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傳真·人民法院報】中國傳統調解制度中官方與民間的二元治理實踐

2025年12月12日 《人民法院報》第2版

中國傳統調解制度中

官方與民間的二元治理實踐

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不僅形成了體系嚴密的成文法傳統，更孕育了獨具特色的糾紛解決文化。其中，傳統調解制度作為社會治理智慧的重要結晶，構建了官方與民間相輔相成、協同共治的糾紛解決體系。這一制度歷經數千年發展，形成了官方與民間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二元格局。探究這一制度的歷史脈絡與實踐經驗，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更能為當前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推進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有益參考。

官方調解的制度演進

中國古代官方調解歷經秦漢至明清的持續發展，逐漸演化為較為系統的制度體系，體現出國家治理與基層秩序之間的內在聯系。

秦漢時期賦予基層官吏調解職能，為古代官方調解制度奠定了基礎。秦代在鄉一級設“嗇夫”等官職，負責處理民間糾紛。《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漢代居延漢簡《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記載了甲渠候粟君與客民寇恩之間的債務糾紛，完整呈現了漢代基層司法程序中的調解與審判過程。在該案中，鄉嗇夫按照縣廷指示傳喚被告、驗問核實案情，提出初步處理意見，并進行調解。這種從法律層面上強化基層官員的解紛責任，將調解融入基層治理的制度設計，維護了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契合儒家倡導的“禮之用，和為貴”的理念，也適應了當時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

唐宋時期是古代官方調解制度走向成熟的關鍵階段。《唐六典》規定“每里置正一人”，《通典》中記載里正“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學界普遍認為里正具有處理鄉里內部矛盾，對民事糾紛進行調解的職權。唐代許多官員善于運用調解解決民事糾紛，如開元年間縣令韋景駿因調處母子相訟案件，而獲得良吏的美譽。宋代州縣官員在訴訟過程中主動引入調解，將審判的權威性與調解的靈活性有機結合。從《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可以看出，調解主要適用于普通的民事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并堅持自愿原則。調解成功后會“各給事由”，即發給雙方文書，文書結尾往往會有“如或不悛，定當重置”等警告性詞句，表現出調解的規范性和強制性。

明清時期官方調解從選擇性程序逐漸轉變為強制性程序。明代通過立法確立調解的強制性程序地位，明代《教民榜文》規定“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回里甲、老人理斷”，以刑罰手段確保調解程序優先適用。在實踐中，明清州縣官員憑借行政與司法雙重職能，成為強制調解原則的執行者，進一步深化了調解的優先地位。清代《欽頒州縣事宜》指出州縣官員的職責在于“宣朝廷德化，以移風易俗……由聽訟以馴至無訟”。在司法實踐中，州縣官員以“無訟”為目標，靈活運用融合情理法的調解方式，促使雙方達成和解。清代《鹿洲公案》中，詳細記載了知縣藍鼎元調解一起兄弟爭田案的經過。面對互不相讓的兄弟，藍鼎元援引儒家倫理“兄弟同氣連枝”進行情感疏導，喚醒雙方血緣親情；同時采取令二人同鎖一鏈、共處一室等方式，使他們在朝夕相對中自省互訟之非。最終，兄弟二人悔悟涕零，自愿將所爭之田獻作父親祭產，永息爭端。這種情理法交融、恩威并施的調解策略，體現了明清司法實踐中注重從根本化解矛盾、維護倫理秩序的特點。

民間調解的多元實踐

中國古代民間調解以宗族、鄉約、行會為組織載體，從血緣宗族到地緣鄉約，再到業緣行會，傳統民間調解形成了覆蓋社會關系的立體網絡，配合古代官府有效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秩序。

宗族調解以血緣倫理為紐帶。清代《戶部則例》中規定，對于“聚族而居，丁口眾多者”，可以“擇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為族正”，并賦予其查舉該族良莠之權，明確宗族族長對族內成員行為的監督、教化以及對內部糾紛的調處權。如歙縣的許氏族規規定：“凡遇族中有不平之事，（族長）悉為之處分排解，不致經官。”清代官員張治堂要求“族長應先邀本人親房尊長，均趕祀宇，繩以家法。如尚不悛改，然后送官究治”，肯定了宗族調解的合法性和優先性。宗族調解本質是“皇權不下縣”體制下的治理權讓渡，州縣官員對“情節輕微”家庭糾紛案件多批轉宗族調處，如清代道光年間御史周作楫所言：“每姓有族長紳士，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聽族長紳士判斷。”這種國家允許、宗族執行的協作模式，使宗族成為基層治理的“次級權力中心”，宗族調解成為國家治理在地方社會的重要輔助與有效延伸。實踐中，宗族調解需遵循“三不逾矩”原則：不逾國法（如命案必報官）、不逾倫常（如尊長優先）、不逾公序（如族產不得私售），形成自治而不自專的治理格局。

鄉約調解是古代地緣社會實現契約治理的重要探索。北宋《呂氏鄉約》明確提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項規約，規定化解糾紛時“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將違反規約的行為分為犯義之過、犯約之過、不修之過，并制定了懲戒措施：“犯義之過，其罰五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眾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這種將民間習慣上升為成文規約的實踐，推動了地緣治理從習俗自治向制度治理的轉型。明代王守仁認為設立鄉約的目的是協調百姓之間的關系，其頒行的《南贛鄉約》要求民眾“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針對“一應門毆不平之事”，要“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同時規定在鄉會時，約長組織彰善糾過，調解糾紛，并通過“善惡簿”記錄鄉民行為，強化鄉約的教化功能。

行會調解是古代業緣群體實現專業治理的重要機制。行業性商人團體為了有效化解行業內部糾紛，常在行規中設定相應的糾紛解決條款。明清時期，行業內部會員之間發生的商業糾紛，須先由會館董事或會首進行調解；如果屬于重大爭議事件，則須由會首召集全體會員進行公議，評判是非曲直。若會員未先將糾紛交由會館裁決，而直接控至官府，則會受到會館的處罰。如清代光緒年間《天津商務公所暫行章程》第五條規定：“各家財產訟案，先請本行董事評議，如董事未能了結，再由公所秉公處理，以免訟累。其無行無董遇有商務轇轕（糾紛），亦準起赴本公所聲明調處。倘有不遵，即將理曲者稟送，以憑訊斷。”面對商品質量、價格爭議等專業性較強的矛盾時，行會調解既嚴格依據行規條文判定責任歸屬，又充分兼顧行業慣例習俗，確保調解結果的專業性、合理性。其對行業信用的維護與商業秩序的規范，促進了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

中國傳統調解制度中官方與民間的二元治理實踐，實現了國家制度規范與社會自治力量的有效互動與功能互補，官方通過官批民調等方式，將民間調解納入國家治理實踐之中；而民間則通過呈報備案等途徑，獲得官方背書與認可，構建了傳統調解官民協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官方調解通過層級體系與法律權威，保障了解紛的規范性與終局性；民間調解則憑借貼近基層、熟悉風土人情的優勢，以更靈活、更低成本的方式化解大量民間糾紛。傳統調解制度中的官民二元治理模式，有效維護了傳統社會的穩定，其中和合無訟的價值追求、情理法交融的解紛藝術、多元化與規范化的制度設計，對當前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健全社會矛盾預防化解體系、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