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2年7月，大概是紅軍歷史上最讓人看不懂的一個月。
身為前線最高軍事指揮官的周恩來，像是突然“瘋”了一樣，一個月內連發三封急電，甚至可以說是是在“逼宮”。
但這個逼宮有點奇葩，他不是為了搶權，而是為了要把手里的帥印交出去。
那時候的瑞金，熱得像個蒸籠，但紅軍總部里的氣氛比天氣還讓人喘不過氣。
周恩來的電報發得一封比一封狠，最后一封甚至直接攤牌：這仗我指揮不了，必須讓毛澤東來，如果不讓他來當一把手，我也干不下去了。
很多人可能會覺的，這是不是在演戲？
哪有人放著老大不當，非要去當副手的？
但在那個節骨眼上，這真不是作秀，這是周恩來看著遍地尸體，被逼出來的絕地求救。
咱們把時間往前倒一點。
那時候的蘇區，有點像是“秀才管兵”。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那是博古他們說了算。
這幫年輕人喝過洋墨水，看著地圖指點江山，覺得紅軍老是在山溝溝里轉悠太土了，那是“游擊主義”，不正規。
他們要的是正規戰，要打大城市，要拿下贛州。
結果呢？
這一打就出了那場著名的“贛州之敗”。
1932年2月，紅軍主力硬著頭皮去啃贛州這就硬骨頭。
整整33天，那是真慘啊。
城墻怎么也攻不破，還要防著國民黨援軍兩面夾擊，紅三軍團死傷慘重，就連彭德懷那種硬漢，都在指揮所里氣得摔杯子。
這時候毛澤東在哪？
他在后方“養病”。
說白了就是因為不同意打大城市，被晾在一邊了。
但他看著前線戰報坐不住啊，雖然沒人聽他的，但他還是提了個大膽的建議：別在贛州死磕了，那是拿雞蛋碰石頭，撤！
往東走，去福建漳州！
這在當時聽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剛打了敗仗，士氣低落，還要跑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去？
林彪心里也打鼓，但他這次信了毛澤東。
你猜怎么著？
奇跡真就發生了。
4月，紅軍那是如入無人之境，一把拿下了漳州。
這一仗打得太肥了，光是大洋就繳獲了百萬元，還有兩架飛機！
戰士們這輩子沒見過這么多物資，一個個換上了新裝備，簡直富的流油。
這兩場仗，這一輸一贏，給在前線的周恩來整不會了，或者是說，徹底整明白了。
周恩來是黃埔出來的，那是正兒八經的科班出身。
但他這人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務實。
看著贛州城下的尸山血海，再看看漳州的滿載而歸，他算是看透了一個真相：洋墨水在這個地界上水土不服，只有毛澤東那套看似土得掉渣的辦法，才是紅軍的救命稻草。
所以，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周恩來心里跟明鏡似的，接下來的第四次反“圍剿”，國民黨肯定憋著大招呢。
要是還按上海那幫“洋秀才”的打法，搞什么御敵于國門之外，搞什么正規戰，紅軍這點家底非得賠光不可。
他必須把毛澤東請回來，哪怕是自己把位置讓出來。
從7月7日到8月8日，周恩來那是連軸轉地發電報。
7月25日那次，他甚至拉上了朱德、王稼祥一起聯名。
電報里的語氣，那是近乎哀求：“澤東的經驗和長處，別人比不了...應該讓他來當總政委。”
到了第三次，周恩來也不藏著掖著了，直接撂了狠話：“只有澤東負責，方能指揮適宜...如果不行，我周恩來也干不了這個差事。”
這就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賭啊。
可惜啊，那時候的“左”傾路線，硬得像塊鐵板。
任弼時當時代表蘇區中央局，雖然他人品沒得說，但在路線上，他得聽上海的。
在博古他們眼里，毛澤東那套是“狹隘經驗主義”，是山溝溝里的土辦法，根本上不了臺面。
他們不僅沒同意周恩來的請求，反而回了一封嚴厲的電報：別吵了，一切聽指揮，毛澤東只能管政府的事，軍隊的事少插手。
這事兒最后鬧到了寧都會議。
1932年10月，在寧都的一個小祠堂里，氣氛冷到了極點。
會議不僅沒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反而對他搞了一通批判，說他對中央指示“消極怠工”。
周恩來在會上嘴皮子都磨破了，想緩和一下局面，想保住毛澤東的指揮權，但根本頂不住那個大環境的壓力。
最后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毛澤東被徹底剝奪了軍權，郁悶地回后方去搞社會調查了。
而周恩來，只能無奈地扛起那個他本不想獨自承擔的重擔。
代價來得太快了。
沒了毛澤東的“鬼點子”，到了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就只能聽那個德國顧問李德的指揮。
搞什么“堡壘對堡壘”，那是拿紅軍的肉身去跟人家的飛機大炮拼消耗啊。
結果呢？
根據地丟了個精光，不得不開始長征。
現在回頭看1932年那個夏天，周恩來的那三封電報，真的太重了。
那不僅僅是一個職位的推讓，那是周恩來作為政治家最透徹的一次覺悟。
在那個誰都想爭把交椅的年代，只有他，為了幾萬兄弟的性命，為了能打勝仗，甘愿去做副手。
他不在乎誰是一把手，他只在乎誰能帶著大家活下去。
雖然那次“逼宮”失敗了，但這事兒在大家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
紅軍高層也都不是傻子，誰會打仗，誰在瞎指揮，大家心里都有數。
這顆種子，最后在遵義會議上開了花。
要是沒有周恩來當年的極力舉薦，沒有他后來在長征路上的護著，中國革命的轉折點，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去。
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了三天，周恩來全力支持毛澤東復出，歷史終于回到了正軌。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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