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病危，妻子85歲探望未談

很少有人知道，郭沫若早年的一段婚姻，竟與日本女子有關。

而這段異國情緣，不是傳奇，而是痛苦歲月中的一點溫暖殘光。

1913年冬，20歲的郭沫若離開故土，踏上東渡日本的船。

那一天，是12月28日。他手上只有夠用半年的生活費。天津軍醫學校的錄取通知，他親手撕了。

他要去日本考官費學校，否則，半年后，他說自己就跳進東海，不回四川，也不回老家。

那一年，他和家中長兄翻了臉，只為一個去國求學的念頭。

經東北、朝鮮，一路轉車轉船。1914年1月13日，他抵達東京。

可新生活并沒有溫柔地接住他。剛到東京，郭沫若就被現實打了個措手不及。

他的腦袋像被緊箍咒勒住，白天昏沉，晚上頭痛如裂。

加之遠方中國局勢動蕩，家中父母早早替他安排了婚姻，舊式禮教的壓迫陰影始終籠罩在心頭。

他陷入長久的焦慮與痛苦中，曾寫信給友人說：“我怕我瘋掉。”

直到1916年8月，一個偶然的相遇，改變了他整整兩年的精神狀態。

那天，他前往東京圣路加教會醫院探望好友陳龍驥。結果不是探病，而是奔喪。陳病重未愈，撒手人寰。

處理完后事的郭沫若情緒低落，準備離開醫院時，一個身影在走廊盡頭停住了他。

年輕的護士佐藤富子，白衣素凈、目光清澈。她不是驚艷的美人，卻有種內斂的光，讓他一眼忘不了。

她的志愿是學婦產科，立志將一生獻給慈善。

這位女護士，不顧父母反對，只身前往東京，在圣路加醫院擔任護理，宿舍簡陋，薪水微薄，生活清苦。

后來，郭沫若再次去醫院，想取回陳龍驥的X光底片。其實也是想，再看她一眼。

幾天后，富子將底片寄來，隨信還有幾句安慰。寥寥數語，卻句句真誠。那封信，郭沫若反復讀了十幾遍。

他在心里給她取了個名字：“安娜”。

青年時代的郭沫若，是極其敏感而激烈的。他的情感，不是慢慢滲透，而是迅速傾瀉。

安娜的溫柔與堅毅，讓他相信：不是所有命運都是冷酷的。

可在那個年代，愛不是簡單的私人決定。

安娜想學醫，卻因日程倉促，無法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試。郭沫若便勸她辭職，搬來岡山與自己同住。他說：“我的官費，夠兩個人用了。”

于是一個中國青年，一個日本女子，在1910年代的東瀛，決定合住一間屋子。

1916年冬，岡山的夜風已有涼意，郭沫若帶著復雜的心緒，迎來了安娜的到來。他本以為，兩人可以在“平等與自由”的前提下和平同居，以朋友的方式共同生活。

可很快他發現，他低估了人性，更高估了自己。

他在給友人信中寫道：

安娜知道郭已婚，但她仍接受了這份感情。郭則一度以為，既然已有婚姻的存在，反而能讓這段同居關系保持理性與節制。但事實并非如此。人心與感情，總無法遵循紙上原則。

郭沫若為了讓安娜走得更遠，曾送她進入東京市立女子醫校學習。這段理想的教育進程，在不久后因為安娜懷孕而中斷。

1917年，孩子出生，取名“和生”。郭沫若的父母對此感到震驚，但終究接受了這段“越界”的關系。

而安娜的父母卻態度決絕，宣布斷絕關系，“不許再踏入家門一步”。

佐藤富子，為了這場愛，付出了幾乎全部。她切斷了與父母的聯系，承受了來自社會與家族的雙重否定。

她曾寫道：“我把父親丟了，母親丟了，國家也丟了……這是怎樣悲慘的戀愛，怎樣悲慘的緣分喲。”

郭沫若后來承認，是這段戀愛，把他從神經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也激發了他全部的詩歌創作欲望。

兩人沒有婚書，沒有家業，但有一種近似于誓約的堅持。

他們頂住了來自中日兩國社會的雙重壓力，在貧困中努力生活。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后，只靠郭沫若的一份官費支撐一家生計。安娜主動承擔了全部家務，維持這個家最基本的秩序。

1922年，郭沫若順利畢業，獲得九州帝國大學的醫學學位。安娜原以為，他們終于可以安穩下來，丈夫行醫，她負責照顧家庭，日子雖不富裕，至少清白簡單。

次年三月，郭沫若先行回國。安娜帶著三個孩子晚一年抵達上海。上海的生活節奏快，物價高漲，安娜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她建議郭沫若利用所學開業行醫，以穩定生活，遭到拒絕。

為了減輕丈夫的負擔，安娜決定獨自帶著孩子返回日本，重拾產科專業，將來再來上海開業。郭沫若沉默，既未鼓勵，也未阻攔。

不久，郭也回到日本。兩人再次團聚，生活一度歸于平靜。1924年，他又回到中國。之后的數年，他們分分合合，聚少離多。

1927年，他因政治原因從香港秘密回滬，短暫團聚后被列為通緝要犯，他再次赴日。

他患上斑疹傷寒，幾乎死去，最終留下耳聾的后遺癥。而此時的安娜，也病體支離，卻依舊撐著身體去醫院看他。

次年，兩人遷回日本。郭沫若此時已被日本政府視為眼中釘，被拘押多日，最終由安娜多方奔走才得以釋放。

之后，郭專注寫作，安娜外出打工維持家計。沒有抱怨，沒有退縮。1932年，他們迎來第五個孩子，取名“志鴻”。

家庭的安寧并未持續太久。

九一八事變后，郭沫若認識了記者于立忱，迅速相熟。

兩人的關系，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消息傳到安娜耳中，她并未鬧，也未質問，只是把所有情緒埋在心底。

1937年底，郭沫若即將回國，參與抗戰。臨行前，他向安娜表達了離開的打算。

話說得婉轉，卻句句在理。

郭沫若知道，她不是不知道一切，只是不說破罷了。

他在那個夜晚坐在床前，看著她在燈下翻書。她沒注意到他的神情。夜很靜。他俯身輕吻她的額頭，她沒有回頭。

他悄然離開，沒有告知具體的啟程時間。

他早知這一走，將是兩條命運的真正分岔。

郭沫若回國后，與安娜的聯系徹底中斷，直到1938年初，才收到她寄來的一封信。這封姍姍來遲的信，句句都是苦難的陳述。

郭走后不久，日本特高課得知消息，震怒之下將他在東京的住所徹底查抄。

書信、手稿盡數被帶走，連安娜藏在枕頭下的詩稿也未能幸免。安娜隨即被捕，遭到嚴刑拷打，關押多日。

面對逼迫，她拒絕出賣郭沫若，也拒絕將孩子登記為日本籍。特務辱罵她是“野狗”，她冷冷回應：“我是‘野狗’，可我熱愛的是中國。”

就在她孤身苦熬、為郭擔下所有時，郭沫若卻早已在重慶與于立群（于立忱的妹妹）共同生活。他沒有告訴安娜，也無意告訴她。

那段關系來得迅速而公開。安娜遠在日本，一無所知。

但她還是決定來一趟。

她帶著長子和生、女兒淑子，從日本乘船抵臺，再轉香港。那是1946年的一個普通日子，她悄無聲息地出現在林道街郭沫若的住所門前。

推門而入的一刻，郭沫若愕然，臉色一瞬變得蒼白。于立群在屋內，也一言不發。

安娜站在那里，看著他，看著屋里一對新人，看著五個圍坐一團的孩子。他們看起來很親密，像一個已經完整的家庭。

她沒有哭，也沒有鬧。只是默默看著。

多年不見的丈夫沒有迎上前來，只是尷尬地移開了目光。

她什么也沒問，因為她已不需要答案。

自他不告而別的那天起，對于安娜而言，晴空萬里是他，風雪夜歸也是他；通衢大道是他，萬丈深淵也是他。她傾盡一生相信的那個人，早已走出她的世界。

她回到日本，繼續撫養五個孩子，獨自度過一個女人全部的艱難與衰老。

但她并未徹底斷絕聯系。

新中國成立后，她再度攜子女來到中國。長子和生、次子志鴻，皆投入祖國建設。她本人也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最終落腳大連，定居于長子身邊。

1975年，郭沫若病重，住進北京醫院。安娜由女兒陪同前去探望。相見時，兩人無言。沉默仿佛替代了所有解釋。

三年后，郭病危，安娜再次從大連趕來。

那年，她85歲。她只在病房停留片刻便匆匆離開。

有人問她為何不多留一會兒。她淡淡答道：“他不愿談。”

很多年之前，她就明白：有些人，不再屬于原地。

1983年，她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婉拒了所有記者采訪。

她每年仍會回日本探親。但每次只住幾天便返回。有人勸她常住，她搖頭：“我已經老了，萬一病倒了怎么辦？我想死在中國。”

她留下遺言：遺體要葬在中國。

1995年，安娜在大連安然離世，享年一百零一歲。

臨終那天，床頭擺著一沓泛黃的信紙——那是郭沫若早年寫給她的一百多封信。

她走得平靜。沒有哀怨，沒有言語。

她的遺產不多，只有五百萬日元。她將它全部捐贈給中國——那個曾因愛而結緣、因愛而負她的國度。

一個被愛放逐的女子，最終用慈悲回饋了她一生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