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從秦城監獄出來后，我在湖南常德西洞庭五年的勞動生活

閻長貴從秦城出來那天，沒人知道他去哪兒。

他悄無聲息消失了七年半，再露面，已經是湖南常德的西洞庭農場里的一個“新人”。

他原來可不是個無名小卒。

六七年那會兒，進了釣魚臺11號樓當秘書，那地方誰都知道可不是隨便能進去的。

他干的是機要活兒，樓里住的也不是一般人。

有人說他命好，年紀輕輕就進了核心圈；也有人說他不知天高地厚，跟戚本禹、關鋒走得太近，結果樹倒猢猻散，他也被一塊兒“打包”進了秦城。

他進了秦城，是以“坐探”的名頭進去的。

坐探不坐探的，沒人說得清楚，但他背后那兩位一倒臺，他自然也就成了“危險分子”。

那會兒風聲緊，誰和誰關系近，都會被翻出來算賬。

他算是那波人里最快“掉頭”的一個。

進的時候沒個正式通知，出來的時候也沒誰說清楚到底是“平反”還是“處理完了”。

從里頭出來，他被直接送去了西洞庭農場。

農場那地方，說白了就是個大集體，國家開墾出來搞生產的。

說是“勞動鍛煉”，但誰都明白，更多是個“過渡地兒”。

在那里待著的，大多數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就是像他這樣有點“背景”的人。

剛到那兒，閻長貴低調得很。

頭幾年他連農場的圍墻都不怎么出，每天就是干活、寫信、等消息。

他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家里。

七年沒音訊，家人也不知道他還活著沒有。

他寫了一封信出去，過了不久回信來了，是他兒子寫的。

信上那字歪歪扭扭的，但一看就是自家孩子寫的。

他激動得不行，說那一刻，才覺得自己真活過來了。

然后，家人真的來了。

他父母從山東趕來，妻子帶著兒子也來了。

他們在農場團聚了。

那是他七年里第一次見到親人，場面沒那么熱鬧，但誰都紅了眼圈。

他父母后來回了山東，妻子和孩子留下來陪他。

他在農場慢慢安頓下來，開始一種全新但也不容易的生活。

剛開始，農場是想把他派去稻田組的，那活兒是最苦最累的。

他年紀也不算大，但畢竟關了這么多年，身體吃不消。

領導看他是個讀書人，就調去了棉花組。

棉花組也累，但相對輕點。

他沒說什么，干得很踏實。

住的地方條件不算好，鍋碗瓢盆都沒有，是農場給掏的錢置辦的。

鄰居看他們家剛來，也沒柴火，主動送來了燒飯用的柴。

那個年代，柴火是緊俏貨，不是隨便能勻的。

能給他家分出來，說明大家都覺得他是個正經人。

他自己也記得清，剛去那陣，誰家門口種的菜多，都會喊他去摘點吃，可他臉皮薄，總是推辭。

大家看他不好意思，就干脆摘好了送過來。

有時候是一把青菜，有時候是幾個番茄，都不多，但心意重。

干了一段時間，農場的領導覺得他是個可以培養的人。

后來真給他爭取了個機會——去省里參加干部理論學習，四個月的班。

別人聽說了都羨慕，那個時候，能去省里學習，就是證明你有“上升通道”了。

他去學得也認真，回來之后，農場對他更加看重。

后來他幾次去北京處理自己的問題，來回折騰，票錢也不少。

農場知道情況后，給他報了銷。

他當時什么都沒說，但回頭跟人提起這事，眼里都泛著光。

他說：“人要是講理，哪兒都能活。”

七十年代快結束那陣，他的“問題”算是徹底解決了。

但接下來一個大難題擺在眼前——妻子和孩子的戶口。

要回北京一起生活，戶口得“農轉非”，可那年頭，不是隨便能辦的。

誰家不是托人跑關系都辦不下來？他沒想著能辦成，沒求過人，就默默地準備自己回去。

偏偏這時候，農場有個叫覃正彥的干部站出來了。

他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平時親戚求點事都不答應的，可他幫了閻長貴，一錘定音把戶口的事辦了。

別人都不理解，問他為什么。

他只說五個字：“他太老實了。”

這五個字，在那個年代比什么都貴。

不是會說話，不是有關系，不是牌子硬，而是你的人，能不能讓人放心。

農場是個什么樣的地方？說白了，就是一個小社會。

糖廠、郵局、學校、醫院，什么都有。

你要是不想出農場，確實能過上一輩子的日子。

可也正因為這樣，這地方更看重人品，看重你值不值得別人幫你。

閻長貴在這里過了五年，他沒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安身立命，把一個曾經“有問題”的身份，活成了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他走的時候，有不少人送他，一些老農場職工還專門給他做了頓飯。

沒人說感動的話，但那頓飯，比很多話都實在。

那幾年，他沒寫書，也沒講自己受了多大委屈。

他說：“哪兒都不容易，但人不能壞。”這句聽著簡單，可那時候能說出這話的，真的不多。

他的人生沒有大起大落后再“東山再起”的戲劇感。

他只是一個被命運推來推去的人，最后站住了腳，活得有點體面，有點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