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元/個支架、15%返點、662萬現金……醫藥回扣黑幕全曝光

近期，國家醫療保障局連續通報多起醫藥領域典型違法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從心臟支架每條回扣5000元，到中藥配方顆粒按開藥金額15%返點；從牛皮紙袋裝現金定期送達醫生辦公室，到篡改基因檢測報告騙取醫保報銷——這些被法院判決書確認的細節，揭開了醫藥購銷環節長期存在的灰色利益鏈。

這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一場系統性、跨區域、貫穿藥品耗材全鏈條的腐敗圖景。國家醫保局明確指出：此類行為“本質上是通過給予不正當利益買斷處方權”，不僅扭曲臨床診療邏輯，更直接侵蝕醫保基金安全。在全民醫保體系日益完善的今天，守護好老百姓的“看病錢”“救命錢”，已成為關乎公平正義與制度公信力的重大課題。

“牛皮紙袋裝現金”，高值耗材成回扣重災區

在此次曝光的“上海某科貿商行涉支架球囊行賄案”中，細節觸目驚心。該商行實際控制人馬某，為推動其代理的心臟支架、球囊及介入耗材進入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東院區使用，與心內科主任吳某利達成“合作”：每個支架回扣5000元，球囊每條800元，其他介入耗材按銷售額20%返點。

據吳某利供述，自科室開展冠脈介入手術以來，便開始大量使用該品牌產品。馬某每隔兩三個月，便將百元面額現金裝入牛皮紙文件袋或檔案袋，親自送至醫院，累計收受回扣達662.55萬元。更令人警醒的是，這筆錢并非全部私吞，而是“除用于科室開支外，按醫生工作情況分配”。

這意味著，回扣已從個人受賄演變為科室集體分贓，形成一種內部默許的利益分配機制。當腐敗被合理化為“團隊激勵”，監督機制自然形同虛設。

不難發現，高值醫用耗材之所以成為重災區，根源在于其價格虛高、利潤空間巨大。以心臟支架為例，國家組織集中帶量采購前，均價高達1.3萬元，部分產品甚至超過3萬元，而實際出廠成本往往不足3000元。巨大的價差為回扣預留了充足空間。即便集采后價格大幅下降，仍有企業通過非中選規格、配套耗材、服務捆綁等方式維持高利潤，繼續支付回扣。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中行賄對象還包括醫院副院長李某軍，其一人就收受674.34萬元。這說明，腐敗不僅存在于臨床一線，也滲透至醫院管理層。當決策者與執行者形成利益共同體，整個采購與使用鏈條便徹底失守。

中藥顆粒也難逃“返點”，腐敗下沉至縣級醫院

如果說三甲醫院的高值耗材回扣尚屬“高端操作”，那么中藥配方顆粒在縣級醫院的返點模式，則揭示了腐敗的廣泛滲透力。

在江西高安市人民醫院，醫藥代表黃某云受公司指派，負責推廣某品牌中藥配方顆粒。為提升銷量，他向15名醫生承諾：按開藥金額的10%至15%支付回扣。2018年12月至2025年6月，該產品在該院銷售額超1000萬元，黃某云累計支付回扣163.63萬元。

此后，該公司又拿下高安市婦幼保健院的代理權，黃某云繼續以8%的比例向3名醫生行賄29萬元。短短幾年，僅一個縣級區域，回扣總額共計192萬余元。

此案特殊之處在于，受賄醫生多為普通臨床醫師，并非行政干部，因此適用《刑法》第164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這說明，無論是否具有公職身份，只要掌握處方權，就可能成為商業賄賂的目標。而中藥配方顆粒作為近年來政策鼓勵的現代化劑型，本應提升用藥便捷性與標準化水平，卻因高額返點淪為新的“回扣載體”，暴露出基層監管薄弱、學術推廣缺位、合規意識淡漠等多重問題。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產品往往缺乏充分的循證醫學證據，療效存在爭議，卻因“政策友好”和“高毛利”成為藥企重點推廣對象。當臨床價值讓位于商業利益，患者便成了最大受害者。

藥劑科成“收費站”，采購權失控釀系統風險

除了臨床醫生，醫院藥劑科同樣是腐敗高發崗位。在“鞍山市雙山醫院藥劑科主任劉某紅受賄案”中，劉某紅利用職務便利，在藥品采購、增加用量、恢復停用品規、協調入庫驗收等方面為15家藥企提供幫助，在其辦公室內多次收受錢款共計116.24萬元。

行賄者包括代理商、業務員、配送商，幾乎覆蓋藥品流通全鏈條。他們所求無非一點：讓自家產品順利進院、上量、不被替換。而藥劑科主任手握“準入大權”，便成了必須“公關”的關鍵節點。一旦這一崗位失守，整個醫院的合理用藥防線便從源頭崩塌。

例如，劉某紅曾幫助某公司將其合歡花顆粒替換掉原供應商產品；也曾為某注射液“在采購系統內進行廠家更名”提供便利；甚至為恢復一款參芎葡萄糖注射液的采購，單獨收受5000元。這些操作看似瑣碎，卻直接影響藥品供應結構與患者用藥選擇。

而此類行為往往持續數年未被發現，反映出醫院內部監督機制缺失。藥事委員會是否真實履職？采購流程是否公開透明？關鍵崗位是否定期輪崗？從現有案例看，答案令人擔憂。而15家企業排隊送錢的事實，更說明這種“潛規則”在行業內具有相當普遍性。

技術造假騙保，精準醫療被異化為欺詐工具

除傳統回扣外，新型騙保手段也浮出水面。在另一起案件中，醫藥代表陸某為完成奧希替尼（一種肺癌靶向藥）銷售任務，竟使用WPS辦公軟件將患者陰性基因檢測報告篡改為陽性，誘使醫生開具處方并通過醫保報銷，造成基金損失27,540元。

雖然涉案金額不大，但性質極其惡劣。奧希替尼僅適用于EGFR T790M突變陽性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這是經過嚴格臨床試驗證實的適應癥。若用于陰性患者，不僅無效，還可能帶來肝毒性、間質性肺炎等嚴重副作用。

此案暴露出醫保審核對高值特殊藥品使用依據的真實性缺乏有效核驗手段。目前，醫保報銷主要依賴醫生提交的檢測報告，系統無法自動比對原始數據。于是，一份可被輕易修改的電子文檔，就成了騙取公共資金的“通行證”。這不僅是制度漏洞，更是對現代醫學倫理的踐踏。

從“不敢腐”到“不能腐”，失信懲戒與制度重構雙軌并進

面對頑疾，國家醫保局正從“個案懲處”轉向“系統治理”。自2020年建立價格招采信用評價制度以來，已對多家涉賄企業作出失信評級，并采取限制掛網、暫停配送、取消集采資格等約束措施。

國家醫保局明確表示，下一步將指導地方醫保部門依規開展失信評級，督促企業糾正行為，并強化聯合懲戒。這意味著，未來涉賄企業不僅面臨司法處罰，還可能被踢出公立醫療機構供應鏈，真正實現“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然而，僅靠事后懲戒難以根除頑疾。要斬斷灰色利益鏈，必須同步推進制度性改革，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長效機制。為了進一步強化監管和預防腐敗，可能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完善法律法規：加強針對醫藥代表行為、醫生利益沖突等方面的立法，確保有明確的法律框架約束相關行為。

提高透明度：要求藥企公開所有向醫生支付的款項，增加交易透明度，減少灰色地帶。

增強跨部門協作：促進衛生、醫保、市場監管等多個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合作，形成合力打擊違規行為。

優化內部監督機制：強化醫院內部的監督體系，如藥事委員會的真實履職、采購流程的公開透明、關鍵崗位的定期輪崗等。

提升合規意識：加強對醫務人員及醫藥行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培養其遵紀守法的意識。

寫在最后：那些裝在牛皮紙袋里的現金，最終由誰買單？是正在排隊掛號的患者，是繳納醫保的廣大參保人。當一個支架因回扣被選用，可能意味著另一個性價比更高的產品被排除；當一份檢測報告被篡改，可能意味著一名患者走向錯誤的治療路徑。

需要強調的是，醫保基金并非抽象數字，而是由14億參保人一分一厘繳納匯聚而成的公共資金池。2024年，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34913.37億元，基金總支出29764.03億元，惠及群眾就醫待遇享受超80億人次。如此龐大的資金體量，一旦被“帶金銷售”“虛假診療”等行為侵蝕，不僅造成財政浪費，更直接推高個人自付比例，加重患者負擔。尤其在慢性病、腫瘤等高費用疾病領域，回扣驅動的過度用藥或無效治療，往往讓一個家庭陷入“因病致貧”的困境。

放眼國際，多數發達國家均對醫藥代表行為、醫生利益沖突實施嚴格立法。例如，美國《反回扣法》（Anti-Kickback Statute）規定，任何誘導醫保報銷的行為可處以高額罰款甚至刑事責任；歐盟多國要求藥企公開所有向醫生支付的款項。相比之下，我國雖已建立信用評價體系，但在執法剛性、信息透明和跨部門協同上仍有提升空間。

國家醫保局的密集曝光，不是終點，而是系統性治理的新開端。反腐不能止于“抓幾個”“罰幾筆”，而要通過規則重塑，讓醫療回歸救死扶傷的本質，讓藥品選擇基于療效而非返點。

畢竟，在醫療領域，每一分錢的背后，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守護醫保基金安全，就是守護人民群眾的生命線。

作者 | 七月

來源 | 中國醫療保險

編輯 | 符媚茹 吳晗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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