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財長說中國的石油、煙草、銀行、通信都不是企業，是行政機構

2025年12月10日，美前財長耶倫在哈佛校友論壇說中國的石油、煙草、銀行、通信都不是企業，只是行政機構，還把國企踢出“企業家”俱樂部。
耶倫這一腳，踢得可真不輕。
聽上去像是學術觀點，實則帶刀言論，問題是，她真了解中國國企嗎？還是只是給美國的經濟焦慮找個出口？
要說耶倫的“行政機構論”，如果她是在2010年說，或許還勉強能找到點共鳴，但2025年了，中國國企的改革已經不是“進行中”，而是“收官期”。
過去兩年，中國推行的《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已經讓絕大多數的國有子企業建立了董事會授權機制，企業負責人薪酬不再是鐵飯碗，而是跟業績直接掛鉤。
換句話說，現在是“干多干少不一樣，干好干壞不一樣”。
耶倫把“企業家俱樂部”變成了一個政治標簽，似乎只要不是私營、不是美國模式，就不配談“企業家精神”，那她恐怕得重新翻翻字典。
企業家精神的核心，不是你是民營還是國營，而是你有沒有創新能力、市場意識和承擔風險的勇氣，而這幾點，中國國企交的作業其實比很多西方公司都要漂亮。
美國企業治理是典型的股東導向，股東出錢，董事會代表他們監督管理層，一切圍繞股東價值最大化展開。
董事會和CEO之間是“雇傭關系”，CEO干不好，分分鐘被炒掉，透明度要求高，財報、審計、合規機制都很嚴格，是“市場說了算”的典范。
中國國企的控股方基本是國家，董事會雖然仍是治理核心，但同時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國家戰略。
國企的負責人既是“企業家”，也是“國家干部”，很多人有雙重身份，需要對業績負責，也要執行國家政策。
這種治理結構看起來復雜，但目的是把市場效率和政策導向揉在一起，實現“頂層設計+市場運行”的融合。
美國企業賺錢是第一目標，所有企業行為都圍繞利潤最大化轉，是否裁員、是否外包、是否漲價，基本只看財務回報。
企業被視為股東資本的工具，如果不賺錢，哪怕再有社會責任，也活不下去。
國企的目標是“雙重責任”：一方面參與市場競爭、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要在關鍵領域兜底民生、保障能源、推動科技突破。
比如國家電網、中國移動、中石油等企業，不僅要做強做優做大，還要在災難救援、扶貧攻堅、科技攻關中擔當“國家隊”的角色。
這不是“不講效率”，而是效率和戰略并重。
美國的監管邏輯是“弱政府、強市場”，主要靠法律、證券監督機構和輿論來約束企業，一旦出事，比如財務造假、壟斷行為、環境污染，就靠司法系統罰得你傾家蕩產。
監管機構獨立性強，但也容易被資本游說、利益集團操控。
國企既受市場機制監管，也被黨組織和紀檢系統監督，形成了“制度+紀律”并重的體系，比如國企高管不能隨便拿高薪，很多關鍵崗位還要接受組織任命和巡視審計。
這種模式強調“權責統一、監督嵌入”，避免出現“大權獨攬”的CEO。
企業是私人資本的延伸，誰出錢誰做主，國家基本不干預企業經營，就算企業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也很難從根本上強制干預，最多罰款了事。
國企本質是“全民資產的市場化管理者”，國家持有股權，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戰略安全，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國企可以承擔很多“賠本賺吆喝”的任務，比如西部基建、邊遠地區通信覆蓋。
項目的背后，是成千上萬科研人員日夜奮戰的身影，是市場機制和國家戰略的雙輪驅動。這難道不是企業家精神的高階體現？
耶倫在論壇上話鋒一轉，說中國國企不應該算“企業”，因為它們背后是政府，但她嘴上不提的是，這些“不是企業”的公司，早就沖進了全球市場的第一線，跟真正的跨國巨頭在同場競技。
耶倫的這番話，其實透露出一種更深層的焦慮：美國正在失去定義“成功企業”的標準主導權。
過去，西方主導的敘事里，企業就該是硅谷那種拿風投、講故事、燒錢燒出估值的模式，但自從2020年之后，全球對企業的認知已經變了。
誰能解決問題、誰能提供就業、誰能推動社會進步，誰就是“好企業”。
中國的國企，正在用實際行動重新定義這個標準，它們不僅能在國際市場上賺錢，還能在關鍵技術上突破封鎖，在民生保障上承擔責任，在國家安全上扛起重擔。
這種綜合實力和戰略價值，是任何一個“俱樂部”都不能定義的。
耶倫說中國國企不配進“企業家俱樂部”，那是因為她認定的“俱樂部”本身就排斥不同制度、不同路徑的成功者，說白了，就是怕中國的國企模式被更多國家效仿，動了美國的奶酪。
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也不是俱樂部里的自說自話，而是在實戰中殺出一條路，中國國企，不需要誰來承認它們的價值，因為世界市場已經給出了答案。
至于“俱樂部”？不如先問問自己，還剩幾個人愿意續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