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海淪陷區,兩位日軍找到吳文俊的住處:“吳先生,我們久聞您在數學上的天賦,我們非常需要您這樣的人才。”
對方給出的條件很優越,全額資助吳文俊赴東京帝國大學深造,入住高級學者公寓,畢業后直接進入日本最高數學研究所。
然而,吳文俊面對這些誘惑毫不在意,他氣憤道:“你們在我的國土上,踩著我同胞的尸骨,現在卻要我去為你們效力?我是有血性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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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吳文俊硬氣的代價,是生活的艱難。
原本前途無量的高材生,成了無業游民,為了糊口,他不得不穿梭于各個臨時學堂之間,常常一天要步行十幾里地,只為賺取微薄的代課費。
艱難的時候,他住在閘北區的亭子間里,冬天四面透風,只能裹著所有衣服入睡;夏天悶熱難耐,就著昏黃的燈光備課,汗水常常浸透演算紙。
有次,他因為付不起房租,被房東趕出來,只能借住在同學家的沙發上,看到這樣的他,朋友問:“值得嗎?”
他輕聲說:“如果今天我接受了,往后每一個在紙上寫下的公式,都會沾滿同胞的血,這樣的數學,我不要。”
1945年,轉機來了,日本投降后,通過同學趙孟養牽線,吳文俊結識了剛從德國歸來的數學博士朱公瑾和周煒良。
周煒良仔細翻閱吳文俊在戰亂期間完成的研究手稿,這些都是他在防空洞里或者在煤油燈下完成的演算。
看著紙上精妙的拓撲學推演,周煒良激動道:“文俊,你這是用關公大刀削蘋果啊,如此天賦,竟被埋沒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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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周煒良親自寫信,把吳文俊推薦給正準備籌建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的陳省身。
當時的陳省身已經是國際數學界聲名鵲起的大家,但他在接待吳文俊時很和藹,先給吳文俊倒茶,然后在一張紙上隨手寫下了幾個拓撲學的前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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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吳文俊不僅對答如流,還就其中一個問題的證明提出了更簡潔的思路,陳省身眼中閃過驚喜的光芒,當場拍板:“下周一,來數學所報到。”
在數學所,吳文俊的心終于安定了下來,他幾乎把家搬到這里,常常工作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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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他完成論文《論球叢結構的示性類》,解決了拓撲學領域一個懸置已久的難題,這篇論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國際數學界引起震動,被多位大師引用。
也是這一年,他通過考試,獲得赴法留學的機會,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他師從著名拓撲學家埃雷斯曼,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論纖維叢的平方同運算》,被答辯委員會評為最優等。
此后,他對“示性類”研究的突破性貢獻,讓他與塞爾、托姆、保萊爾并稱法國拓撲學界的四大天王。
然而,就在事業巔峰期,新中國成立,在聽到祖國希望海外的學子回國參與建設新中國的消息時,吳文俊向導師提出要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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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導師埃雷斯曼教授對他的決定感到難以置信:“吳,留在法國,你很快就能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回那個廢墟般的國家,你的研究將舉步維艱!”
與此同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也給他拋來了高級研究員的聘書,對方在信中承諾,會給予他世界一流的研究條件和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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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都被吳文俊拒絕了,在送別晚宴上,法國同事不解地問他:“如果不喜歡美國,留在法國也很好,為什么要回到那個落后的地方?”
吳文俊站起身,環顧在場的學者,一字一句地說:“如果每個有能力的中國人都選擇離開,那我的祖國何時才能重生?”
1951年8月,吳文俊登上了回國的郵輪,在顛簸的船艙里,他在日記中寫道:“或許我選擇的是一條很艱難的路,但我無悔,祖國的數學等待著我去重建,這不是負擔,而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回國后,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數學事業,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他也從未停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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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吳文俊獲得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一等獎,這個一等獎只有3個人,分別是錢學森、華羅庚,以及年僅37歲的吳文俊,第二年,吳文俊成為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學部委員。
1980年,他因在拓撲學領域的奠基性工作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0年,他榮獲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在他晚年時,學生問起他當年的選擇,他只是淡淡一笑:“人這一生,總要有些比個人前途更重要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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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他的祖國,吳文俊像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默默無聞,不求名不求利,將自己的心血與汗水毫無保留地貢獻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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