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末鬧出一個新話題—— “單身稅”。目前這個詞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甚至傳到海外。最新的消息說,從2026年4月開始,日本人和在日工作的外國人,都要繳納“單身稅”。
其實,這筆稅金的正式名稱不叫“單身稅”,而是稱為“兒童·育兒支援金制度”。這個制度的名稱聽起來就很中規中矩,沒有任何“歧視”意味。它是作為少子化對策的一部分,旨在為增加生兒育女的補貼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簡單說,就是全社會一起出錢,支持那些有孩子的家庭,讓日本的生育率不要繼續下滑。但是,這一制度的實施,讓還沒有結婚的人們,感覺到一種“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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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一稅費會被叫做“單身稅”呢?
這得從日本的現實社會的背景說起。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26,遠低于維持人口穩定的2.1。政府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效果有限。年輕一代結婚晚、生育少,甚至很多人選擇單身生活,這已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根據統計局的數據,30歲以上的未婚率超過30%,尤其在大城市如東京,更是常見。一些人覺得,“兒童·育兒支援金制度”是讓沒有孩子的單身者“替別人養孩子”的制度。于是“單身稅”的綽號就流傳開來。其實,這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并非事實。
這一制度的核心,是通過公共醫療保險來征收“支援金”。日本的醫療保險體系覆蓋幾乎所有人,包括公司職員、公務員、自營業者、退休老人等。分為三大類:被用者保險(健康保險和共濟制度)、國民健康保險,以及后期高齡者醫療制度。根據“兒童·育兒支援金制度”,無論你是單身還是已婚,有孩子還是無子,只要加入了這些保險,就要負擔“支援金”。它不是新稅,而是保險費的上浮。日本政府的兒童家庭廳(主管兒童福利與家庭支援事業)公布的資料顯示,這個負擔是漸進式的:2026年平均每月交付250日元,2027年增加至350日元,到2028年達到450日元。這只是整體平均值,實際金額取決于你的收入和保險種類。
拿年收入600萬日元(約30萬元人民幣)為例,兒童家庭廳的測算顯示,到2028年時,可能每月需要負擔1000日元左右。
但這一數字還不是鐵板釘釘的數字,它基于以往的總報酬數據,機械性地計算出來的模型案例。實際情況會因保險者不同而異。比如,如果你加入的是大企業的健康保險組合,負擔可能稍低。如果是國民健康保險,可能會根據個人收入調整。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是累進制的——收入越高,負擔越重。年收入1000萬日元(約50萬元人民幣)的人,可能要繳1650日元(約80元人民幣)。這樣設計,是為了體現“能力負擔原則”,讓富裕者多出點力,而不是一刀切。
為什么強調“所有加入保險者都必須交”呢?因為這不是針對單身的“懲罰”。舉個例子,一個已婚但無子的夫婦,也要繳同樣的支援金;一個有孩子的單親家庭,則在負擔的同時,可能享受到兒童手當的福利。這一制度設計的目的,是讓社會整體分擔“少子化”的成本。日本政府認為,孩子們是未來的勞動力,他們的教育和養育,關乎整個國家的養老和經濟可持續性。日本的養老保險也是大家一起繳的,即使你年輕無病,也在為老人出錢。這是一種社會互助的邏輯,而不是“誰得益誰出錢”。
當然,這個制度一推出,就在網絡上炸了鍋。很多人覺得不公平,尤其是那些生活壓力大的單身人士。
前幾天,在東京工作的41歲白領美穂小姐跟我聊天,她給我算了一筆賬:她在廣告公司做合同工,年收入約400萬日元(約20萬元人民幣),實際到手月薪是26萬日元(約13000元人民幣)。東京的房租高、生活成本漲,她每天忙得團團轉,別說戀愛結婚,連周末休息都奢侈。前幾天,她的母親在電話里說:“你單身,就多回家看看吧,老家的男人也不錯。聽說要收單身稅了,不結婚就得多繳錢。”美穂一下子火了:“結婚就那么偉大嗎?我的生活已經夠苦了,還要替別人養孩子?”
美穂的故事反映了許多日本年輕人的現實。美穂的妹妹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夫妻雙職工家庭年收入800萬日元(約40萬元人民幣),但也為住宅貸款和育兒費發愁。她們姐妹倆,一個覺得“為什么我要支援有孩子的家庭”,另一個覺得“支援是好,但別把我們當成受益者,生活一樣苦”。這種分歧,正是制度爭議的根源。兒童家庭廳稱,這筆“支援金”主要將用于兒童生活補貼(奶粉錢)從目前的15歲為止延長到18歲(高中畢業)、孕婦支援金、保育園的增加等。但很多人質疑:過去投了那么多錢,為什么生育率沒上去?這次又能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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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廣的視角看,“單身稅”的議論也反映了日本社會的深層焦慮。經濟停滯30年,工資不漲,物價卻在升。年輕人面臨“非正式雇用”問題,像美穂小姐這樣的合同工,占勞動力市場的近40%。她們覺得,政府總在談“少子化”問題,卻不解決根本——穩定就業、減輕住房負擔、實行性別平等。日本社會重男輕女的“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許多職業女性生孩子后較難重返職場。結果,結婚生育成了“奢侈品”。“單身稅”的叫法,其實是這種不滿的宣泄口。它讓人們感覺“被分擔了負擔,卻沒看到回報”。
其實,日本不是第一個征收“單身稅”的國家。歐洲一些國家,如法國和德國,早就有類似家庭支援機制,通過社會保險分擔育兒成本。不同的是,日本的文化更注重“自力更生”,集體負擔的理念雖有,但總被視為“強迫”。戰后日本的經濟奇跡,靠的是勤奮個人主義。現在面對人口危機,需要轉向社會共擔,這是個轉型過程。政府需要做的,是加強“說明責任”。比如,公開資金流向、定期報告成果,讓民眾看到“我的錢在幫誰,怎么幫”。
日本社會一向以和諧著稱,但這次“單身稅”風波,暴露了代際和階層間的裂痕。單身不是罪過,它是個人選擇。育兒也不是特權,它是社會投資。關鍵是,如何讓大家覺得公平。 “少子化”問題,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信心的問題。因為年輕人需要看到希望:結婚生子,不會犧牲職業和生活質量。否則,政府補貼更多的錢,也解決不了這一“天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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