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有多少黃埔一期生被槍決？有復興社骨干，也有德械師師長

1938年的一天，蔣介石在日記里狠狠寫下“雖痛亦忍之”幾個字。

讓他痛的，不是前線丟了那幾座城池，而是他要親手殺掉自己的“心頭肉”。

刑場上跪著的，不是漢奸，不是共諜，而是他平時引以為傲的黃埔一期生。

這幫人，可是他起家的本錢，平時連句重話都舍不得說。

結果呢？

有人至死都覺得自己是替罪羊，有人手里握著最好的美械裝備卻不敢開槍，還有人因為想抄近道結果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

這四聲槍響，打碎的不只是四個將軍的腦袋，更把國民黨軍隊內部那個不可言說的爛攤子，炸得血肉模糊。

咱們常說黃埔一期那是“天子門生”，在國民黨軍隊里，這張畢業證比什么都好使，簡直就是免死金牌。

像杜聿明、鄭洞國這些人，那是捧在手心里的寶貝。

但在抗戰那個巨大的絞肉機里，蔣介石卻不得不揮淚斬馬謖，把四位一期生送上了西天。

這背后的邏輯，真不是一句簡單的“軍法無情”能解釋通的，更多的是派系傾軋下的無奈和棄車保帥的算計。

咱們先說那個死得最冤的龍慕韓。

他的死，簡直就是國民黨內部“神仙打架，小鬼遭殃”的典范。

把時間撥回1938年6月的蘭封會戰。

這場仗本來是蔣介石的一步好棋，調集了十幾萬大軍，想把土肥原賢二的第14師團包了餃子。

龍慕韓當時是88師師長，這可是全德械裝備的王牌師，也就是咱們常說的“德械師”，連頭盔都是德國M35。

按理說，兵強馬壯，守個蘭封城根本不成問題。

壞就壞在他的頂頭上司換成了桂永清。

桂永清是何應欽的侄女婿，又是海軍出身，深受蔣介石寵信，但打陸戰實在是個外行。

日軍一來，桂永清的27軍防線像紙糊的一樣，還沒怎么打，桂永清就帶著心腹跑了，把側翼完全暴露給了日本人，只留下龍慕韓在城里死扛。

龍慕韓也是倒霉，看著友軍跑得比兔子還快，自己手里這點兵力根本不夠填窟窿，只好跟著撤到了韓陵。

這一撤，蘭封失守，原本計劃好的圍殲戰變成了潰敗戰，這可是那個號稱“千古笑柄”的蘭封會戰啊。

蔣介石氣炸了，必須有人頂罪。

按理說，率先逃跑的桂永清罪責難逃，但人家上面有人，最后僅僅是撤職了事，沒過多久又官復原職，后來甚至當上了海軍總司令。

而沒有后臺、老實巴交的龍慕韓，就被送上了軍事法庭，罪名是“擅自撤退”，直接槍決。

這就是現實，同樣是逃跑，有后臺的叫戰略轉移，沒后臺的叫臨陣脫逃。

如果說龍慕韓是死于“沒靠山”，那酆悌就是死于“太有靠山”引起的反噬。

酆悌這人，在黃埔一期里那是風云人物，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跟戴笠稱兄道弟，屬于那種再哪都能橫著走的主兒。

1938年11月，他當長沙警備司令，手握生殺大權。

當時日軍逼近，蔣介石下了“焦土抗戰”的命令，意思是如果守不住，就燒了長沙，不給日本人留物資。

但這事兒有個嚴格流程：必須看到日軍進城的信號，還要有省主席張治中的手令才能點火。

結果呢？

11月12日半夜，南門外一處意外起火，那幫神經緊繃的放火隊以為信號來了，根本沒核實，直接就把準備好的油桶給點了。

那天晚上風特別大，火借風勢，瞬間吞噬了這座千年古城。

最諷刺的是，這時候日本人離長沙還有一百多里地呢！

三萬多老百姓在睡夢中被燒死，這禍闖得太大了，連蔣介石都護不住。

本來軍事法庭判了酆悌十年，想留他一條命。

但這時候政治斗爭的味道出來了，陳誠作為土木系的領袖，跟復興社一直不對付，他抓住機會向蔣介石施壓，說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蔣介石在輿論和派系平衡的雙重壓力下，只能在那份判決書上改了個“死”字。

酆悌死前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忠心耿耿執行“焦土政策”，怎么就成了替罪羊？

其實他不是死于那把火，是死于國民黨內部那把燒得正旺的內斗之火。

再看看薛蔚英，他的死就純屬“作死”加“點背”。

馬當要塞，那是長江的鎖鑰，守住它就能保武漢平安。

1938年9月，薛蔚英帶著167師去增援。

本來走大路，一天時間就能趕到戰場。

但這哥們兒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非覺得大路不安全，容易被日軍飛機炸，自作聰明要帶部隊抄小路。

結果那山路崎嶇難行，幾千人的大部隊在山里轉暈了，原本一天的路走了整整兩天。

等他灰頭土臉鉆出山溝，馬當要塞早就插上了膏藥旗。

更讓人無語的是，當時丟掉馬當的直接責任人是第16軍軍長李韞珩，這老兄在戰役關鍵時刻竟然喝得酩酊大醉，連電話都接不了。

按理說“醉酒誤國”罪加一等，但李韞珩是資深元老，關系網盤根錯節，最后也是撤職了事。

而“迷路將軍”薛蔚英，因為貽誤戰機這個實打實的硬傷，成了整頓軍紀的刀下鬼。

這也暴露了當時國軍將領的一個通?。很娛滤仞B極差，連基本的行軍路線規劃都能搞砸。

這種低級錯誤在精銳的一期生身上發生，簡直是那個時代的黑色幽默。

最后這個陳牧農，死得最窩囊，也最能說明抗戰后期國軍的墮落。

那是1944年了，豫湘桂大潰敗時期。

陳牧農守全州，這可是廣西的北大門。

當時他手里的131師，裝備好得流油，清一色的美械裝備，彈藥充足，糧食夠吃三個月。

對面來的日軍只有一個聯隊，幾千人而已。

結果陳牧農被嚇破了膽，聽信謠言說日軍來了兩個師團幾萬人。

他連一槍都沒放，看著那堆積如山的美式沖鋒槍、迫擊炮，心想帶著跑太累贅，干脆全扔給了日本人，自己帶著部隊撒丫子跑路。

日軍進城的時候都懵了，這哪是打仗，簡直是來接收物資大禮包的。

這事兒把蔣介石氣得吐血，美國人那邊也炸了鍋——我們給你的槍是打鬼子的，不是當運輸大隊長送禮的！

陳牧農被抓后，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直接槍斃。

他的死，標志著黃埔精神在抗戰后期的徹底崩塌，從“不怕死”變成了“不敢打”，從“愛國革命”變成了“保命發財”。

這四個人的命運，就像一面鏡子。

龍慕韓照出了派系傾軋的丑陋，酆悌照出了由于指揮混亂導致的悲劇，薛蔚英照出了軍事素養的匱乏，陳牧農照出了軍心渙散的絕望。

蔣介石殺他們，是為了立威，是為了給天下人一個交代，但殺得了人，卻殺不掉國民黨軍隊骨子里那種“根爛了”的病。

當槍聲在刑場回蕩，剩下的那些黃埔將領們，有的感到寒心，有的感到慶幸，更多的是再盤算下一次該找誰當靠山。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黑白分明。

在那場波瀾壯闊的抗戰中，有張自忠那樣以身殉國的英雄，也有像這四位一樣，在混亂的體制、錯誤的選擇和時代的洪流中，稀里糊涂丟了性命的悲劇角色。

1944年9月，隨著陳牧農的一聲槍響，黃埔一期的神話，也算是徹底碎了一地。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