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才數學家被日軍盯上，拒絕赴日后淪落到無米下鍋，結局爽了

1940年，上海淪陷區，兩位日軍找到吳文俊的住處：“吳先生，我們久聞您在數學上的天賦，我們非常需要您這樣的人才。”

對方給出的條件很優越，全額資助吳文俊赴東京帝國大學深造，入住高級學者公寓，畢業后直接進入日本最高數學研究所。

然而，吳文俊面對這些誘惑毫不在意，他氣憤道：“你們在我的國土上，踩著我同胞的尸骨，現在卻要我去為你們效力？我是有血性的中國人！”

這句話，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吳文俊硬氣的代價，是生活的艱難。

原本前途無量的高材生，成了無業游民，為了糊口，他不得不穿梭于各個臨時學堂之間，常常一天要步行十幾里地，只為賺取微薄的代課費。

艱難的時候，他住在閘北區的亭子間里，冬天四面透風，只能裹著所有衣服入睡；夏天悶熱難耐，就著昏黃的燈光備課，汗水常常浸透演算紙。

有次，他因為付不起房租，被房東趕出來，只能借住在同學家的沙發上，看到這樣的他，朋友問：“值得嗎？”

他輕聲說：“如果今天我接受了，往后每一個在紙上寫下的公式，都會沾滿同胞的血，這樣的數學，我不要。”

1945年，轉機來了，日本投降后，通過同學趙孟養牽線，吳文俊結識了剛從德國歸來的數學博士朱公瑾和周煒良。

周煒良仔細翻閱吳文俊在戰亂期間完成的研究手稿，這些都是他在防空洞里或者在煤油燈下完成的演算。

看著紙上精妙的拓撲學推演，周煒良激動道：“文俊，你這是用關公大刀削蘋果啊，如此天賦，竟被埋沒至此！”

隨后，周煒良親自寫信，把吳文俊推薦給正準備籌建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的陳省身。

當時的陳省身已經是國際數學界聲名鵲起的大家，但他在接待吳文俊時很和藹，先給吳文俊倒茶，然后在一張紙上隨手寫下了幾個拓撲學的前沿問題。

結果，吳文俊不僅對答如流，還就其中一個問題的證明提出了更簡潔的思路，陳省身眼中閃過驚喜的光芒，當場拍板：“下周一，來數學所報到。”

在數學所，吳文俊的心終于安定了下來，他幾乎把家搬到這里，常常工作到深夜。

1947年，他完成論文《論球叢結構的示性類》，解決了拓撲學領域一個懸置已久的難題，這篇論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國際數學界引起震動，被多位大師引用。

也是這一年，他通過考試，獲得赴法留學的機會，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他師從著名拓撲學家埃雷斯曼，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論纖維叢的平方同運算》，被答辯委員會評為最優等。

此后，他對“示性類”研究的突破性貢獻，讓他與塞爾、托姆、保萊爾并稱法國拓撲學界的四大天王。

然而，就在事業巔峰期，新中國成立，在聽到祖國希望海外的學子回國參與建設新中國的消息時，吳文俊向導師提出要回中國。

他的導師埃雷斯曼教授對他的決定感到難以置信：“吳，留在法國，你很快就能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回那個廢墟般的國家，你的研究將舉步維艱！”

與此同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也給他拋來了高級研究員的聘書，對方在信中承諾，會給予他世界一流的研究條件和薪酬。

但這些都被吳文俊拒絕了，在送別晚宴上，法國同事不解地問他：“如果不喜歡美國，留在法國也很好，為什么要回到那個落后的地方？”

吳文俊站起身，環顧在場的學者，一字一句地說：“如果每個有能力的中國人都選擇離開，那我的祖國何時才能重生？”

1951年8月，吳文俊登上了回國的郵輪，在顛簸的船艙里，他在日記中寫道：“或許我選擇的是一條很艱難的路，但我無悔，祖國的數學等待著我去重建，這不是負擔，而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回國后，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數學事業，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他也從未停止研究。

1956年，吳文俊獲得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一等獎，這個一等獎只有3個人，分別是錢學森、華羅庚，以及年僅37歲的吳文俊，第二年，吳文俊成為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學部委員。

1980年，他因在拓撲學領域的奠基性工作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0年，他榮獲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在他晚年時，學生問起他當年的選擇，他只是淡淡一笑：“人這一生，總要有些比個人前途更重要的堅守。”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他的祖國，吳文俊像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默默無聞，不求名不求利，將自己的心血與汗水毫無保留地貢獻給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