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學者問我，中國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什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十月中旬時，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思想者論壇上，我遇到了來自泰國的學者烏東先生。這次論壇的主題是中國話語與世界秩序的重構，因此我們的交談很自然地就從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貢獻談起。

烏東先生顯然早有思考，見到我便直奔主題：宋老師，能否給泰國提一下建議，泰國應該怎么做？

在我看來，這應該不是烏東先生客氣，中國的成功是世界秩序重構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中國方案具有了頗有份量的話語權。這既可從發展中國家想從中國吸取經驗得到驗證，也同樣體現在西方對中國的態度上。

2018年美國徹底放棄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改為全力遏制，從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到各種圍堵，竭力要阻撓中國的發展。為了達到目的，甚至連國際規則、自由貿易等遮羞布都不要了，已經顧不上吃相了。中國能被世界老大這樣對待，當然是因為美國認為中國的軟硬實力已經構成了無法承受的挑戰。

不僅美國，2019年歐洲也首度把中國列為系統性對手。而且彼時歐洲正面臨俄羅斯和美國的嚴峻挑戰，把中國定位為系統性對手，并非歐洲的地緣政治失誤，而是他們認為俄羅斯和美國的威脅只是某一方面，中國則是全面的挑戰——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是多么地成功。

我還記得2000年剛到法國留學時，也曾對自己的老師、法國朋友提過類似的問題：能否給中國提提建議，中國應該怎么做？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一千美元，和非洲很多國家一個水平，法國則遙遙領先，軟硬實力睥睨天下，自己不由得就想向他們請教，為自己國家更快的發展尋找思路。

我明白烏東先生提問的時代背景，也有自己的過往的親身經歷，而且中國文化向來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我也坦言以對：

烏東先生，雖然我去過泰國一次，但我并不研究東南亞，而且我的研究方向是國際關系，我從這個角度談一點個人看法，供您參考。

世界上中等規模的國家要想維持自己的國家安全，有這樣三個模式：一是和世界上各個大國都維持良好的關系，不選邊站，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博弈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模式比較復雜，對領導人的水平要求很高，因為大國關系總是處于變化之中。泰國總體上屬于這個模式，多數中小國家像越南也都是如此。

泰國和中國關系良好，中國長期是泰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超過1000億美元，遠超泰國其他的貿易伙伴。泰國還有數量眾多的華人，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都有重要作用。泰國王室也有華人血統，春節期間泰國王室會舉行祭祖儀式，泰國王室成員也有中文名，這些都顯示了中泰兩國的特殊歷史、文化、血脈關系。

另一方面，泰國和美國的關系已有近兩個世紀，而且長期都是盟友。雙方簽訂有共同防御條約，經常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美國曾在泰國長期建有軍事基地?？傮w看，美國在安全上對泰國影響很大。

泰國和歐盟簽訂有《伙伴關系與合作協定》，歐盟是泰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資來源地。政治和經貿關系密切，雙方也正在進行極具象征意義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歐盟也將泰國（東盟第二大經濟體）視為東盟內部的關鍵戰略支點之一。

二是選邊站。即使和其他大國保持溝通，但只是補充和配角。比如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關系、烏克蘭和歐盟的關系。這樣一旦本國面臨重大危機，大國都必然出手相助。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東盟研究中心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2024年有更多的東南亞受訪者選擇中國

三是強調國際組織的作用和遵守國際規則。

美國可以繞過聯合國發動戰爭，動轍就退出國際組織和廢除國際條約。但對于中小規模的國家來講，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依然是保護它切身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中小國家特別支持和重視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

說到這里，烏東先生和讀者就明白中國的貢獻為何了。一是給眾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力量選項，從而改變了過去它們只能選擇西方的弱勢地位。如同一個顧客，選擇面越大，供應商越多，顧客的重要地位才能體現出來。如果一家壟斷，就是店大欺客了?，F在由于中國的存在，它們面對西方有了更多的議價能力。

二是由于中國的存在，迫使西方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資源。比如冷戰后，歐美將失去戰略價值的非洲完全拋棄；但中國的高速發展和非洲的成功合作，引發了歐美對非洲的再重視。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之后，歐盟很快就提出“全球門戶”方案，投入3000億歐元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首批合作對象涵蓋非洲和亞洲，毫不隱瞞與中國“一帶一路”競爭的目的。不僅歐盟，美國也發起美版“一帶一路”：“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倡議，都是中國推動下的結果。

當然我也知道，烏東先生更想和我探尋的是泰國的自己發展之路，而不僅僅是外交。所以毫不意外這也成為他的下一個問題。我的回答同樣非常坦率：

泰國是君主立憲國家，采納的西方制度模式，到現在也已經90多年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泰國人均GDP僅6300多美元，長期的政治穩定依舊難以實現。上一次發生軍事政變不過是十年前（2014年），君主立憲后發生過20次軍事政變，平均四到五年一次，其中成功的有一半。應該說總體來看，這個模式并不成功。

原因在于人類歷史上的“兩個凡是”：凡是成功的西方國家，都是在工業化、城市化、法治化等現代化基本完成之后，才實行的一人一票。凡是倒過來先搞一人一票民主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成為發達國家。到現在無一例外。

很不幸，泰國就是在沒有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等前提下，率先實行了一人一票制度，在我看來，這是泰國政局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泰國真正的權力和資源，如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文化權力、教育和醫療資源等都在城市，但每到選舉時，廣大農村地區的選民必然會投向代表農村權力的政黨，獲勝后的政黨卻要面對真正掌握權力的城市精英。這個矛盾無法解決，其結果就是無休止的民變、軍變。本世紀代表農村的紅衫軍和代表城市精英的黃衫軍長達二十年的對決，就是這一結果的現實體現，深刻影響了泰國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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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成功在于跳出了“兩個凡是”，走自己的路。這就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貢獻：打破西方迷思，給世界提供了一個規模巨大、落后而又主要憑借自己的力量，通過和平方式走出一條富強之路的范例。西方的崛起包括了相當重要的殖民掠奪，但中國沒有。如果說中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平衡力量代表了硬實力，中國走出的成功道路則代表了軟實力。

所以我個人認為，泰國要想和中國一樣成功，還需要探索一條更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移植文化、價值觀、宗教信仰都不同的西方道路。

但西方民主制度有一個問題，就是一旦采用基本沒有退出機制，除非到了災難性的地步。像中國以西方為榜樣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歷經災難性的37年后，才使得中國放棄了這一條路。蘇聯解體后全面擁抱西方，但也是災難性的結局——和平時期竟然出現人口萎縮和預期壽命明顯下降的現象，才有了普京總統的時代，這也是為什么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一直維持在高位。西方民主對于廣大俄羅斯人民來講，實在是一場空前巨大的噩夢和浩劫。

當然，我的結論都是建立在已有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的，未來是否有其他可能，只能留待歷史去驗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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