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和俄國的歷史學界，都認為《尼布楚條約》是自家吃虧？

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是清朝與沙皇俄國的第一份正式邊界協定。

這份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換來了百年邊境安寧。

但奇怪的是，中俄兩國的歷史研究者，幾乎都覺得自家在這份條約里吃了虧。

兩個國家對著同一份條約，都喊著自己虧了本。

這種事兒放在歷史上，怕是最有體會的就是《尼布楚條約》了。

清朝的“棄地保邊”有多無奈

雅克薩之戰的勝利被清朝收入囊中。

按常理說，勝利者在談判桌上該更有底氣。

康熙帝最初給談判代表索額圖的指令很明確，要以尼布楚為界，把黑龍江流域全部納入清朝版圖。

可西北邊疆的局勢打亂了這一切。

準噶爾部的威脅日益加劇，清朝面臨兩線作戰的風險。

有限的軍事力量被分攤，若同時應對北方俄國和西北噶爾丹，勝算著實不高。

無奈之下，清朝只能加快談判進程，做出領土讓步。

尼布楚及貝加爾湖以東地區被劃歸俄國，這在很多人看來就是“戰勝而失地”。

但結合當時的局勢來看，這種讓步其實是“棄地保邊”的現實選擇。

清朝對北方邊疆的認知存在局限，欽天監官員曾上奏稱外興安嶺以北不適宜農耕，不值得投入大量資源堅守。

這種認知影響了談判中的決策。

那些被視為“無用之地”的領土，成了換取西北安寧的籌碼。

但后世對這份妥協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將其視為近代領土喪失的開端，這種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畢竟，領土主權的讓渡，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為后來的邊疆問題埋下了隱患。

俄國的“失地之痛”藏著啥貓膩

俄國這邊的感受完全相反。

在他們的歷史敘事里，《尼布楚條約》是被迫簽訂的不平等協定。

俄國在黑龍江流域已經建立了多個殖民據點，雅克薩城堡就是其中之一。

這些據點支撐著當地的毛皮貿易，為俄國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

18世紀的俄國科學院院士米勒曾批評，這份條約是在畏懼中簽訂的，讓俄國喪失了阿穆爾河的航行權和大片領土。

這種觀點在俄國流傳甚廣，甚至有學者將清朝的反擊視為擴張行為。

俄國的“吃虧感”源于殖民邏輯的認知。

他們將殖民據點的建立和貿易利益的獲取，等同于對領土的合法占有。

但這種占有并未得到清朝的承認，軍事上的劣勢讓他們不得不做出退讓。

更有意思的是，19世紀中期通過《璦琿條約》重新獲得黑龍江以北地區后，俄國將其視為“收復失地”。

這種敘事的反轉，很顯然是現實利益對歷史評價的影響。

歷史被重新解讀，只為服務于當下的國家訴求。

如此看來，中俄雙方的“吃虧”敘事，本質上是立場和認知的差異造成的。

清朝秉持傳統帝國的朝貢體系觀念，認為布里亞特蒙古曾遣使朝貢，相關地區就應屬于自己的勢力范圍。

但這種名義上的主權，缺乏實際的軍事和行政支撐，在談判中難以立足。

俄國則基于近代殖民主義的實際控制原則，強調自己在當地的據點和貿易存在。

兩種不同的文明邏輯碰撞，讓條約的解讀陷入了長期爭議。

條約文本本身的模糊性又加劇了這種分歧，滿、俄、拉丁三種文字的版本在關鍵條款上存在差異，外興安嶺與額爾古納河的邊界線劃定，在雙方地圖上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這種爭議的延續，離不開民族主義情緒的推動。

清朝衰落后，邊疆危機接連出現，《尼布楚條約》被納入“國恥鏈條”，成為民族復興語境下的重要記憶符號。

蘇聯時期，俄國史學界將其作為沙俄屈辱外交的案例，用于意識形態斗爭。

兩種敘事看似對立，實則都帶有“歷史受害者”的情結。

但從客觀角度來看，《尼布楚條約》是當時兩個帝國的理性妥協。

清朝用非核心利益的領土換取了西北邊疆的穩定，俄國則保住了西伯利亞的貿易通道。

本來想簡單判定誰對誰錯，但后來發現歷史從來沒有絕對的答案。

這份條約既不是清朝的屈辱投降，也不是俄國的殖民勝利。

它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雙方權衡利弊后的選擇。

如今再爭論誰吃了虧，其實意義不大。

更重要的是從這份爭議中，理解國家利益的復雜性。

不同時代、不同立場，對同一份歷史文件的評價會截然不同。

歷史敘事會隨著現實需求被重構，但真實的歷史背景和決策邏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毫無疑問，《尼布楚條約》的“吃虧賬”是一筆算不清的糊涂賬。

但這筆糊涂賬背后，藏著的文明碰撞、戰略博弈和民族情緒，為我們理解歷史與現實的關聯，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歷史的價值不在于糾結對錯，而在于讓我們從過往的經歷中汲取智慧，更好地應對當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