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遇見司馬先生

電影廠宿舍區里生活著許多從事電影藝術的男女，男的穿風衣的居多，米色的、黑色的，或者藏青色的，女的不管穿什么都讓人側目，因為都是千里挑一的美人兒，有的年齡大了，被歸入遲暮美人一類，但仍然比你母親美麗，比你姐姐動人。直到現在，經常還有些游手好閑的人來到楓林路這里看明星，如果運氣好，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對，男的女的，兩張臉都是家喻戶曉的！好運氣又分兩種，一種是絕對的好，那對銀幕伴侶親熱地擁在一起，傾國傾城地向外面走，另一種情形則讓人不安，你很可能看見男的在前面跑，女的在后面追，他們隔街對罵，女的口出穢言，男的暴跳如雷，雙方口水戰的內容涉及性、偷情、麻將、金項鏈、美元、股票、合同、汽車、電話費等等方面，這么不顧一切地罵了一會兒，你在一邊坐立不安的樣子被他們發現了，他們知道你是影迷，顧及他們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于是鳴金收兵，女的拿出迷你化妝盒補了妝，一招手攔下一輛出租車，走了。男的嘴里還在罵罵咧咧：神經病、三八、蕩婦、婊子——這是大陸與港臺辱罵女人的詞匯的組合，一旁的影迷立刻回想起來這個男演員參演了不少與港臺合拍的電視連續劇。

就像電影廠頻頻出品的家庭倫理片，電影人的婚姻生活充滿了懸念和沖突。楓林路毗鄰電影廠的百合花餐廳里小道消息滿天飛，我聽了不少。都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我也不知道那些電影人在私生活中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只是經常在百合花餐廳里看見那些來自電影廠的夫婦，忿忿地或者木然地坐在一張桌子的兩側，洽談離婚事宜。有的像武俠片，說著說著大打出手，我曾經親眼目睹一個女演員掌摑她的導演丈夫，左臉一下，右臉一下，外加一盆涼拌茄子，她不顧一切地要把它糊在導演丈夫的頭上。我記得那個女演員因為在某部電影里扮演一個賢惠忠厚的軍人妻子而出名，她在銀幕上的形象與在百合花餐廳的舉動判若兩人，這不奇怪，誰都懂得生活和電影是兩回事，讓我難忘的是女演員冷靜下來后對人說的那些話，電影圈？電影圈就可以亂搞男女關系？放屁！女演員滿面是淚，對餐廳的熟人們說，去看看司馬先生是怎么待江黛的！人家是四十年代就出名的大導演，人家是怎么做丈夫的？他們結婚五十年，司馬先生天天給江黛梳頭，一梳半小時，梳了五十年了！

那是我頭一次聽說司馬先生和江黛的消息。對于所有熱愛黑白電影的人，司馬和江黛的名字都可謂如雷貫耳。一個是才華蓋世的大導演，一個是紅得發紫的女明星，我在母親收藏的舊上海出版的電影畫報上看見過這對影壇龍鳳配的婚禮報道，即使是透過發黃的照片，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婚禮轟動豪華的氣氛。一襲白色婚紗自然掩不住摩登美人江黛令人暈眩的美艷，西裝革履氣度不凡的司馬挽著他的新娘，站在一輛敞篷汽車里，就像太陽挽著月亮，就像月亮挽著太陽，他們將奔赴神秘燦爛的銀河，卻把出席婚禮的達官貴人和電影圈同行留在陸地上。而在那本畫報的封底廣告上，一部名叫《結婚》的電影正被隆重推出，也許不只是巧合，它的導演是年輕新郎司馬先生，女主角恰好是美若仙子的新娘江黛。

我母親是江黛的影迷。與如今的追星族相比，我母親的角色是不幸的，她生不逢時，一生沒有機會一睹江黛之芳容，在漫長而激進的革命年代，許多事情是反動的，我母親只是在她收藏的舊畫報里偷偷地呼吸著一個舊時代女人的馥郁氣息。一九七九年大哥結婚那天，我母親梳了一個奇怪而漂亮的發髻，引起了許多女客的好奇，她們問我母親這發髻是怎么梳出來的，我母親先是含糊其詞，當一個從前的理發師在旁邊指出那叫美人髻時，我母親立即漲紅臉說，不，我不懂什么美人髻，我是向畫報上學的，江黛，江黛她就梳這種發髻。幾十年過去以后沒有多少人知道江黛是誰了，那個老理發師卻是一本老字典，他說，江黛？那是舊社會的電影明星嘛。她現在怎么樣？還活著嗎？我母親茫然地看著老理發師，不知道，誰知道呢？我母親嘆著氣，說，亂了這么多年，聽說電影廠死了不少人，誰知道江黛怎么樣了。那個老理發師說了一句話，讓我母親差點在我哥哥的婚禮上哭了出來，他說，活著是命大，死了也正常。

現在大家也許能理解了，我為什么對電影廠的那對老夫妻如此關切，為什么在一九八八年頻頻出沒于百合花餐廳。我母親當時已經去世，我去百合花餐廳守候司馬夫婦，只是想讓他們在我母親收藏幾十年的那本電影畫報上簽個名，了卻她生前的夙愿。

餐廳的人告訴我，司馬夫婦通常在周末的晚上相攜來餐廳共進晚餐，畢竟是屬于舊時代的人，年輕的一代很少有知道他們名字的，所以他們在餐廳的時光都是很安靜的，不用擔心像其他年輕的明星們一樣被人糾纏。但是你的運氣不好，餐廳老板說，最近幾個星期他們都沒來，聽說那老太太突然中風了。我糾正他說，是江黛，她以前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餐廳老板笑了笑說，我知道，她以前不得了，否則司馬先生也不會像侍奉女王一樣侍奉她，你不會相信的，老太太上洗手間，老頭兒也得陪著去，拿著老太太的小皮包，站在女界外面等呀。

關于司馬夫婦如膠似漆相愛的細節我聽了不少了，有的令人發噱，但我笑不出來，尤其是江黛中風的消息使我心情沉重。我打開我母親留下的舊畫報，看著內頁和封底上那個容光煥發的美人兒，發黃的紙張上凝結著兩個女人的氣息，一個在照片中，一個在照片外，一個是我素未謀面的女演員，一個是我的母親。我的感傷情緒在餐廳輕柔的背景音樂中愈加濃重，而窗外的街道上細細的雨絲魔術般地變成了豆大的雨點，百合花餐廳的雨棚上響起了颯颯的雨聲。

那個手執黑色尼龍雨傘的老人走進餐廳時，我沒有認出他來，是餐廳經理用眼神在示意我來人的身份。我反而感到局促不安起來。為了保持必要的禮貌，我不能使用貪婪的目光，只能盡量鎮靜地打量司馬先生。必須承認司馬先生的形象與我在舊畫報上見到的有很大的出入，那是一個干癟瘦小的老人，除了明亮如炬的眼睛，所有風流倜儻的痕跡不復存在，無情的歲月滄桑銷蝕了司馬先生的英氣，卻在他的臉上鼻梁兩側留下了許多赭黑色的斑點，那當然不是什么好東西，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老人斑。

我決定不去打擾這個老人，很難解釋我當時矛盾的心情，我悄悄地注視著司馬先生獨坐一隅的身影，唯恐餐廳的人多嘴，泄露了我的機密。我聽見老人在點菜，幾十年以后仍然不改東北口音。老人似乎心有旁騖，他不時地扭頭，向這里張望，向那里張望，我以為他是聽說了我的事，正要起身過去解釋什么，他的明亮的目光偏偏從我臉上滑過去了，然后我聽見他問，倪小姐呢？她今天不上班？服務生說，今天是星期天，倪小姐輪休。老人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拍了拍額頭，說，看我這記性，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

當時我并不知道倪小姐與司馬夫婦之間特殊的關系。我不止一次見到過那個倪小姐，她是百合花餐廳的領班，出眾的容貌、職業性的微笑以及高超的周旋處事能力使倪小姐成為這家餐廳活的招牌菜，倪小姐受人關注在情理之中，但我的直覺告訴我，此事自有回味之處。第一眼看見倪小姐，我就覺得她像一個人，一時卻想不出來是誰，那天我突然就想起來了，倪小姐像江黛，雖不及畫報上的江黛那么令人驚艷，但她們嫵媚的容顏酷似一棵枝頭的兩朵玫瑰！

倪小姐不在。我無意窺探司馬先生更詳細的心境，你想想，在這么個陰雨綿綿的夜晚，我遇見了我母親一生不得相見的銀幕英雄，已經是一種幸運了。我在另一張餐桌上陪同老人進餐，依稀看見我母親在九泉之下欣慰的笑容，當然我也聽見母親稍帶不滿的聲音，江黛，江黛呢，你怎么沒見到江黛？已經夠幸運的了，我覺得凡事不能要得太多，在司馬先生結賬離開餐廳的時候，我提前等在門廊里，為他打開了雨傘。司馬先生，外面路滑，小心一點。我說。我看見老人向我報以感激的微笑，小伙子，你認識我？他說，現在認識我的人不多了。我碰到了他風衣口袋里的什么東西，很硬，而且有點扎人，我的手下意識地抬了起來，司馬先生注意到了我的動作，他的臉上露出一種近乎害羞的神情，我看見他從口袋里掏出了那東西，是一把梳子，不是那種便于攜帶的旅行木梳，是一把碩大的圓頭鋼絲梳。

梳子。司馬先生說，小伙子，你一定會笑話我的，我要去醫院，給我太太梳頭去。

梳頭？我脫口而出，誰梳不行，讓護士給你太太梳嘛。

不，她們不會梳的。老人對我擠了擠眼睛，說，是很早以前流行的發髻，美人髻，你不懂的，她一直是這個發型，外面理發店她不去，她只相信我的手藝。

就這樣我和司馬先生匆匆說了兩句話，來不及說我母親這個影迷的故事，說的兩句話，一句談梳頭，一句談美人髻，我記得很清楚。

倪小姐是屬于那種熱情大方的女性。尤其是對于百合花餐廳里年輕的異性客人，她可以做到無話不談。我有一次試探著與她談起司馬夫婦與她的關系，她竟然咯咯地笑起來，說，你也知道這件事了，很滑稽的。我說，什么滑稽？她說，這對老夫妻，怎么不滑稽？他們說隨便吃什么都可以，他們說上這里來不是為了吃，就是為了來看我，你說滑稽不滑稽？我讓他們看了好幾年啦。兩菜一湯，隨便吃，說是看看我，我臉上又不寫字，有什么可看的？我問倪小姐是否知道自己與青年時代的江黛長得十分相似，她說她知道，老頭兒也這么說，老太太也這么說，你不知道老夫妻倆多奇怪，老頭兒盯著我看，老太太也盯著我看，一邊看著一邊還咬耳朵議論我，倪小姐做了個類似趕蚊子的動作，受不了，受不了，起初我聽說老先生是導演，還以為他要挑我去演電影呢，后來一打聽他早不拍電影了，這么盯著我什么意思？又不能把我和老太太換回去！不瞞你說，我有點煩了，我讓他們看得毛骨悚然的，如果不是看在生意面子上，我早翻臉了，我才不管他們過去的名望呢，別說是舊社會的名人，就是姜文劉曉慶，我也不買賬的！

盡管我對倪小姐人品作風的判斷基本準確，但聽她用如此不屑的口氣談論這件事，我還是感到深深的失望。這一定是一個錯誤，江黛與倪小姐長得如此相像，天知道是誰的錯，不是四十年代的江黛錯了，就是八十年代的倪小姐錯了。我看著倪小姐亭亭玉立地站在餐廳一角，勻稱豐滿的身體裹著米色的錦緞旗袍，足蹬一雙白色的高跟皮鞋，她的身影輪廓與我收藏的舊畫報中的江黛何等相似，簡直令人驚訝，但是當她一轉身，向桌上的客人露出空洞而浮泛的笑容時，我突然覺得倪小姐的眼神以及微笑與當年的江黛是大相徑庭的，兩個時代的美女，除了五官的相仿，其實她們并不相像，我不知道司馬夫婦為什么如此迷戀這個倪小姐。為什么？他們是當事人，而且一生都在與人的容貌表情打交道，對此應該比我更敏感，也許一切只是因為他們老了，緬懷過去黃金歲月的機會已經所剩無幾？

雖然是周末，我仍然無緣見到江黛，司馬先生也沒來。臨走的時候，我問倪小姐司馬先生最近是否還來餐廳用餐。倪小姐說，怎么不來？不來就好了，他現在不定時來，前天他還來了呢，你猜老頭兒對我說什么？倪小姐說到這兒賣了個關子，看我急于打聽的樣子，她又咯咯地笑了，老頭兒滑稽死了，他要我改發型，要我梳一個圓髻，圓髻你懂嗎？倪小姐鼻孔里哼了一聲，他好像是這么說的，美人髻，什么美人髻？難看死了，現在都流行披肩發，誰梳那種發型？我告訴倪小姐，江黛當年風靡影壇時梳的就是美人髻，倪小姐打斷我的話說，我就猜到了，又是江黛！滑稽，沒見過這么滑稽的人，逼著我學那老太太，現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不讓我像林青霞，像王祖賢？倪小姐又做了個習慣性的驅趕蚊子的動作，似乎是為了驗證什么，她輕柔地晃了晃她的披肩長發，讓它們更自然地披散開來，然后她莞爾一笑，說，朋友幫幫忙，我情愿做王祖賢，我可不要像江黛！

一九八八年我在為一家雜志社跑廣告，有一次拍廣告的攝影師提出要找一個漂亮而豐滿的封面女郎，跟我談了半天他對這個女郎的想象，我拿出那本舊的電影畫報，指著江黛問他，就是這樣的？攝影師的眼睛立刻亮了，亮了又暗下去，說，這是哪個年代的美女？現在都成木乃伊了吧！我想起了百合花餐廳的倪小姐，說，有個翻版我認識，比不上畫報上的，不過我們可以去看一看。

就這樣我帶著攝影師去了百合花餐廳。那是一個星期一的下午，我估計餐廳會比較清靜，事實上也如此，我們推門進去的時候餐廳里空蕩蕩的，沒有一個客人，但是從收銀臺那里卻傳來了異常嘈雜的人聲，員工們幾乎都圍在那里，為某件事辯論著爭吵著，一個尖利的女聲尤其令人側耳，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我要讓這對瘋子氣死了！那是倪小姐的聲音。我擠上去，在一番艱難的詢問下終于弄清楚了發生在倪小姐身上的怪事。怪事的肇事者是司馬夫婦，據倪小姐說當天中午司馬先生匆匆趕到餐廳，稱江黛老太太將不久于人世，臨終想見倪小姐一面。我是發善心，誰想到他們不安好心，惡心，惡心死了！倪小姐由于情緒激動，對事件的描述常常言不及義，但我還是聽明白了，司馬先生把倪小姐帶到江黛老太太的病床邊，不是為了別的，是要強行給倪小姐梳頭，多么奇怪的事情！司馬先生要在妻子的病床邊，給一個年輕姑娘梳頭，梳的什么頭？當然是那種美人髻！

老頭兒惡心死了，他抓著我的頭發不放手呀，老太太也惡心，眼淚汪汪的，嘴里不停地嘮叨，梳一次，就梳一次，什么梳一次？我憑什么讓那老頭兒給我梳頭！倪小姐柳眉倒豎，杏眼里的怒火依然燃得正旺，她說，我也不客氣，我打了老頭兒一個耳光，我把老頭兒的梳子扔在地上就跑出來了。

我和那位攝影師都被這個突發事件弄傻了，攝影師不認識司馬先生，他對整個事件缺乏判斷，但有關倪小姐是否可以上封面的問題，他很快有了答案，這個女的不行，他悄悄向我耳語道，氣質，氣質有問題。我知道有些藝術家就喜歡用氣質這種隱晦的標準來評價他人，平時我很反感這樣的說法，但那天我同意他的意見，我說，是呀，現在看來她好像是有點問題。

我們在餐廳的門廊里差點和司馬先生撞了個滿懷。直到今天，我仍然難以忘記這么一個失魂落魄的老人，他的凄涼的怯懦的眼神，他的謙卑的充滿負罪感的表情，他從門外跌跌撞撞地進來，對我和我的攝影師朋友視而不見。我注意到他的腳上穿著拖鞋。他慢慢地向收銀臺那里走，收銀臺前的一群人都回頭望著他，那些人的眼神一定把老人嚇著了，我清晰地看見老人打了個冷戰，他站住了，看上去他沒有勇氣走到倪小姐那里去。那倪小姐怒目圓睜，像所有受害者打量罪犯一樣打量著老人，她緊咬著嘴唇，一句什么致命的咒罵正援弓待發，旁邊的一個小廚師先嚷起來：臭老頭兒，你還有臉再來！

令人更加驚愕的場面出現了。我先是看見司馬先生瘦削的肩膀在顫動，然后他用雙手捂住了自己的臉，他哭了！他在嗚咽！嘈雜的餐廳頓時安靜下來，所有人，包括我和攝影師，都在傾聽一個老人的嗚咽。倪小姐一定也沒想到事情的結局，她張大嘴，瞪著滿面是淚的老人，這么僵持了一會兒，不知是哪個年輕人發出了一聲怪笑，它使倪小姐首先恢復了鎮定，她向眾人撇了撇嘴，扭過身子，背對著司馬先生。我想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發生在百合花餐廳里的這件事，年逾七旬的司馬先生在餐廳員工們厭惡的目光中，一邊嗚咽一邊向倪小姐的背影鞠躬，對不起，司馬先生用一只手遮著他的淚眼，一只手護著他的腰，向那個背影深深地鞠躬，我聽見了老人痛苦的懺悔的聲音，他說，我們思想不健康，我們思想不健康，我代表江黛，請你原諒。倪小姐高傲的背影看上去愈加高傲，很明顯她沒有接受道歉，于是我看見司馬先生更加誠摯地向下彎腰，我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梳頭，老人像一個孩子一樣嗚咽著，他說，就是梳個美人髻，我們沒有惡意，你不知道我們的心，她一生最喜歡的事就是讓我為她梳頭，可她的頭發快掉光了，快掉光了！

那是我在百合花餐廳里最后一次見到司馬先生。

我在八十年代情緒浮躁，今天想干的事情到了明天很可能就忘了，就像我對那對影壇老夫婦的牽掛一樣。之后我把母親留下的那本舊畫報從文件包里取出來，放在收藏母親遺物的箱子里，那一份特殊的牽掛也隨同束之高閣了。百合花餐廳我后來是去過的，沒見過司馬先生的蹤影，聽說自從梳頭事件之后司馬先生再也沒在餐廳出現，餐廳老板說少了這對客人也無所謂，那對老夫妻在餐廳的消費本來就是小意思而已，帶不來多少利潤。

江黛是在一九八八年冬天去世的，告訴我消息的正是倪小姐。倪小姐描述任何事情都有她特殊的角度，她說，我前兩天去電影廠試鏡頭了，王導演也說我像江黛。電影廠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見我像看見了鬼，一問才知道，江黛死了！王導演的嘴很討厭的，他說我的照片和江黛追悼會上那張遺像一模一樣。我說，他們都錯了，你其實和江黛一點也不像。好在倪小姐不在乎我有什么潛臺詞，她說，唉，老太太死了，他們說老頭兒給老太太梳頭，老太太看見梳子上沾了一大把頭發，嘆了口氣，他們說老太太嘆了口氣就死了！倪小姐的目光茫然地掠過我的臉，她說，你怎么那樣看著我，好像是我把她害死的，其實我以前對他們一直很客氣的，誰讓他們強迫我梳那個髻子呢？

我沒有再見到過司馬先生，我不知道失去了江黛的司馬先生會如何度過他的晚年，不是我殘酷，我預感到江黛一去，司馬先生的日子不會長久，這預感后來被證實了。記得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我在晚報的小稿欄里讀到了司馬先生去世的新聞，也許是字數限制，寥寥數字的消息只提及死者是一個知名導演，司馬先生的許多成就沒有反映，最讓我遺憾的是，通訊員沒有提到江黛的名字，他們是那么一對傳奇的影壇伉儷，通訊員偏偏漏掉了死者一生最重要的文字介紹。

有個研究老電影的朋友告訴我，司馬先生去世前經常去一個幼兒園。他說他仍然隨身攜帶那把笨重的鋼絲梳，似乎隨時準備給人梳頭似的。這我不相信，我想老人除非是老糊涂了，否則就該告別這把屈辱的梳子。朋友又說，那個幼兒園有個年輕女教師，與四十年代的江黛長得一模一樣。他還說那個年輕女孩始終不知道天天坐在幼兒園柵欄外面的老人是誰，她以為老人是哪個孩子的爺爺或者外公，曾經走出去詢問過他，你是來領孫子的吧？老人搖頭說，我沒有孫子。我只是在外面坐一會兒。女孩善解人意，她說，老人都喜歡孩子，那你就在外面坐著吧。老人點頭說，我喜歡孩子，可我一生沒有過孩子，只有一把梳子。朋友告訴我司馬先生最終向那個幼兒園教師亮出了那把梳子，他說，如果你是我的孫女兒就好了，我會為你梳頭，我會梳美人髻。女孩覺得老人有點奇怪，她問，什么是美人髻？司馬先生就笑了，你知道江黛的名字嗎？他說，你如果知道江黛，就知道什么是美人髻了。

這么一說我相信了那個朋友。幾年來闖蕩江湖，我自認為讀懂了司馬先生的心，司馬先生的故事并不復雜，概括一下，他的故事有三種敘述方法，一種說江黛，一種說梳子，還有一種，當然是說美人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