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持槍掃射10分鐘致16死，澳大利亞慘案，是以色列種下的惡果？

當地時間12月14號，悉尼邦迪海灘聚集了近千名猶太人慶祝光明節，下午6點40分左右，兩名身著黑衣的男子出現在通往海灘的人行橋上，對著人群掃射了整整十分鐘。

槍聲最初被大家誤認為是節日煙花，但很快，海灘上的人們開始意識到危險，最后造成16人死亡40人受傷。

隨著調查的深入，警方確認兩名槍手為父子關系，50歲的父親納維德·阿克拉姆和他24歲的兒子，他們所使用的槍支在澳大利亞屬于合法持有。

這是澳大利亞近30年來最嚴重的槍擊事件，被直接定性為恐怖襲擊。

而這起悲劇背后，是澳大利亞社會日益緊張的反猶情緒，也可以說是巴以沖突以色列親手種下的惡果。

發動恐怖襲擊的這對父子家住悉尼西南部，父親十年前就拿到了槍支許可證，名下登記了六支槍，但在過去十年沒出過任何糾紛。

誰也沒想到，這么一個看似普通的家庭，會做出如此極端的事情。

兒子其實早在六年前就被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盯上了，因為他和悉尼當地的極端組織有著密切聯系，警方后來在他們車里還找到了極端組織的旗幟，確認兩人都曾宣誓效忠該組織。

澳大利亞自從1996年發生嚴重槍擊案后，就出臺了嚴格的槍支管理協議，后來還更新過一次，把之前的兩項協議合并成統一的管理規范，槍支管理由聯邦和各州政府共同負責，進口和登記都有明確規定。

按說這么嚴格的制度，怎么還能讓極端分子的親屬合法持有多支長槍？

后來看官方披露才知道，父親的持槍許可證是十年前辦理的，當時的背景審查可能沒考慮到家庭成員的極端傾向，這也暴露了槍支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就是只審查持證人本人，卻忽略了其身邊人的風險關聯。

澳大利亞政府也不是沒行動，槍擊事件后總理立刻召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強烈譴責這起針對猶太人的襲擊，還強調襲擊猶太社區就是襲擊所有澳大利亞人，同時警方啟動了反恐應急機制，封鎖了嫌疑人住所和周邊街道，展開全面調查。

放眼望去，不僅僅是澳大利亞，全球反猶主義再次被點燃，而這可以說是以色列自己種下的惡果。

從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說起，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后，以色列隨即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加沙地帶的傷亡人數一路攀升，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五萬人死亡，十一萬人受傷，這么多無辜平民的傷亡，自然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和不滿。

這種不滿情緒慢慢發酵，就逐漸演變成了反猶主義的抬頭，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之一。

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不久前發布的報告顯示，當地的反猶事件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政府為了應對這個問題，特意任命了打擊反猶主義特使，還設立了應對伊斯蘭恐懼癥的特使職位，甚至投入資金建立全國仇恨犯罪數據庫，專門追蹤反猶相關的違法活動，可見問題已經嚴重到了必須專項治理的程度。

其實這種連鎖反應一點都不意外，巴以沖突持續這么久，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引發了很多人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很容易被極端組織利用，轉化成對當地猶太社區的仇恨。

很多普通人分不清以色列政府的行為和普通猶太人的區別，極端分子就趁機煽動，把所有猶太人都當成了發泄對象。

這對父子槍手很可能就是被這種情緒裹挾，又受到極端組織的思想洗腦，才把矛頭對準了正在慶祝節日的猶太人群體。

從巴以沖突爆發后的大事記能看出來，停火協議多次達成又多次破裂，以色列多次暫停向加沙運送物資，還通過法案禁止相關聯合國機構開展活動。

這些行為不僅讓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越來越嚴重，也讓國際社會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

這種不滿情緒不會只停留在口頭譴責，而是會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一些多元文化的國家，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本來就比較敏感，一旦被外部局勢刺激，就很容易引發極端事件。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就包括猶太人和中東背景的族群。

所以，巴以沖突的外溢效應在這里表現得尤為明顯。

現如今的世界，任何地區沖突都可能產生外溢效應，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善其身。

巴以沖突持續這么久，不僅讓當地民眾飽受苦難，也讓世界各地的相關族群受到牽連，這也說明和平解決地區沖突的重要性。

澳大利亞猶太研究學者蘇珊娜·魯特蘭的研究就曾表示，當代反猶主義主要與巴以沖突相關，表面是對以色列政策的批評，實際上演變為對猶太人非理性的仇恨。

不可否認的是，以色列在沖突中的一系列做法加劇了地區局勢緊張，也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反猶情緒。

再加上極端組織的煽動和槍支管理的漏洞，最終導致了這場悲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