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羅廣斌被捕，特務怕得罪他哥哥，便打招呼：你弟弟是共產黨

1948年深秋，渣滓洞監獄的審訊室里，特務頭目劉光煜的語氣透著反常的客氣：“羅廣斌，我們知道你的身份，但你弟弟是共產黨——看在羅廣文將軍的面子上，只要你配合，活路有的是。”這話像針一樣扎進羅廣斌心里，哥哥羅廣文的國民黨中將身份，給了他敵人不敢輕易動刑的“優待”，卻也讓他陷入了比酷刑更難熬的境地：戰友的誤解、特務的利誘、親情的拉扯，每一項都在考驗著這位地下黨員的信仰。

在民國重慶的名門羅家，兄弟二人的人生軌跡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分歧的伏筆。父親作為當地鄉紳，對長子羅廣文寄予厚望，而羅廣文也爭氣，從軍校畢業后一路晉升，成為國民黨軍中赫赫有名的中將，是重慶人口中的“軍中驕子”。小兒子羅廣斌則是家族里的“叛逆者”，他不戀慕哥哥的榮華富貴，反倒對底層百姓的疾苦格外上心。

20世紀30年代末，進入重慶南開中學的羅廣斌，在老師馬識途的引導下接觸到革命思想。《共產黨宣言》里的文字，《新青年》中的吶喊，讓他看清了國民黨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當哥哥羅廣文在戰場上為國民黨賣命時，羅廣斌正組織學生游行，奔走在抗日救國的街頭。父親氣得拍桌子罵他“不孝”，羅廣文也寫信勸他：“羅家靠軍功立足，別碰政治渾水。”可羅廣斌回信只說：“二哥，救國未必穿軍裝，我的路沒走錯。”

1945年抗戰勝利后，羅廣斌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利用家族的社會關系為地下黨收集情報、籌集經費。而此時的羅廣文，已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干將，掌管一方軍務，兄弟二人徹底站在了對立陣營。一次家庭聚會，羅廣文苦口婆心勸說：“共產黨的理想太虛幻，何必拿命冒險？”羅廣斌卻反駁：“為老百姓做事，死也值。”這次談話后，兩人再無政治交流，只在信中問候家事。

1948年10月，叛徒的出賣讓羅廣斌的地下工作戛然而止。當時他正前往北碚接觸國民黨軍內線，剛到約定地點，就被十幾名特務包圍。盡管他拼命想銷毀身上的密件，最終還是被制服，押往渣滓洞監獄。特務們查清他的身份后犯了難：羅廣文的影響力擺在那里，動刑怕惹麻煩；放了又不甘心，畢竟他掌握著地下黨的重要線索。

于是，一場特殊的“審訊”開始了。特務們給羅廣斌安排單獨牢房，提供白面饅頭和熱水，甚至遞煙討好，試圖用“優待”瓦解他的意志。“只要你說出聯絡點，不僅能出獄，還能在羅將軍手下謀個好差事。”劉光煜的話里滿是誘惑。可羅廣斌每次都冷冷回應：“我是共產黨，別想從我這里套走一個字。”

更讓羅廣斌痛苦的是戰友的誤解。特務故意在獄中散布謠言，說他“有后臺、要被保釋”。放風時，曾并肩作戰的王志明盯著他質問：“你到底和他們做了什么交易？”看著戰友懷疑的眼神，羅廣斌的心像被撕裂。他立刻找到特務，大聲要求接受刑訊：“別搞這些虛的！要么殺了我，要么用刑，我絕不會背叛組織！”

接下來的日子里，羅廣斌用行動證明了忠誠。特務見軟的不行，開始變相折磨他，把他關在潮濕的牢房里，不給被子，只給發霉的糙米。他卻借著放風的機會，悄悄聯絡獄中的共產黨員，秘密成立獄中地下黨支部。他還發現看守楊欽典良心未泯，便耐心勸說，用革命道理打動他，最終成功策反這位關鍵人物。

期間，羅廣文曾托人帶話，讓他“認個錯就能出來”。羅廣斌托人回信：“我愛哥哥，但更愛信仰，他救不了我，也不該救我。”這句話徹底斷了特務的念想，也讓戰友們打消了疑慮。王志明主動向他道歉，羅廣斌只是搖搖頭：“在這種地方，懷疑是正常的，我們用行動證明就行。”

在羅廣斌的組織下，獄中的黨員們展開了有秩序的反抗。他們利用特務之間的矛盾傳遞消息，用暗號交流經驗，甚至發動絕食斗爭，要求改善獄中待遇。羅廣斌還帶頭記錄獄友的事跡，為革命留存史料。楊欽典則成了他們的“傳聲筒”，悄悄把外界的消息帶進監獄，又把獄中情況傳遞給地下黨組織。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制造了慘絕人寰的“11·27”大屠殺。危急時刻，羅廣斌在楊欽典的幫助下，組織部分獄友沖出牢籠。逃生后，他第一時間整理出《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詳細記錄了獄中烈士的事跡和特務的暴行，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而羅廣文在得知弟弟的經歷后，內心受到極大震撼。1949年12月，他率部在四川郫縣起義，站到了人民這邊。新中國成立后，羅廣斌投身文學創作，與楊益言合作寫出《紅巖》這部不朽著作，讓渣滓洞、白公館的英雄事跡傳遍全國。

羅廣斌的傳奇，藏在信仰與親情的抉擇里。他沒有因哥哥的權勢動搖，沒有因特務的優待妥協，更沒有因戰友的誤解消沉。在那個立場對立的年代，他用忠誠證明：真正的高貴，不是家族的顯赫，而是信仰的堅定。正如《紅巖》中所寫，“如果需要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犧牲，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也可以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這正是羅廣斌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