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一艘由上海駛往南京的渡輪緩緩靠近采石磯,一位青年仰頭飲盡最后一口烈酒。
片刻后,他縱身一躍,消失在滾滾江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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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朱湘,是那個時代最被寄予厚望的新詩人,也是曾被魯迅譽為“中國的濟慈”的天才少年。
但命運終究沒有厚待這位狂傲詩人,他一生清高孤傲,難以與世妥協,最終得來的,卻是家庭破碎、幼子夭亡,妻子最終削發為尼。
他短暫的29年人生,究竟經歷了什么?一代才子,為何如此落寞?
詩壇驕子
清末民初,戰火和新思潮交錯的年代,朱湘出生。
作為理學大家朱熹的二十八代后人,似乎這天生注定了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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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朱延熙,是清廷二品大員,門第顯赫;母親,則是張之洞之弟張之清的掌上明珠。
按理說,這樣的出身足以保證朱湘錦衣玉食地度過一生。
但命運的割裂,卻從一開始就不肯放過他。
他三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年紀尚幼的他,只能輾轉在兄長家中,寄人籬下地長大。
朱家兄弟間雖然情分猶在,但強烈的長幼尊卑觀念和家法森嚴的禮教氛圍,讓這個靈魂敏感的孩子早早對“依附”二字生出本能的排斥。
他不喜歡討好,不愿妥協,從小就不合群,不聽話,也不懂“懂事”二字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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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聰明,天資聰慧、記憶力驚人,詩文一學即會,外語也學得比誰都快。
在南京求學時,兄長原本打算將他送入軍政路線,但他一心只愿讀詩寫文。
1919年,年僅十五歲的他便考入了清華學校,也就是后來的清華大學,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留美預備生之一。
這一年,五四運動在京城爆發,整個清華園內也沸騰如潮,朱湘便是在這樣的時局中,邁入了他命定的舞臺。
清華,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學府,才子如云,俊彥遍地。
可朱湘一入學,便在蕓蕓學子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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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清華南院的一間簡樸宿舍中,與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三人同居一屋,日日推敲詩章,夜夜對酌文字,四人意氣相投,被譽為“清華四子”。
這個稱號后來傳遍北方文壇,甚至成為那個時代新詩派的文化符號之一。
朱湘的詩不同于那個年代普遍流行的激進、吶喊、救亡。
他寫景、寫人、寫情,字字講究音韻,句句細膩婉轉,詩中總有一種特有的東方抒情和西方節奏感的交織。
魯迅先生曾在私下稱他為“中國的濟慈”,這不是溢美,而是一種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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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的詩,有濟慈式的靈性孤獨,也有中國才子的悲憫執著。
但朱湘的才華和孤傲,是并行不悖的。
他從不愿低頭,更厭惡形式主義與陳規舊制。
清華設有“早餐點名制度”,要求學生每天清晨前往食堂報到簽到,以示自律。
多數人雖不喜歡,卻也默認接受,只有朱湘卻一再缺席,不但不屈服,反而在課堂和私下公開諷刺這一制度“非人”,稱其“鉆分數,失生活”。
他的偏執與反叛逐漸激怒了校方。
三次大過、二十七次遲到、無數次警告,最終清華破天荒地將這位才子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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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沒有多少人真正敢質疑學校制度,可朱湘用自己的方式,在那個年代做了個“不合格”的學生,卻成為一位最真實的詩人。
1923年,朱湘獨自一人離開北平,南下上海謀生。
他身無長物,唯一帶走的,是那一疊疊親手謄寫的詩稿。
那年他風華正茂,卻已注定,這一生不會走上一條平順的路。
情歸處
朱湘抵達上海時,碼頭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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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寄居在朋友狹小的閣樓里,每天靠給小報撰稿和翻譯幾篇外國詩文維生。
那時候,他的詩作仍偶有刊發,但報酬微薄,一篇詩稿不過幾角銀元。
城市的繁華,對他而言不過是玻璃后的世界。
孤獨和貧窮像兩只手,一左一右,掐住了他年輕的脖子。
就在這段最艱難的日子里,他無意中聽說了一個名字,劉霓君。
這是他自幼指腹為婚的未婚妻,那女子原本出身書香門第,是昔日的大家閨秀,父母早逝后,命運將她也推入了這座城市的風雨里。
據人說,她在一家洗衣房謀生,白日洗衣,夜里睡在陰暗的宿舍,與十幾個女工擠在一間低矮的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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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最初聽到這消息時,心中并沒有憐惜,反而有幾分嘲諷。
他從來厭惡“媒妁之言”,厭惡被家族替他決定的人生。
更何況,他記得當年在清華求學時,她曾北上探望他,卻被他當場喝斥回去。
那時的他年輕氣盛,信奉自由戀愛,覺得這種“老派婚約”簡直是束縛。
可這一次,聽到她同樣流落上海,命途多舛,他心底的冷意慢慢被一股說不清的柔軟取代。
他忽然覺得,這個女子或許是唯一能懂他的人,同樣被命運放逐,同樣無依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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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托人打聽了洗衣房的地址,在一個傍晚,獨自前往。
洗衣房的空氣潮濕混濁,蒸汽與肥皂味交織。
女工們低頭搓洗,手上裂著血口,朱湘推開門時,劉霓君正背對著他,一身舊棉布衫,他只覺喉頭一陣發緊。
那一刻,昔日高傲的才子忽然不敢出聲。
她轉過身,看到他,怔了幾秒,淚水便不受控地涌出。
她還記得這個男子,記得他年少時倨傲的神情,也記得自己被拒的那一刻的羞辱。
但眼前的他,衣衫襤褸,臉色憔悴,目光卻是溫柔的。
那一刻,他們都不再是彼此記憶中的模樣,而只是兩個在風中相依的落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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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起,朱湘開始頻繁去看她。
偶爾帶一點面包和茶葉,偶爾只陪她坐在宿舍門口聊天。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理解“同病相憐”這四個字。
一個詩人,一個女工,他們的愛情沒有浪漫的詞藻,卻有最樸素的溫度。
一年后,朱湘帶著劉霓君回到了南京,兄長看著這個出身平凡的弟媳,眉頭緊皺,但朱湘的決心無人能改。
后來,兩人舉行了婚禮,這本該是幸福的開始,偏偏命運又投下了陰影。
婚禮上,兄長要求朱湘依禮叩頭行父禮,他拒絕,只輕輕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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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一度僵硬,甚至演變成扭打,喜燭被打斷,這婚姻,如那被折斷的燭火,未必能長久明亮。
但婚后的三年,卻是他們此生最甜美的時光。
朱湘對她體貼入微,每次出門,總記得買她最愛的飴糖,每晚寫詩時,都會念給她聽。
1925年,朱湘的詩集出版,立刻轟動文壇。
詩人徐志摩稱他“靈氣逼人”,聞一多盛贊他“是詩中天才”。
他與文壇名流往來密切,生活也漸漸好轉。
第二年,在好友的斡旋下,清華竟同意讓他復學,他帶著劉霓君重返北京,學業、事業、愛情三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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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順利畢業,那一年,他還接到赴美留學的公派通知。
船笛長鳴,白霧漫天,她目送他遠去的身影,心中生出從未有過的驕傲和不安。
后來,朱湘在美國三年間,寫下了106封情書,句句深情,字字溫柔。
那段歲月,是朱湘一生中最亮的光。
他終于有了愛人,有了家庭,有了被世界認可的身份。
可命運終究吝嗇得可怕,那光亮來得太短,太烈,也太近。
世俗難
初到美國,他入讀勞倫斯大學英國文學系。
白人同學在課堂上談笑風生,他的英語帶著東方腔調,卻能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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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也一度驚訝于這位來自中國的學生,他意氣風發。
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一道看不見的墻。
有一次,課堂上某位美國教授在講述殖民文學時,舉了一個例子,他將中國人比作“模仿性的猴子”。
朱湘當場起身,面色冷峻:“中國不是猴子,我們也不是附庸的民族。”
全場一靜,教授尷尬地咳了幾聲,便匆匆轉移了話題。
可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有掩飾對這個中國學生的輕蔑。
朱湘心高氣傲,自尊又敏感,沒多久,他便憤而退學,轉入芝加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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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運似乎有意要與他作對,在芝加哥,他借閱圖書館的書籍時,被懷疑“未還書籍”,被圖書管理員當眾質問。
他的面色漲紅,卻寧死不愿道歉。
他又轉學至俄亥俄大學,三年間,三易學府,每一次轉身,都帶著自尊的刺。
1929年,他放棄了未完成的學業,帶著一身疲憊和一箱書稿回到祖國。
回國后,國立安徽大學聘請他任外文系主任。
校方看重他的學識名氣,開出了月薪三百元的待遇。
那在當時已屬豐厚,他一度以為,生活終于要安穩了。
劉霓君帶著孩子搬來,他們的家雖然簡陋,卻充滿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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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日子沒多久,安徽大學因財政拮據,開始拖欠教師薪水。
三個月未發,朱湘的積蓄耗盡,劉霓君見丈夫日漸消沉,心中焦急。
她偷偷托人,替他在一家工廠里找了份翻譯的工作,想著只要渡過這段時光,一切都會好起來。
當她小心翼翼將這件事告訴朱湘時,他的臉色卻霎時變了。
“我朱湘讀書十年,是為去工廠打工?我是詩人,不是雇傭。”
不久,他們最小的孩子再沅病倒了,奶水斷了,買不起奶粉,劉霓君跑遍街巷乞求救濟,仍未能救回孩子。
朱湘看著他的小兒子,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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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霓君終于崩潰,她歇斯底里地喊著:
“你寫的詩能養活誰?你寫的理想能換來一口奶嗎?”
第二天清晨,朱湘收拾了幾件衣物,帶上為數不多的稿紙,離開了家,沒有道別。
劉霓君獨自留下,面對殘破的家與饑餓的孩子,她終究也走上了工廠的流水線,從一個詩人的妻子,變成了機器轟鳴中的女工。
而朱湘,開始了他最后的漂泊。
北平、上海、武漢、長沙、天津……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
為了活下去,他賣詩、賣字,甚至向朋友借錢。
聞一多、蘇雪林都曾在信中提到他,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是被世界逼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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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寫詩,卻再也無人問津。
昔日的光環早已褪盡,文學青年們討論的新潮流里,不再有“朱湘”這個名字。
詩人終于明白,文字不能當飯吃,理想無法抵擋饑餓,可他又偏偏無法放棄詩,就像無法放棄呼吸。
最后一躍
1933年冬,渡輪自上海啟航,朱湘一襲舊布長衫,手中拎著一瓶白酒。
這是他一生最孤獨的歸途。
他到處輾轉,試圖謀職,卻無處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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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試過妥協,他嘗試去教會學校講課,去書店幫人編輯詩稿,甚至為富人家孩子做英語私教。
可每一份工作都維持不了幾日,不是因為能力不夠,而是他性子太烈,容不下半點委屈。
最苦的時候,他曾連續三天只靠涼水充饑。
而與此同時,遠在南京的劉霓君,也徹底斷了最后的念想。
小兒子早夭后,她徹底心灰意冷,從一個大家閨秀,到工廠女工,她的骨氣在生活面前早已被碾碎。
最終,她決定削發為尼、出家清修。
他們相愛過、依靠過,也恨過、撕裂過,最后終于走向了兩個極端的出口,她入了空門,他奔向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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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至采石磯,離南京不遠了。
他站起身,緩緩走到甲板最前端,他仰頭飲酒。
就在船靠近江岸的那一刻,他縱身一躍,長衫獵獵,在空中劃出一道蒼白的弧線,沉入冰冷的江心。
這個29歲的詩人,用最決絕的方式,結束了他顛沛、清高、孤傲破碎的一生。
岸上沒有人知道,他是曾經的“清華四子”,是被魯迅譽為“中國的濟慈”。
那顆詩人的心,終于不再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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