但克勞德爾家的“勤奮”并非源自父母的鞭策，而是源自一種更為深刻的力量——榜樣。

父親伯努瓦是工程師，也是巴黎綜合理工的校友；母親瓦萊麗則是數學老師。有人可能會說：“看吧，這就是基因，而且當老師的媽媽肯定懂得怎么輔導孩子。”

但事實也沒有如此簡單。作為一名曾在教育優先區（ZEP，即教育資源相對薄弱、挑戰較大的區域）執教的數學老師，瓦萊麗在生養八個孩子的過程中，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工作。

“我的祖父常問我，既然家里孩子這么多，為什么不辭職算了？但我無法想象把我的教育熱情只留給自己的孩子，”瓦萊麗這樣說道。

于是，常年以來，這個家庭的神奇畫面就是：每天放學后，瓦萊麗把孩子們聚在餐廳的長桌旁，那是家里的“指揮中心”。

她在桌子一頭備課、批改作業，孩子們則圍坐在四周做自己的功課。

沒有大吼大叫，沒有由于盯著寫作業而產生的劍拔弩張，只有一種自然的、共同奮斗的靜謐氛圍。

母親就在那里，專注而投入地工作，這種無聲的身教，比任何“你要努力”的說教都更有力量。

在這個家里，信任是比監督更有效的工具。

瓦萊麗是一個超級有條理的“指揮官”，家里的冰箱上貼滿了各種計劃表。但執行的關鍵在于“放權”。

孩子們從小就要學習自我管理，比如練樂器——這是家規，每天必須練。

為了讓他們學會負責，母親設計了一套貼紙制度：練得好貼綠色，覺得還能更好貼橙色，練得糟糕貼紅色。

每周有一天可以“放假”不練。

大女兒西比爾回憶道：“每個人都是自主管理的。一切都建立在自覺和責任感之上。”

甚至連收拾屋子這種瑣事，母親也想出了絕妙的辦法：她在樓梯的臺階上寫上每個孩子的名字，誰亂丟的衣服就被放在誰名字的那一級臺階上，孩子路過時必須自己拿回房間。

如果說母親提供了架構和秩序，父親伯努瓦則注入了精神內核。這位剛剛退休的工程師，對教育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堅持用“成年人的尊嚴”來對待孩子，哪怕他們還很小。

“我的角色就是告訴他們：‘一切皆有可能，你能做到。’我要把他們推向自我之外，去觸碰能力的極限，”伯努瓦說。

有一件小事特別能說明這種父愛。當其中一個兒子在初三遇到數學考得特別差時，伯努瓦沒有責罵，也沒有花錢請家教，而是提議：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父子倆一起復習。這持續了一周。

伯努瓦后來回憶說：“這確實幫他開了竅。但我認為，哪怕我們當時是一起捏橡皮泥，結果也會是一樣的。關鍵在于我們在一起努力，這讓他找回了自信。”

你看，這就是克勞德爾家的智慧：在孩子遇到困難時，他們提供的不是壓力，而是陪伴和托底的信心。

在這個家庭里，糟糕的成績單從來不會招致懲罰或羞辱。

瓦萊麗深知學校生活占據了孩子大部分時間，父母的關注點不應只是分數，而是孩子的每一天過得如何。

只要孩子盡力了，哪怕考砸了，父母也是那個幫忙分析問題、尋找對策的盟友，而不是審判官。

大女兒西比爾至今記得小時候拿著一張并不光彩的成績單回家時父親的反應。父親不僅沒有生氣，反而笑著說他在這個年紀還沒考得這么好。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小心翼翼地呵護了孩子的自尊心，讓他們相信自己依然優秀。

除了學業，這個家庭最與眾不同的一點，是他們對世界的開放態度和對“舒適區”的挑戰。

因為父親的工作變動，這一家人曾在歐洲、亞洲、美洲多地生活。每到一處，父母都堅持讓孩子入讀當地學校，而不是國際學校，這不僅讓他們掌握了多門語言，更練就了極強的適應力。

而在孩子讀初中時，父母還會特意安排他們獨自去國外生活一年，去冒險，去成長。

大女兒西比爾14歲那年，被送到了英國的一所寄宿學校，而當時父母住在葡萄牙。想象一下，一個14歲的女孩，發現自己的室友是一個熱衷于“性、毒品和伏特加”的叛逆少女，這是多么驚悚的開局。

當西比爾驚慌地打電話告訴母親時，瓦萊麗沒有驚慌失措地把女兒接回來，而是平靜地說：“你自己選擇，是回家還是留下。”

這種近乎“狠心”的信任，其實是最大的放手。母親相信女兒的判斷力，也相信她能處理好復雜的環境。西比爾后來感慨：“母親完全沒有焦慮，她信任我。正是這種信任，逼著我們要表現得配得上這份信任。”

然而，如果僅僅是培養出一群名校畢業生，這個故事可能只會流于俗套的“精英養成記”。克勞德爾夫婦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對“成功”的定義。

他們督促孩子考名校，不是為了光宗耀祖，也不是為了賺大錢，而是為了獲得選擇的自由，更是為了“服務”。

“我們一直告訴他們，你們來到這個世上是為了服務他人，無論是服務家庭還是社會。不能只想著賺錢和盯著自己的肚臍眼。因為，被給予得多的人，被要求的也多，”瓦萊麗相信這種古老而堅定的價值觀。

這種“愛與服務”的理念，源自他們深受影響的耶穌會教育傳統，也貫穿于孩子們熱衷的童子軍活動中。在他們看來，真正的領袖力是“有德行的領導力”，是為了集體而奮斗。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長大，這個大家庭內部也出現了代際觀念的碰撞。

年長的幾個孩子，依然在傳統的精英軌道上飛馳，在頂尖企業擔任高管，忙碌于事業與家庭之間。

但年輕一代的孩子，開始對這種單一的成功路徑提出了質疑。

排行中間的克萊爾說：“那種以野心和職業生涯為核心的成功模式，根本不是我的菜。”而在最小的幾個孩子身上，這種尋找人生意義的渴望表現得尤為強烈。

最典型的例子是小女兒瑪麗昂。她也是HEC的高材生，曾在一家法國大集團有著光鮮亮麗的工作。但在結婚生子后，她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辭職，重新去學醫，立志成為一名鄉村醫生。

在這個許多人拼命往大城市擠的年代，瑪麗昂卻因為看到了法國鄉村醫療荒漠化的現狀，決定逆行。正如母親所說：“她選擇了一種簡樸的生活，不追求仕途。這種生活的改變，是她服務社會的一種方式。”

瑪麗昂和她的丈夫深受環境危機的影響，渴望一種更節制、更有人情味的生活，希望把家庭放在核心位置，這在巴黎的快節奏中很難實現。于是，她放棄了高薪，選擇了“服務”。

這一轉變，甚至讓父親伯努瓦開始反思：“也許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給他們灌輸了太多關于功績、努力和高要求的觀念。導致有些孩子到了35歲，發現自己正走在一條并非自己選擇的道路上。”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正是因為父母當初賦予了他們沖擊頂尖學府的能力，這些孩子如今才擁有了“任性”的資本。無論是選擇在商界叱咤風云，還是選擇去鄉村治病救人，他們都擁有絕對的主動權。這不就是教育的終極意義嗎？——通過努力獲得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

在這個充滿焦慮的時代，大家往往把教育簡化為分數的軍備競賽。我們盯著孩子的錯題本，卻忘了盯著自己的背影；我們忙著給孩子報班，卻忘了給他們做一個表率。

克勞德爾夫婦并沒有什么魔法。如果非要總結他們的“秘籍”，我想那是：一種把自己活成榜樣的自律，一種把孩子視為獨立成年人的尊重，以及一種“在這個世界上，你的才華是為了讓別人過得更好”的宏大格局。

他們證明了，通往名校的路，不一定非要鋪滿雞飛狗跳的吼叫。

它可以是餐桌旁安靜陪伴的燈光，是父親清晨六點的守候，是冰箱上那張充滿童趣的貼紙，更是在孩子面對誘惑與困難時，那句堅定的“我相信你”。

或許，當我們不再執著于把孩子打造成某種“產品”，而是專注于點燃他們內心的火焰，并告訴他們這火焰是為了照亮他人時，奇跡，往往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Ref：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huit-enfants-dont-trois-polytechniciens-deux-hec-et-un-medecin-les-secrets-d-education-d-une-famille-hors-norme-20251207

文｜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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