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得住嗎？——三個“資深志愿填報師”大學生的講述

從如何高考到報考學校、選擇專業，有家長從孩子進入高中就開始奔忙。

一批專事指導咨詢高考志愿填報的機構應運而生，一些人還成了高考志愿“網紅”。

但那些事關孩子前途的機構，真的都靠得住嗎？

時間回到2024年6月一個工作日清晨，此時距離高考出分僅剩一周。

早上10點，小白（化名）踏進杭州一棟寫字樓。他背著雙肩書包，神情有些疲憊，看上去像趕第一節早課的大學生——事實上，當時他也確實是剛放暑假的大三學生——卻要在這里開始自己作為“資深志愿填報師”兼職的第一天。

進入機構安排的會議室，小白從包里拿出前兩天整理的資料：高校專業組對應表、往年投檔線、位次波動區間等，打算在家長到來前再過一遍。雖然出門著急，但他還是按照機構要求提前換上了“成熟一點”的藏青色襯衫。

但他也擔心，略顯松散的襯衫版型和軟質的領口仍暴露自己的學生氣息。

小白的“成熟感”穿搭花費是199元。

十點一刻，第一位家長到了。

門被敲了幾下，一位父親帶著兒子走進會議室。在看到小白的一瞬間，他自然地開口：

“老師您好，我們是預約好來咨詢志愿的。”

這一聲“老師”讓小白愣了一下。入職培訓時那句叮囑隨即在腦海閃回：

“一定不要讓家長覺得你是兼職，要讓他們相信你就是機構的全職老師。”

小白十分清楚他并不是家長以為的那種“資深老師”。機構給他的“人設”，是國內某一流985大學碩士，擁有三年志愿填報經驗。但實際上他只是一個剛交完期末作業，前一晚剛乘高鐵來到陌生城市兼職的大三學生，“從業經驗”沒超過“72小時”，就這樣被推到一個家庭焦慮的決策現場。

但情況容不得他多想，家長和考生就站在門口，等待“專業”判斷。

不到一秒，小白迅速調整狀態，起身做出請坐的手勢，啟動培訓時教過的開場話術：“家長您好，我們先看一下孩子的選考科目和位次情況……”

兩三名正式員工，二十多名兼職“老師”

小白到崗后的兩天里，很快意識到這家機構的實際運作與呈現在家長面前的形象存在明顯落差。與他同期入職的，多是剛放暑假、背著書包來的大學生。他們被告知自己就是“老師”，但機構內家長認為的那種正式老師并不多。

機構辦公區不足百平方米，但高峰期要承接兩百多名考生的志愿填報服務。對外宣稱的“專業團隊”，更像一次暑期臨時擴編。據三位在這一機構兼職的大學生回憶，全年正式員工只有兩三名，主要負責行政、排班、客源獲取、家長溝通和銷售轉化，對外構成所謂的“專業團隊”；而志愿填報咨詢的一線工作，則依賴每年暑期旺季集中招募的二十多名兼職大學生。

阿旺（化名）在浙江讀本科，加入工作群時就注意到，群成員“頭像都很年輕”，真正分配任務的只有兩位正式員工。入職當天，他看到會議室里七八個人圍坐在一起，桌上是同一套志愿政策資料。“我原以為會見到很多有經驗的老師，但大家都在背同一份材料。”

阿霞（化名）從上海來兼職后，也感受到宣傳與現實的差距。走進辦公室他發現，咨詢團隊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生，但入職前他看機構介紹，寫著“資深規劃團隊”“多年經驗”。

機構對外形象與這些兼職大學生的感受截然不同。阿霞回憶，家長端的服務套餐從4000元到1萬元不等，涵蓋“單志愿指導”“全程方案設計”“一對一深度服務”。出分前后最緊張的幾天，加急服務價格還會進一步上浮。時間緊、信息密集、焦慮集中，使得不少家庭愿意為“專業方案”支付高價。

但收費的細節，兼職的大學生并不太清楚。不少人是在實際工作后才逐漸意識到，家長的付費與自己的收入幾乎沒有直接關聯。

阿旺在2024年和2025年連續參與志愿填報兼職。第一年，他拿8000元底薪加少量提成，總收入約1萬多元；第二年取消底薪，改為純提成，服務近18名學生，總收入約1.2萬元。

根據小白提供的兼職合同，若服務人數未滿16人，可領取8000元保底；超過16人后，每多服務一名學生，提成500元。也就是說，兼職老師的收入取決于學生數量，而非家長支付的實際費用。

按受訪者提供的收費區間粗略估算，每一個學生家庭平均付費約7000元，200余個學生家庭可帶來約150萬元收入；而聘請二十多名兼職大學生的成本，約在20萬元左右。

數位受訪者均表示，自己是在實際操作中才意識到所承擔的并非宣傳中的“輔助角色”，而是志愿填報鏈條最前端的直接咨詢者。小白記得，有家長問他從業幾年，他只能以“團隊協作”作答。他認為這并非刻意欺騙，而是難以解釋機構對外宣傳與內部現實之間的差距。

而對阿霞而言，機構要求他們“編造身份”讓他困惑。“我們幾乎都是本科生，卻被要求對外宣稱碩士學歷，且具備三到五年從業經驗。”他曾就此向機構提出質疑，“我當時覺得這不太對，希望他們把話說清楚。”

阿霞在群里公開提出的質疑。

72小時速成：一名“老師”是如何被培訓出來的

數位受訪者也都提到，從通過面試到正式接觸家長之間，機構會安排一次集中“培訓”。但在他們看來，這不是系統性的專業訓練，更像一場幫助迅速完成身份切換的速成過程。

培訓主要包括三部分：當地志愿填報政策說明、志愿填報軟件操作，以及與家長溝通的統一話術。整體時長通常只有一到兩天，具體安排取決于機構排班。

小白回憶，自己通過面試當天便被拉進一個十余人的微信工作群，隨后通過線上會議接受初步培訓，內容集中在咨詢流程和對外表達方式上。“先講位次，再講專業，最后給方案，這是統一順序。”他說，機構反復強調的一點是：在給出方案時必須表現得“非常熟悉”，不能讓家長察覺到臨時查資料。

但在實際操作中，一旦涉及相對冷門的學校或專業，兼職老師往往只能“現學現賣”，或在群里向少數幾名正式員工求助。而這些回復的重點，并不總在信息準確性上，而是以“安撫和說服家長”為目標。例如在介紹部分中外合辦院校時，有時會用“楊振寧母校”等模糊表述來應對家長的疑問。

正式員工在群里回答家長提問。

涉及專業內容的培訓，則由兩名正式員工在會議室集中講解。阿旺印象最深的是PPT中的一句提示：“不要被家長帶著走，要體現專業判斷。”但培訓結束時，他發現所謂“專業判斷”更多來自機構預先整理好的模板，而非對高校和專業的深入理解。

阿霞也有相似感受。他說，培訓的核心并不是講專業本身，而是教他們如何將學生的分數和位次輸入系統，讓軟件自動生成院校范圍，再將結果劃分為“沖、穩、保”三個梯度。“很多專業我之前根本沒接觸過，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真正搞清楚。”他說。

從對政策陌生到能對家長自如解釋，留給兼職老師的準備時間只有幾十個小時。

政策培訓結束后，緊接著是“如何面對家長”。在線下會面家長前，兼職老師被要求盡量把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前準備好。如果遇到不會的問題，要用“回來后我幫孩子做深入測評”等話術暫時擱置。

軟件培訓則更為直接。只要輸入考生成績和位次，系統即可自動生成院校與專業推薦列表。三位受訪者一致提到，系統結果在實際咨詢中占據了很大比重。“系統先給一個框架，我們只是微調，”小白說，“而這些操作，其實很多家長自己也能完成，只要肯花時間。”

培訓中讓小白感到最不安的一句話，是“不要先問孩子喜歡什么專業，要先講哪些專業最好、最熱門”。這一做法與他對志愿填報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在機構話術中，被解釋為“用專業帶動興趣”。

幾位大學生都清楚，自己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掌握志愿填報的復雜性，更不要說為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家庭提供決策咨詢。阿霞說，他能做的，只是盡量把資料理順，把位次分析講清楚，“我盡量不出錯，但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邊界，最怕誤導別人”。

因為被家長投訴而提前終止合同的兼職大學生。

怎么選都可能后悔，志愿填報機構賣的到底是什么？

現在某211高校就讀的姜姜（化名）和兩位室友當年都選擇了購買志愿填報服務。她清楚地記得，成績出來后，讓她感到無所適從的，并不是“有沒有人能幫忙”，而是她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未來要走哪一條路——是畢業后直接就業，還是繼續升學，一切都很茫然。

正是在這種對未來的極度不確定中，她選擇了專業機構。她并不指望對方替自己決定人生，而是希望有人能告訴她一些自己和家人難以掌握的信息：某所學校的專業情況如何、就業前景怎樣、怎么選擇長期看更穩妥。這些“信息差”哪怕只有一點點，在她看來，就是機構的價值。

接受采訪的家長和考生中不少人仍表示，高考依然被視為“可能改變一生的時刻”。一旦志愿落定，選擇仿佛就被按下了不可撤回鍵。這樣的節點上，“萬一選錯怎么辦”的擔憂被無限放大，于是他們希望暫時跳出自身的信息螺旋，在紛雜的信息之外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參照系。

但后來回看這段經歷時，姜姜對“找機構”這件事有了更復雜的認識。她并不認為自己當初是被誤導的，相反，她承認這個選擇本身就包含著一種主動讓渡——把部分決策權交給他人。原因并不只是信息能力有限，更在于她無法在那個年紀獨自承受人生重大選擇的心理壓力。

在她看來，高考之前的12年，投入的不只是時間，還有家庭付出的金錢與期望，而這個過程中她不需要想其他任何事情。當所有努力在一個節點上被集中兌現，選擇本身的代價變得過于沉重。“我不信任自己，”她后來這樣形容當時的狀態，“所以我必須找一個伙伴來和我一起承擔風險。”

在這種心理結構下，商品化服務成為一種看似合理的出口。價格反而成了信任的象征——越貴，越像是一種與付出相匹配的保障。這并不完全是對機構能力的判斷，而是對“有人陪我一起做決定”的需要。

粥粥（化名）的經歷與之相似。她是一名來自高考大省河南的考生。她記得中考時因為成績不理想，父親直呼“一切都完蛋了”，而后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舉家搬遷至陌生城市。高考出分時，她同樣清楚機構不可能完全替自己兜底，方案拿到手后，家里仍會反復討論、權衡甚至調整。但在那個階段，有人幫忙梳理信息、搭建判斷框架，本身就能緩解一部分焦慮。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志愿填報的兩端形成了某種隱秘的對應關系：一端，是那些被迅速推上咨詢臺、被要求在短時間內“看起來很專業”的兼職大學生；另一端，則是剛剛成年的考生，在出分后的幾天里，被推到決定自己人生走向的十字路口。

兩者都在一種“趕鴨子上架”的狀態中：前者被要求迅速承擔專業角色，后者被要求迅速做出重大選擇。

在一篇關于志愿填報機構的報道下，有位網友如此留言：

“報考機構賺的根本不是報考的錢，而是家長和學生的心理支撐錢。”

大部分家長并不迷信機構的服務。

原標題：《我靠得住嗎？——三個“資深志愿填報師”大學生的講述》

欄目主編：張駿

文字編輯：簡工博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徐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