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133.1萬對，結婚登記353.9萬對

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133.1萬對，結婚登記353.9萬對

結婚數回暖難掩深層困局：補貼與便利之外，婚育焦慮如何破局？

2025年上半年，民政部公布的婚姻登記數據讓沉寂已久的婚育話題再度升溫：353.9萬對的結婚登記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0.9萬對，這份久違的“回暖”數據，似乎為持續走低的婚育市場注入了一劑強心針。而5月10日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正式施行，婚姻登記“全國通辦”的政策紅利，以及全國統一推行的育兒補貼制度，被普遍視為拉動結婚數增長的關鍵推手。但在這份積極信號的背后，133.1萬對的離婚登記數同步增加，疊加長期存在的不婚群體擴大、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萎縮等深層問題，不禁讓人深思：這場結婚數的短期反彈，究竟是婚育信心回歸的開始，還是多重短期因素疊加的短暫波動？所謂的政策利好，又能否真正破解年輕人的婚育焦慮？

不可否認，“全國通辦”政策的落地，確實為婚育環節卸下了一道現實枷鎖。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的當下，大量年輕人背井離鄉打拼，戶籍與居住地分離成為常態，過去“為辦一張結婚證跑遍兩地”的窘境，曾讓不少情侶的結婚計劃一再擱淺。新政策實施當日，廣州就有632對新人完成婚姻登記，其中跨省市登記占比近四成，這組數據直觀地印證了政策的便民價值。從減少行政壁壘的角度來看，“全國通辦”無疑是制度進步的體現，它讓結婚登記擺脫了地域限制，讓原本因流程繁瑣而延誤的婚期得以兌現，這也是2025年上半年結婚數增長的重要現實基礎。

與此同時，各地推出的結婚激勵政策與國家層面的育兒補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輕人的婚育顧慮。從山西呂梁的初婚1500元現金紅包，到浙江寧波的1000元婚慶消費券，再到廣州南嶺村最高20萬元的“結婚+生育”組合獎勵，地方政府正試圖將生育支持政策前移至婚姻締結階段，用真金白銀傳遞對婚育的支持導向。尤其是2025年起全面推行的育兒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的補貼雖不算高額，卻標志著全國性生育福利體系的起步，讓不少年輕人感受到了政策對家庭的關懷。正如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所言，這是全面生育福利的積極開端，為緩解育兒焦慮提供了基礎支撐。

結婚登記對我國人口出生率具有重要影響。結婚登記不僅是婚姻關系合法化的基礎，更是生育行為的前提條件。穩定的婚姻關系為生育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和法律保障，而結婚登記人數的多少直接關系到未來可能的生育人群規模。

從育齡婦女的角度來看，我國育齡婦女規模正逐步縮小。從1982年的2.5億逐年增加至2011年的3.8億峰值，之后以年均618.9萬人的速度下降，到2022年已降至3.1億。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2025年中國15 - 49歲育齡女性數量將比2020年減少1600多萬人。其中，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數量也呈現波動減少的趨勢，并且生育主力人群由22-29歲逐漸轉變為25-33歲。意味著未來潛在的生育人群規模在不斷縮小，對人口出生率產生了直接的負面影響。

我國出生率也呈現出下降趨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2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呈下滑態勢。2014年的“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如預期，自2017年以來，中國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趨勢，2020年后人口出生率已跌破10‰。截至202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僅為6.77‰。低出生率不僅會影響人口結構的平衡，還會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諸多挑戰，如勞動力短缺、養老負擔加重等問題。

2025年上半年結婚登記數的增加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滿3周歲。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表示，這是全面生育福利的起步，令人鼓舞。但他認為，與高昂的育兒成本相比，目前的補貼金額仍然較低。梁建章提出了“階梯式補貼”方案，建議按孩子數量差異化補貼，如一孩家庭每月1000元、二孩家庭2000元、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20歲。他還指出，補貼不僅是經濟杠桿，更是對未來勞動力與創新力的戰略投資。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政策利好帶來的更多是短期效應，難以改變婚育市場的長期基本面。從數據趨勢來看，中國結婚人數的下滑并非短期現象，而是從2014年1306.74萬對的峰值持續回落至2020年的913.10萬對，不婚群體規模的擴大已是既定事實。而支撐這一趨勢的，是適婚人口基數的持續萎縮——中國適婚年齡人口占比十年間下降了5.46個百分點，80后、90后、00后人口規模逐步遞減，這種人口結構的剛性變化，決定了結婚人數增長的天花板。更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上半年的結婚數增長，還疊加了民俗因素的影響，由于2024年是“無春年”，不少新人推遲婚期至2025年這個“雙春年”，這種集中釋放的結婚需求，更像是短期的“補漲”，而非長期趨勢的逆轉。

比數據波動更值得警惕的，是年輕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婚育焦慮。恐婚原因調查顯示，感情問題、婚后約束問題和育兒問題成為三大核心困擾，分別有44%、56%和42%的不婚群體將其視為恐婚的主要原因。這些焦慮的背后，是現代社會親密關系的脆弱性、個人自由與家庭責任的沖突，以及高昂生活成本對婚育決策的擠壓。在快節奏的生活節奏下，年輕人疲于應對職場競爭，難以抽出足夠時間經營親密關系，對婚姻的安全感和穩定性充滿擔憂；而婚后失去自我、被家庭瑣事束縛的恐懼，則折射出年輕人對個人價值實現的重視，不愿讓婚姻成為自由的羈絆。

其中，育兒成本的高昂更是成為阻礙婚育的“三座大山”之一。有生育報告統計，一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平均成本至少68萬元，嬰幼兒時期的醫療成本、成長過程中的教育費用，以及各類興趣培養支出，讓許多年輕人望而卻步。相較于這份沉重的經濟負擔，每年3600元的育兒補貼顯得杯水車薪。這也正是梁建章提出“階梯式補貼”方案的核心原因，他建議按孩子數量實行差異化補貼，如一孩家庭每月1000元、二孩家庭2000元、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20歲。在他看來，補貼不僅是經濟杠桿，更是對未來勞動力與創新力的戰略投資，只有讓育兒成本降到合理范圍，才能真正激發年輕人的生育意愿。

婚育焦慮的連鎖反應，早已傳導至人口出生率層面，形成了“結婚減少—生育不足—人口結構失衡”的惡性循環。結婚登記作為生育行為的前提條件，其數量變化直接影響未來生育人群規模，而我國育齡婦女規模正以年均618.9萬人的速度下降，2025年15-49歲育齡女性數量較2020年將減少1600多萬人，生育主力人群也從22-29歲推遲至25-33歲，潛在生育人群的持續縮小，對出生率形成了直接的負面影響。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2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下滑，2020年后已跌破10‰，2022年更是降至6.77‰的低位。這種低出生率不僅會打破人口結構的平衡，更將給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連鎖挑戰，未來的勞動力短缺、養老負擔加重等問題，都已在當下的婚育數據中埋下伏筆。

放眼全球，我國的婚育困境并非個例，日本、韓國等國家早已深陷少子化泥潭。為了刺激婚育，韓國政府主動為年輕人牽線搭橋，日本計劃推出育兒支援金制度，甚至被戲稱為“單身稅”，但這些措施并未從根本上扭轉局面。這也說明，婚育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政策能夠解決的，它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需要構建全鏈條的支持體系。從我國的現實來看，當前的政策探索還停留在“降低結婚門檻”“提供基礎補貼”的初級階段，對于高房價、高彩禮、教育內卷等核心痛點，尚未形成有效的破解方案；對于女性職場歧視、托育服務短缺等影響婚育決策的現實障礙，也缺乏系統性的制度保障。

真正的婚育友好，不應只停留在政策的“便利化”和“補貼化”，更需要營造讓年輕人敢于婚、樂于育的社會環境。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婚育與個人發展的關系，摒棄“婚姻是必選項”的傳統認知，尊重年輕人的多元選擇；同時，要通過政策發力破解實際困境，比如加大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力度、完善托育服務體系、保障女性就業權益、遏制天價彩禮等。正如廣州南嶺村的探索那樣，將婚育支持延伸至結婚、生育、養育、教育的全鏈條，形成全方位的保障體系，才能讓年輕人感受到“婚育不是負擔，而是幸福的延伸”。

2025年上半年結婚數的回暖，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我們更需要透過數據看到背后的深層困局。補貼與便利能解一時之困，卻難以根治婚育焦慮的沉疴。在人口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婚育問題早已超越了個人選擇的范疇，成為關系社會長遠發展的公共議題。破解這一困局，需要的不僅是政策的持續發力，更需要全社會的觀念革新與協同努力。當婚育不再被成本束縛，當家庭與個人能夠和諧共生，或許才能真正讓結婚數的回暖成為常態，讓人口發展重回平衡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