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因這一因素贏得稱贊，引發熱議

騷擾電話，這個盤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頑疾”，足足困擾了國人十年八年。它像無處不在的蚊子，在清晨擾人清夢，在工作時打斷思路，在深夜制造焦慮，更成為電信詐騙的重要溫床。我們試過投訴舉報，撥通12321舉報熱線、在運營商APP里提交反饋；我們試過技術防護，安裝各類攔截軟件、設置陌生號碼黑名單；我們甚至試過法律途徑，援引《個人信息保護法》《電信條例》維權。可結果呢？騷擾電話依舊像打不死的“小強”，換著號碼、換著話術，總能繞過層層防線，精準地出現在我們的手機屏幕上。

就在我們快要對“根治騷擾電話”失去信心時，一則消息傳來：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向中國三大運營商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在14天內完成反自動撥號騷擾數據庫（RMD）的認證，實現騷擾電話數據的有效識別，否則將切斷其美國網絡接入權限。這則帶著威脅意味的通知，沒有冗長的協商，沒有模糊的表態，只有明確的期限和強硬的后果。而更令人意外的是，面對這記“耳光”式的要求，向來在騷擾電話治理上“慢半拍”的運營商們，突然展現出了驚人的執行力——技術障礙一夜之間“迎刃而解”，攔截系統全面升級，騷擾電話的撥打頻次肉眼可見地大幅下降。

看到這一幕，我心里五味雜陳，卻不得不承認：單憑倒逼運營商正視騷擾電話治理這一點，真該為老美點個贊。

這點贊，無關立場，無關情感，只關乎“解決問題”這個最樸素的結果。我們并非沒有治理騷擾電話的技術和能力，相反，從公開信息來看，三大運營商早已手握成熟的解決方案。中國移動的“綠盾”高頻騷擾電話攔截系統、中國聯通的“鷹眼”系統、中國電信的“天翼防騷擾”服務，都具備大數據分析、AI識別、號碼標記等功能，能夠精準攔截“響一聲”“語音群呼”“呼死你”等各類騷擾電話。數據顯示，僅中國電信一家，2018年以來就累計攔截超短騷擾呼叫4223萬次、惡意群呼2.6億次，中國聯通更是攔截境外詐騙電話3.88億次。這些數字足以證明，技術層面的難題早已攻克，運營商完全有能力為用戶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可為什么這些技術沒能全面落地，讓騷擾電話銷聲匿跡？答案藏在“選擇性執行”的怪圈里。對國內用戶的反復投訴，運營商總有各種理由推諉：“數據量太大，需要時間篩選”“騷擾號碼動態變化，攔截難度大”“要平衡企業營銷需求與用戶體驗”。這些話術背后，本質是治理優先級的錯位——相比于投入資源解決用戶痛點，他們更愿意維持“低成本運營”，更忌憚得罪能帶來收益的營銷合作方。我們的抱怨和訴求，在商業利益的天平上，分量太輕；我們的維權成本，遠低于運營商的治理成本，這讓他們有恃無恐，習慣于用“打太極”的方式敷衍了事。

而美國的強硬要求，恰恰打破了這種失衡的格局。FCC的威脅并非虛張聲勢，切斷美國網絡接入，意味著三大運營商將失去龐大的國際通信市場，面臨巨額經濟損失，這是他們絕對無法承受的后果。相比于敷衍國內用戶的“隱性成本”，失去國際市場的“顯性損失”更加致命。于是，我們看到了戲劇性的轉變：曾經的“技術難題”不再是障礙，曾經的“流程繁瑣”不再是借口，曾經的“數據復雜”不再是托詞。14天的期限，像一劑強心針，激活了運營商沉睡多年的執行力，也讓我們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真相：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不是沒有手段，而是缺乏足夠的動力。

有人說，美國的做法是“霸權主義”，是借騷擾電話治理搞“泛安全化”，背后暗藏推動通信網絡“去中國化”的戰略意圖。不可否認，FCC近年來頻頻以“國家安全”為名，在通信領域對中國企業設限打壓，其動機確實值得警惕。但拋開這些復雜的政治博弈和戰略考量，單就“解決騷擾電話”這一具體結果而言，美國的強硬手段確實達到了我們多年來想達到卻沒能達到的效果。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強硬監管，恰恰戳中了治理頑疾的關鍵——對于缺乏主動作為動力的市場主體，只有讓其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才能倒逼其履行責任。

回顧美國自身的騷擾電話治理歷程，這種“強硬監管+高額處罰”的模式早已被證明有效。美國早在1991年就頒布了《電話消費者保護法案》，明確禁止未經同意的自動呼叫；2010年出臺《真實電話主叫身份法案》，打擊惡意改號行為；2015年更是通過法規修訂，將非法電話攔截列為運營商的法定義務。在處罰力度上，美國采用“按次計罰、惡意重罰”的模式，每通非法電話最高可罰100萬美元，曾有企業因三個月內撥打2150萬次非法電話被處以8200萬美元罰款。正是這種“違法成本遠高于違法收益”的制度設計，讓美國的騷擾電話增長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如今，他們將這套成熟的監管邏輯延伸到跨境通信領域，用市場準入作為杠桿，倒逼中國運營商提升治理標準，客觀上幫我們解決了多年的心病。

或許有人會覺得，被外國“威脅”著解決自己的問題，是一種恥辱。但換個角度想，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未必需要多么“體面”。我們痛恨騷擾電話，痛恨的是它對生活的侵擾，是對權益的漠視，是對治理效率的踐踏。這些年，我們見過太多“雷聲大、雨點小”的治理行動：運營商承諾“持續優化”，卻始終不見明顯成效；監管部門出臺“專項整治”，卻總有不法分子鉆監管漏洞。而這一次，美國的14天通牒，沒有給任何推諉塞責的空間，直接將問題推向了“非解決不可”的境地。

我大膽預測，這一次，騷擾電話問題大概率能得到實質性解決。因為運營商已經用行動證明，他們具備全面治理的技術和能力，現在缺的只是足夠強硬的外部約束。當“識別騷擾電話數據”成為保住國際市場的必答題，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附加題時，他們必然會拿出最完善的方案、最嚴格的執行、最持續的維護。或許未來仍會有零星的漏網之魚，但那種“一天接到十幾個騷擾電話”的亂象，大概率會成為歷史。

當然，為美國這一做法點贊，并不意味著認可其霸權邏輯，更不代表忽視其背后的政治算計。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這次事件能成為一次深刻的警示：治理民生痛點，不需要“外來的和尚念經”，更不需要“外部威脅倒逼”。運營商應當明白，用戶才是衣食父母，主動維護用戶權益，比被動應對外部壓力更能贏得市場信任；監管部門應當醒悟，只有建立起“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本土監管體系，讓敷衍塞責的企業付出沉重代價，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整個社會更應意識到，民生問題無小事，只有將用戶的訴求真正放在心上，才能避免“外人一施壓，問題就解決”的魔幻場景反復上演。

騷擾電話治理的轉機，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到來。美國的強硬要求，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困擾我們多年的治理僵局。單憑“倒逼運營商切實行動、還給用戶清凈通信環境”這一點，就值得我們說一句：這波操作，該點個贊。但更希望這點贊能轉化為國內治理體系的自我革新，讓未來的民生問題，能在我們自己的制度框架內，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不再需要等待“外人的耳光”來喚醒責任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