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大概是紅軍歷史上最讓人看不懂的一個月。
身為前線最高軍事指揮官的周恩來,像是突然“瘋”了一樣,一個月內連發三封急電,甚至可以說是是在“逼宮”。
但這個逼宮有點奇葩,他不是為了搶權,而是為了要把手里的帥印交出去。
那時候的瑞金,熱得像個蒸籠,但紅軍總部里的氣氛比天氣還讓人喘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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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電報發得一封比一封狠,最后一封甚至直接攤牌:這仗我指揮不了,必須讓毛澤東來,如果不讓他來當一把手,我也干不下去了。
很多人可能會覺的,這是不是在演戲?
哪有人放著老大不當,非要去當副手的?
但在那個節骨眼上,這真不是作秀,這是周恩來看著遍地尸體,被逼出來的絕地求救。
咱們把時間往前倒一點。
那時候的蘇區,有點像是“秀才管兵”。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那是博古他們說了算。
這幫年輕人喝過洋墨水,看著地圖指點江山,覺得紅軍老是在山溝溝里轉悠太土了,那是“游擊主義”,不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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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的是正規戰,要打大城市,要拿下贛州。
結果呢?
這一打就出了那場著名的“贛州之敗”。
1932年2月,紅軍主力硬著頭皮去啃贛州這就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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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3天,那是真慘啊。
城墻怎么也攻不破,還要防著國民黨援軍兩面夾擊,紅三軍團死傷慘重,就連彭德懷那種硬漢,都在指揮所里氣得摔杯子。
這時候毛澤東在哪?
他在后方“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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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就是因為不同意打大城市,被晾在一邊了。
但他看著前線戰報坐不住啊,雖然沒人聽他的,但他還是提了個大膽的建議:別在贛州死磕了,那是拿雞蛋碰石頭,撤!
往東走,去福建漳州!
這在當時聽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剛打了敗仗,士氣低落,還要跑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去?
林彪心里也打鼓,但他這次信了毛澤東。
你猜怎么著?
奇跡真就發生了。
4月,紅軍那是如入無人之境,一把拿下了漳州。
這一仗打得太肥了,光是大洋就繳獲了百萬元,還有兩架飛機!
戰士們這輩子沒見過這么多物資,一個個換上了新裝備,簡直富的流油。
這兩場仗,這一輸一贏,給在前線的周恩來整不會了,或者是說,徹底整明白了。
周恩來是黃埔出來的,那是正兒八經的科班出身。
但他這人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務實。
看著贛州城下的尸山血海,再看看漳州的滿載而歸,他算是看透了一個真相:洋墨水在這個地界上水土不服,只有毛澤東那套看似土得掉渣的辦法,才是紅軍的救命稻草。
所以,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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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心里跟明鏡似的,接下來的第四次反“圍剿”,國民黨肯定憋著大招呢。
要是還按上海那幫“洋秀才”的打法,搞什么御敵于國門之外,搞什么正規戰,紅軍這點家底非得賠光不可。
他必須把毛澤東請回來,哪怕是自己把位置讓出來。
從7月7日到8月8日,周恩來那是連軸轉地發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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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那次,他甚至拉上了朱德、王稼祥一起聯名。
電報里的語氣,那是近乎哀求:“澤東的經驗和長處,別人比不了...應該讓他來當總政委。”
到了第三次,周恩來也不藏著掖著了,直接撂了狠話:“只有澤東負責,方能指揮適宜...如果不行,我周恩來也干不了這個差事。”
這就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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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啊,那時候的“左”傾路線,硬得像塊鐵板。
任弼時當時代表蘇區中央局,雖然他人品沒得說,但在路線上,他得聽上海的。
在博古他們眼里,毛澤東那套是“狹隘經驗主義”,是山溝溝里的土辦法,根本上不了臺面。
他們不僅沒同意周恩來的請求,反而回了一封嚴厲的電報:別吵了,一切聽指揮,毛澤東只能管政府的事,軍隊的事少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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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最后鬧到了寧都會議。
1932年10月,在寧都的一個小祠堂里,氣氛冷到了極點。
會議不僅沒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反而對他搞了一通批判,說他對中央指示“消極怠工”。
周恩來在會上嘴皮子都磨破了,想緩和一下局面,想保住毛澤東的指揮權,但根本頂不住那個大環境的壓力。
最后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毛澤東被徹底剝奪了軍權,郁悶地回后方去搞社會調查了。
而周恩來,只能無奈地扛起那個他本不想獨自承擔的重擔。
代價來得太快了。
沒了毛澤東的“鬼點子”,到了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就只能聽那個德國顧問李德的指揮。
搞什么“堡壘對堡壘”,那是拿紅軍的肉身去跟人家的飛機大炮拼消耗啊。
結果呢?
根據地丟了個精光,不得不開始長征。
現在回頭看1932年那個夏天,周恩來的那三封電報,真的太重了。
那不僅僅是一個職位的推讓,那是周恩來作為政治家最透徹的一次覺悟。
在那個誰都想爭把交椅的年代,只有他,為了幾萬兄弟的性命,為了能打勝仗,甘愿去做副手。
他不在乎誰是一把手,他只在乎誰能帶著大家活下去。
雖然那次“逼宮”失敗了,但這事兒在大家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
紅軍高層也都不是傻子,誰會打仗,誰在瞎指揮,大家心里都有數。
這顆種子,最后在遵義會議上開了花。
要是沒有周恩來當年的極力舉薦,沒有他后來在長征路上的護著,中國革命的轉折點,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去。
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了三天,周恩來全力支持毛澤東復出,歷史終于回到了正軌。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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