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碗盛滿中國糧——李振聲的農業科技自強之路

原文發表于《科技導報》2025 年第20 期 《 讓中國碗盛滿中國糧——李振聲的農業科技自強之路 》

李振聲是我國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通過回顧李振聲的學術成長歷程，本文梳理了其學術貢獻和科學精神，描繪了他作為戰略科學家所走出的農業科技自強之路。他的科研生涯不僅濃縮了中華民族“以農立國”到“科技強農”的奮斗歷程，更是科學家精神的生動體現。李振聲少年時期經歷饑荒，立下“讓國人吃飽飯”的志向，將傳統“農為邦本”思想轉化為科研動力；他創新應用染色體工程育種技術，攻克遠緣雜交世界難題，將育種周期從幾十年縮短至3年，奠定中國種業科技自立根基；他努力帶領青年科學家“把論文寫在麥田里”，使其團隊接力的“濱海草帶”計劃成為鹽堿地治理先鋒。

李振聲

“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主”，這一貫穿中華五千年的重農思想，奠定了糧食安全在治國理政中的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將傳統重農思想的精髓與當代國情相結合，把糧食安全提升為“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工作，對解決好吃飯問題，時時念茲在茲，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為中國著名的遺傳學家、小麥育種專家，李振聲（中國科學院院士）多年來的工作正是這一囑托的實踐縮影。他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僅是對“以農為本”傳統的科技踐行，更直接呼應了黨的二十大“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的部署，為種業振興、鹽堿地綜合利用等新國策提供了實證支撐。

1 懷揣科學夢想，走上農業研究之路

1931年2月，李振聲出生在山東省淄博市一個貧寒農家。淄博一帶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非常適宜種植小麥。1935年，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專家曾來此調查土質，得出的結論是本地小麥畝產可望達到400 kg。但由于戰亂頻仍、社會動蕩，加之生產力低下，當地農民守著沃土卻往往要面臨饑荒。

20世紀40年代初，10多歲的李振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卻趕上了魯中地區連續3年的大旱。地里寸草不生，人們把榆樹葉都吃光了。對饑餓的切膚之痛永遠刻在了李振聲的記憶里，少年李振聲下定決心，要讓人們不再挨餓。

1948年，輟學的李振聲想在濟南找份糊口工作，偶然看到了山東省立農學院的招生啟事。農學院不僅能上學，還提供免費食宿。李振聲刻苦復習，最終被錄取。他入學時已經是濟南解放以后了，當時學校的風氣和面貌煥然一新，其學業進展也很順利。大學階段，對李振聲影響最大的有2位老師。一位是農學系主任沈壽銓教授（1897—1989年）。在沈教授的課上，小麥進化史中的雜交過程引發了李振聲濃厚的興趣，當學校安排農場實習，他挑選了一種名為野麥子的雜草與小麥進行雜交試驗。盡管未成功，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愿望就此萌發。對李振聲產生重要影響的另一位老師是主講“遺傳學”和“生物統計”的余松烈教授（1921—2016年）。一次遺傳課考試，李振聲沒有記住書本上的標準答案，而是按照聽課時的體會作答。他本以為考得很不好，卻意外得了高分。余老師意味深長地對他說，讀書不能光靠死背，要注重理解，并能用適當的語言表達出來。從此，李振聲不僅懂得了讀書的方法，而且對遺傳學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

1951年大學畢業后，本想在家鄉從事育種工作的李振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工作。他師從土壤學家馮兆林，邊工作邊學習，開展通過牧草種植改良土壤和土壤水分運動規律的研究。在馮兆林的指導下，李振聲在實驗室和試驗地工作了3年半，和同事們一起完成了秋麥地冬灌的相關研究，并負責牧草種質資源的收集、種植與觀察記載。

當時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們非常重視對年輕人的培養，經常請一些著名專家給大家上課。其中對李振聲影響最大的有3位：華羅庚、錢三強和艾思奇。華羅庚先生的話就讓李振聲記憶深刻：“別人起床的時候，我已經學習4個小時了”；“我研究數學是從小學數學教科書的一、二、三、四、五、六冊開始的”，寓意“萬丈高樓平地起”；“要學會讀書”“要能夠把厚書讀薄，掌握其中的精華”。

2 扎根西北，創建染色體工程育種新系統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調集一批科技人才前往西北工作。次年，李振聲積極響應國家發出的“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和10多位同事一起奔赴條件艱苦的陜西武功（現名楊陵鎮）工作。隨著機構變更，1965年，李振聲隨該所植物分類室合并到新組建的西北植物研究所。

到西北后，李振聲利用技術積極為當地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陜西當地農民沒有冬天給小麥澆水的習慣，認為澆麥不打糧，這與李振聲在華北工作期間得到的經驗相悖。于是他決定在村里推廣小麥冬灌技術。根據此前研究，他指導農民在冬季澆水，使小麥產量翻了一番；還總結相關經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推廣這項技術。他認識到：“目前到農村去向農民學習，這絕不意味著研究室、實驗室的工作就不要了，而正是為了使我們更好地去探討和研究那些農業生產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一年，小麥條銹病造成黃淮流域小麥減產多達100多億斤，占當時國家糧食總產量的1/20，周恩來總理號召科學家們要像對付癌癥一樣來對付條銹病。李振聲決定將選育抗病小麥品種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想起此前在北京搜集、栽培的禾本科牧草中，有些抗病能力非常強，完全不受銹病影響，李振聲意識到如果將牧草和麥子雜交，把草的抗病基因轉到小麥中去，就可能產生持久的抗病效果，他由此萌發了從事小麥和長穗偃麥草遠緣雜交育種的最初設想。正如記者后來總結的那樣：“李振聲在西北創業30多年，從黃土高原上蓬蓬勃勃的野草中發現了生命力的強大和旺盛。他決心把野草的生長優勢，引進到小麥身上，讓小麥抗旱、抗病、抗倒伏，在大西北的嚴酷自然環境里獲得豐產。”

做小麥和長穗偃麥草的遠緣雜交，有3大難關擺在李振聲面前，遠緣雜交不親和性、雜種不孕、因2個不同物種性狀差異太大導致雜種后代瘋狂分離。此前也有人做過類似工作，均以失敗告終。憑借非凡毅力和科學智慧，李振聲帶領團隊深入鉆研，通過2次回交，然后進行自交、分離，并進行系統選擇，逐一破解3大難關，最終獲得了基本穩定的雜種新類型，成功培育出高產、抗病、優質的小偃4、5、6號等系列品種，惠及億萬農田。小偃6號使小麥畝產增至400~500 kg，深受農民群眾歡迎。小偃6號大獲成功后，李振聲帶領團隊，再接再厲，育成一系列小麥新品種。

將野生植物的優良基因引入栽培作物，是改良作物品種的有效途徑。要解決這一問題，科學家們寄希望于通過改變細胞染色體來有計劃、有目的地改變小麥的遺傳特性。1954年，美國小麥細胞學家西爾斯（E.R.Sears）在染色體工程方面獲得成功。但是，利用西爾斯的技術，需要在顯微鏡下進行細胞染色體的鑒定工作，工作量極為浩大，因而很不實用。李振聲發現小偃麥的藍色胚乳是建立新的小麥單體系統理想的遺傳標記物。由它作標記，用肉眼也能將小麥的雙倍體、單體和缺體分辨出來。通過繁殖藍粒單體小麥，李振聲獲得大量缺體小麥，進而通過連續選擇，在大量缺體小麥群體中獲得了能夠自花、結實的穩定的缺體小麥，為建立小麥染色體工程育種新方法——缺體回交法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通過缺體回交法，李振聲在國際上首創了一套新的染色體工程育種系統。美國遺傳學會主席、小麥染色體工程研究的奠基人西爾斯給予高度評價。在西爾斯和一批國際知名專家的支持下，第一屆國際植物染色體工程學術會議1986年在西安召開，李振聲作為地方組織委員會主席主持。參加會議的15個國家100多位專家普遍認為缺體回交法是植物染色體工程上的重大突破。與會的美國密蘇里大學肯貝爾（G.Kimber）教授高度評價說：“李振聲是一個組織能力、想象力很強的科學家，他的研究計劃很全面，包括了從應用到理論的所有環節，他的工作（藍粒單體小麥）有極大的細胞遺傳學價值，為今后的植物染色體工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遺傳操縱工具。”

李振聲的成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他先后擔任了西北植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的領導職務。上級組織曾考慮讓他擔任陜西省副省長，為了摯愛的科技事業，他放棄了這樣的機會。當時，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曾專程到他家中去勸說，但李振聲堅持，還是作研究更能發揮他的作用。

3 運籌定策，推進中低產田治理

1987年，李振聲調任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他的視野從田間育種拓展到國家糧食安全的全局。他基于深厚的實踐經驗和宏觀洞察，立足國情，深入研究中國糧食生產潛力、可持續發展路徑等中國農業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主張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的國家農業發展戰略思想，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學支撐。他還親力親為，組織和領導跨區域、跨學科的農業科技攻關，將科學構想轉化為增產實效。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糧食總產量出現了徘徊不前的局面。為解決這一問題，李振聲提出一個對國家具有深遠影響的建議——黃淮海中低產田治理。黃淮海平原作為中華民族的腹地，長期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家就在該地區開展了多項治理鹽堿、風沙、澇洼災害的實驗研究，試點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1987年，上任伊始的李振聲就帶領調研團隊到相關實驗區考察，看到中低產田治理的潛力，認為已取得的大量科技成果可以向周邊廣泛推廣，為國家農業發展做貢獻。

1988年2月，以鹽堿地治理和中低產田改造為主的農業科技領域的“黃淮海戰役”正式打響。李振聲身先士卒，帶領400多名研究人員在黃淮海大地上奔波，一起同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他們在荒郊野外的沙灘上、魚池旁、鹽堿窩建房為家，深入生產第一線，風里來雨里去，治理荒沙、澇洼和鹽堿地。這是“黃淮海精神”的直觀體現，也是老一輩科學家留給后來者的寶貴精神財富。經過6年多的治理，對黃淮海平原大面積中低產田的綜合治理與開發取得顯著成效，增產糧食504.8億斤，鑄就了農業科技協同攻關的典范。2020年，年近90歲的李振聲又提出建設“濱海草帶”的戰略構想，通過種草養畜，實現中國環渤海地區1000萬畝濱海鹽堿地的高效利用，確保中國飼料糧安全。

推動李振聲做這些事，是對國家、對人民的高度責任心。正如他所說：“作為經驗來考慮，我想就是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而自己又能干的事，確實看準了就要先做起來，不要貽誤戰機，只要做好了，就會得到國家的認可。”

4 博大而充實的精神世界

李振聲的精神世界是豐富而崇高的。他出身農家，經常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對農村和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即便獲得了無數科學上的獎項，但他總是說：“真正給我打分的是農民”。他生活儉樸節約、淡泊名利，在得知自己被推薦為最高科技獎候選人的時候，他給所里領導寫信推辭，請求從候選人中去掉自己的名字。對此，他解釋說：“我覺得我的貢獻有限，另外也是獲獎多次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榮譽已經超過了我實際的貢獻，所以我就不想再申請了。”他非常贊同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吳文俊的話：“科學界需要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他說：“如果得獎是對我成績的一種肯定，那肯定一次、兩次也就足夠了。其實，表揚也好、不表揚也罷，我都會一樣用心地去工作。與其將一個人的表揚集中起來，不如多表揚另外一些人不是更好嗎？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得獎后，李振聲將個人獎金全部捐給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作為學生的“助學基金”，努力踐行“榮譽屬于集體，獎金也應歸于集體”的初心，并將“繼續著力培養青年一代，促進他們的工作有更大發展”作為75歲之后給自己定的任務。

李振聲一心為公、不謀私利。小偃6號育成后，增產效果和經濟效益顯著，有很多外地、外單位的人來參觀學習。李振聲說：“我們不搞‘門戶之見’，開展工作較早的單位，幫助開展工作較遲的單位，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于是不管誰來參觀，他都帶領同事熱情接待，毫無保留地介紹闖過3大難關的經驗。收到索要育種材料的來信后，李振聲總是安排同事按照對方需求提供材料。有一次研究室準備的外撥材料用完了，他就把留著自用的材料分出一部分給需要的老專家寄去。老專家得知情況后，激動地寫信道：“你們的心是真誠的，情操是高尚的。”對于藍粒單體小麥這樣的“高端材料”，李振聲也從未想過壟斷。一開始，只是有人試探著來信索要，沒料到李振聲帶領同事大量繁殖并寄給四面八方的單位。小偃4號、6號在《農業科技通訊》上報道后，李振聲的研究室在短期內收到全國10多個省份索要良種的數百封來信，大部分是農民寫的。李振聲和同事們認為這是送上門來的推廣工作，不怕麻煩，經常連夜忙著分種子、縫包裹、印刷回信和技術資料，并且對一斤以下的種子實行免費義務郵寄。有的農民在收到種子后，來信稱贊他們是農民真正的朋友。無論何時，李振聲始終秉持著“為農民解決實際問題”的初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7年2月27日，李振聲獲得200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24年9月29日，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李振聲被授予“共和國勛章”。他的科學成就與精神財富，是激勵新一代農業科技工作者接續奮斗、勇攀高峰的寶貴財富，承載著對糧食安全、農業強國的殷切期許。

5 結語

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布朗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引發世界關注，李振聲用他幾十年的實際行動和同行們一起代表中國人民給出了答案。在2005年4月的博鰲論壇上，他匯集了中國的有關數據，與布朗預測的情況進行對比，結果發現布朗的3個推論都不正確，都不符合中國實際，因此下結論道：“我們相信，憑著正確的政策和科技、經濟的發展，中國人能夠自己養活自己。”

從齊魯大地飽嘗饑饉的少年，到守護大國糧倉的“麥田脊梁”，李振聲用一粒種子改變中國農業的軌跡，更以畢生實踐詮釋了“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的信念精髓。在新時代筑牢糧食安全根基的征程上，他的精神正煥發出歷久彌新的光芒。他的奮斗證明：糧食安全不僅是生存底線，更是大國崛起的戰略根基。

李振聲以麥穗為筆、以泥土為卷，書寫了中國農業科技從“追趕”到“引領”的跨越。在新時代的田野上，他的精神已化作一粒粒“種子”：在青年突擊隊東營鹽堿地的試驗田中，在“藏糧于技”的實驗室攻關里，更在億萬農民豐收的笑靨里。這些用初心與智慧換來的功勛，將永遠昭示：當科學家的赤子之心與民族復興的宏圖偉業交融，便能孕育出最飽滿的麥穗、最堅實的糧倉！

本文作者：高文靜，王以芳，孟令耘*，王傳超

作者簡介：高文靜，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史、科技傳播；孟令耘（通信作者），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史、科學文化、科技傳播。

文章來 源 ： 高文靜, 王以芳, 孟令耘, 等. 讓中國碗盛滿中國糧——李振聲的農業科技自強之路[J]. 科技導報, 2025, 43(20): 136?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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