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商業規則是現代文明的常識

文 | 梁小民

今天推送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中國普及經濟學第一人——梁小民教授關于中國近代商幫研究的思想言論合集。

梁老師自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在北京大學、北京商學院任教，身兼國務院特邀監察員、國家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多個職務，同時也是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兼職教授，長期深耕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更以通俗化的方式讓經濟學走進大眾視野。

從晉商票號的興衰到寧波商幫的出海，從古代契約精神到現代企業倫理，梁老師以40年研究穿透數百年商業文明歷程，直指核心：企業短期的競爭力是產品，長期的生命力永遠是規則與文明的創新。期待請梁小民老師在現代文明與商業社會班的課堂上，帶您從明清商幫成敗中，破解屬于這個時代的基業長青密碼。

01

現代社會的文明常識

規則至上是不可動搖的底線

2004年，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因違規為客戶提供擔保，被美國監管部門罰了1.05億美元——要知道，當時中行紐約分行全年利潤也才3000多萬美元，這一筆罰款幾乎讓分行陷入絕境。更諷刺的是，這種違規擔保在國內某些企業看來是常規操作，可到了美國，卻成了致命錯誤。

同樣在2004年，創維集團的黃宏生在香港因違規關聯交易被廉政公署帶走時，他最初還很困惑：在內地這樣的事很常見，怎么到香港就違法了？這兩個故事背后，藏著同一個道理：現代商業社會的游戲規則具有普適性，沒有所謂中國特色的例外。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規則經濟。沒有規則的市場，不遵守規則，就像沒有紅綠燈的路口和有燈不看的飛車，遲早會釀成事故。

當前，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時代。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化，技術革命浪潮洶涌，許多企業家感到迷茫、焦慮，不知路在何方。有人問我，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家最應該做什么？我的回答是：

重溫歷史，回歸常識。

02

歷史中的規則智慧

我常跟企業家講明朝晉商與蒙古部落的契約故事。明朝中后期，晉商與蒙古部落做茶葉、絲綢生意，雙方沒有官府背書，只靠口頭約定+手印為證。哪怕遇到戰亂、天災，晉商也會冒險把貨送到，蒙古部落也從不少付一分錢。為什么？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破壞規則，下次就沒人愿意合作了。

19世紀末，寧波商人葉澄衷在上海開五金店，當時洋商壟斷了五金市場，葉澄衷卻靠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的規則站穩了腳跟。有一次，一個英國商人來買零件，多付了500兩白銀，葉澄衷發現后，連夜坐船追到吳淞口把錢還回去。這個故事后來在洋商圈子里傳開，大家都愿意跟他做生意——這就是規則的力量，不分中外。

現在有些企業在國內鉆規則空子慣了，到了國外就栽跟頭：有的在非洲搞工程，因不遵守當地環保規則被停工；有的在歐洲做貿易，因不了解當地知識產權規則被起訴。這些教訓都在告訴我們：靠違規行事可能有曇花一現的輝煌，但絕不會有基業長青。

當然有時候破壞規則的并不是企業家，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承諾免稅三年，結果企業剛投產，承諾就不算數了；有些企業簽了合同，轉頭就因為利潤不足毀約——這樣的環境，怎么能培育出守規則的企業？

03

成于義利，毀于權力

中國商幫啟示錄

研究明清商幫二十余年，我始終認為，現代商業文明的基因，既藏在歷史的成功經驗里，也躲在衰敗的慘痛教訓中。

乾隆年間，喬家在包頭開的復盛公商號，遇到了一場大饑荒。當時糧食價格飛漲，有人勸喬家囤糧抬價，能賺一大筆錢，可喬家老板喬致庸卻下令：開倉放糧，免費施粥。他讓人在包頭城外搭了10口大鍋，后來不夠用，又加到100口，日夜熬粥。這場饑荒持續了三年，復盛公虧了20多萬兩白銀，卻贏得了整個包頭的信任——這就是以義制利的力量。

晉商的制度創新更讓人佩服。道光年間，平遙日升昌票號首創身股制，掌柜和伙計只要干滿一定年限、表現優秀，就能獲得身股——沒有本金，也能參與利潤分紅。這種制度讓伙計們把票號當成自己的家，有個伙計在外地收賬時遇到劫匪，寧可自己受傷，也要保住票號的銀子。

可晉商的衰敗，恰恰是從破壞規則、依賴權力開始的。光緒年間，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向晉商票號借錢，一開始還按時還款，后來就開始拖欠。到清朝滅亡時，各級政府欠下的七百萬兩白銀徹底成了壞賬，日升昌、大德通等大票號接連倒閉。更可惜的是，當時有人提出把票號改成現代銀行，晉商卻固守舊模式，最終錯失轉型機會。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南方。

徽商胡雪巖在杭州開胡慶余堂藥鋪，立下戒欺的店訓，還在柜臺前放了一把戒欺秤——比標準秤重一錢，就是要讓顧客多拿一點實惠。有一次，胡雪巖發現一批當歸因儲存不當有點發霉，雖然不影響藥效，他還是下令：全部燒掉，重新進貨。當時伙計們都心疼，說能賣出去的，胡雪巖卻說：做生意要講良心，欺騙顧客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可后來胡雪巖參與官場斗爭，挪用錢莊資金給左宗棠籌辦軍餉，最終因資金鏈斷裂破產——這又印證了官商結合的風險：商業一旦綁上權力的戰車，就再也身不由己了。

04

企業家的文明素養

義利精神的當代表達

商學院里經常講，企業能否基業常青，取決于企業家的基礎素質；而現代企業家最缺乏的，是經濟學基本知識和文明素養。

我寫《寫給企業家的經濟學》時，專門選了清朝山西票號拒做鴉片生意的案例。道光年間，英國商人想通過晉商票號匯兌鴉片貨款，當時鴉片利潤極高，很多商人都動了心，可晉商票號的掌柜們卻一致拒絕，說做鴉片生意會斷子絕孫，再賺錢也不做。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是懂得機會成本——雖然短期少賺了錢，卻保住了票號的聲譽，贏得了長期信任。

明朝的徽商典當行也有類似規矩：遇到災年，就降低典當利息；遇到客人當東西時著急用錢，就多給點當金。有個徽商叫汪道涵（與后來的汪道涵同名），在揚州開典當行，有一次，一個讀書人拿祖傳的玉佩來當，說要去京城趕考，沒錢做路費。汪道涵看玉佩是真的，本來能當100兩白銀，他卻給了200兩，還說路上多帶點錢，注意安全。后來這個讀書人考上了進士，專門回揚州還了錢，還送了一塊誠信為本的匾額——這就是以義制利的回報：你對別人講道義，別人也會對你講誠信。

現在有些企業，卻把義拋到了腦后。我在演講中常提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為了降低成本，三鹿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導致數千名嬰兒患病，最后企業破產，負責人被判刑。這個事件讓整個中國奶業的聲譽受損，好幾年都恢復不過來。

反觀胖東來，在河南許昌做零售，遇到顧客買了過期食品，不僅全額退款，還賠償10倍差價；遇到員工家里有困難，公司主動給補助。有一次，一個員工的家人得了重病，胖東來捐了50萬元，還組織員工捐款——這樣的企業，怎么會沒有顧客支持？胖東來的老板于東來常說做生意要先做人，這句話其實就是以義制利的現代表達。

05

商業創新，在文明的階梯上

我始終認為，中國現代商業文明不是無源之水，它深深植根于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中。商幫的生命力在于持續創新，衰敗則源于一勞永逸、固守傳統。晉商晉商的身股制是制度創新的典范，但又因依賴權力失去創新動力，在票號轉型現代銀行的關鍵節點錯失機遇，最終衰敗；而寧波商幫靠不斷創新實現現代化轉型，從上海到香港持續引領行業。

1905年，清政府準備創辦戶部銀行（后來的中國銀行），邀請晉商參與，還承諾讓他們擔任重要職位，可晉商們覺得票號比銀行好，拒絕參與。結果戶部銀行成立后，很快搶占了票號的市場，晉商票號接連倒閉。

清朝末年，寧波商人方液仙看到洋貨壟斷中國市場，就想自己造國貨。當時洋皂很受歡迎，他便創辦中國化學工業社，研發國產肥皂。一開始技術不行，肥皂一泡水就化，他帶著工人反復試驗，用了三年時間，終于做出三星牌肥皂，質量不比洋皂差，價格還便宜一半。方液仙的故事告訴我們：創新不是天馬行空，而是解決實際問題。

熊彼特有名言，創新不是發明。愛迪生是偉大的發明家，但將電燈推廣市場，實現商業化的，是摩根這樣的企業家。相比于前者，后者才是真正的創新。回顧歷史，商業文明的演進，是一個不斷突破制度枷鎖、解放企業家創新、提升人類合作效率的漫長階梯。

我始終堅信，商業的終極使命不是財富的無限積累，而是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當每一家企業都成為文明的載體，每一位企業家都成為文明的使者，商業世界才能真正擺脫迷茫，走向可持續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