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始末：三青團半年征兵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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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從1936年名義上開始實行征兵制。

但抗戰初期的大部分兵員仍由募集而來，他們由于多年的訓練而具有較強的戰斗力。到1943年，抗戰已經六年，原來訓練有素的兵員，多已傷亡殆盡。而靠抽拉壯丁等辦法由農村強制征集來的新兵，由于部隊腐敗，待遇惡劣，缺乏訓練，造成大量逃亡，戰斗力不斷下降。

當時的兵役法規定，凡是在學青年，可以緩征緩召。加上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受到“好男不當兵”的傳統思想影響，很少參軍服兵役，這也影響到了部隊的素質，并導致了兵源的匱乏。為了挽救上述危機，達到重新建軍的目的，必須提高軍隊的素質，發揮高度的戰斗精神，同時需要改革征兵制度，發動知識青年從軍。

1943年3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新的兵役法，要求征召學生服役，并規定學生服役期間，仍予保留學籍。同年召開的三青團一全大會通過了《發展團務十年計劃總綱案》，其中規定：“鼓勵團員及青年踴躍接受軍訓及服兵役，以促成建軍之完成。”經過一番宣傳鼓動，“在三十二年下季，（學生從軍）事實上已形成一觸即發之態勢”。

學生從軍運動是從大后方四川省發起的。1943年11月，軍政部命令四川各縣市立即輸送大批兵員補充中國駐印度遠征軍。當時負責征兵事務的四川省軍管區參謀長、三青團四川支團干事徐思平，考慮到此次征兵任務數量大，時間緊迫，而遠征軍對兵員的素質要求較高，各方面的待遇也較好，應以發動知識青年志愿從軍為主，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徐氏借出巡川北各師管區的機會，沿途召集各地士紳機關法團及中學以上學生，廣為宣傳號召。綿陽中學學生邱永森等15人首先響應，申請志愿服兵役；東北大學男女學生多人也群起響應，申請報名人伍，“此實為學生從軍之嚆矢”。三臺縣趁機擴展學生從軍運動的成果，獲得“縣機關法團部隊一致之贊助，及民眾熱烈之反響，益要各校當局之努力，學生志氣之旺盛，此熱潮遂逐日高漲，全縣每一角落，均為此緊張嚴肅之氣氛所激蕩”。

該縣率先成立了遠征軍新兵大隊，錄取學生及公教人員共213名，由各方熱烈歡送入營。當時寓居三臺的國民參政員、著名史學家蕭一山，聞訊后特電召其畢業于北平大學，是年4月新自敵后北平冒險歸來之長子蕭樹勛報名從軍，勉勵其及時報國，開全國名人送子從軍之先例，獲得各方稱譽。

為了擴大學生從軍運動的影響和規模，徐思平等人又赴成都講演，約集新聞界作擴大宣傳，四川輿論界反映強烈，一致贊助宣揚，形成宣傳學生從軍的高潮。成都市集中了全市30余所中學的學生，觀看有關電影，散發宣傳資料，并由四川省黨政軍團負責人分別講演，號召響應從軍運動，收到很大效果。

尤其是四川、光華、燕京、華西、金陵、齊魯等大學校長，積極協助，鼓勵大學生志愿從軍，上述大學均有學生報名入伍，尤以川大、光華兩校報名人數為最多，給社會以巨大影響。使學生從軍運動，在四川普遍發展，形成持續升溫的狀態。

四川三臺后來被視作此次學生從軍運動的策源地，四川支團也將三臺首倡學生從軍列為自己的功勞之一。

該支團部在工作報告中指出：

三青團對學生從軍運動非常重視，予以大力推動提倡，并加以積極指導。

中央團部稱：“本團鑒于近年來青年意志消沉，社會風氣，漸趨墮落，爰于去年十一月，發動青年從軍運動，藉以提高士氣，轉移風氣。”

為了使學生從軍運動取得較好效果，中央團部一方面通令各級團部，積極推動；另一方面與軍政部兵役署會商，頒布《學生志愿從軍服役辦法》，并隨時指示各項注意事項。學生從軍運動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的重視，蔣介石特地為此給中央團部下達手諭，要求將青年從軍運動列為1944年度各級團隊的主要考績，并責成三民主義青年團主持學生從軍運動，使三青團正式成為推動該項運動的主角。

1944年1月，中央團部奉命約集教育、軍訓、政治、軍政各部及其他有關單位協商，決定在中央成立學生從軍指導委員會，指定張治中、陳立夫、程澤潤三人為常務委員，康澤為主任秘書；在各省也分別成立學生從軍指導委員會，由各省主席為主任委員，省軍管區參謀長、教育廳廳長及三青團支團部干事長為常務委員；志愿從軍學生由軍政部分省設立教導團，統一編訓；教導團設立政治部，政工干部人選由政治部副部長袁守謙、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會商提出；重慶附近各學校學生從軍運動，由教育部、三青團會同積極發動，以期成為各地表率。

學生從軍運動發起之后，四川各地學生聞風響應，積極報名。

據統計，四川省22個師管區，志愿報名從軍學生及公教人員達到27129人，此外尚有重慶市報名者達6772人，其成績為全國之冠。四川支團所屬各級團隊為推動學生從軍，不遺余力，如永川分團為響應從軍運動，干事長張洪昭親送胞弟三人從軍；瀘縣分團為擴大成果，組成15個宣傳隊分赴各中學及鄉鎮進行宣傳和登記。

據中央團部統計，截至1944年2月底，各地團隊所策動學生從軍人數，總計為1724人，其中男團員498人，女團員18人，其余尚未報告者亦將近2000人。為了接納從軍學生，軍政部在重慶和成都兩地，分別設立了從軍學生教導第一、第二團。中央團部為了解學生在營受訓情況，特在教導團內設立了黨團活動小組，并調派人員充當政工干部，負責充軍學生的政治工作。

在這次從軍運動的青年學生中，有部分大學生后來參加了駐印緬的中國遠征軍，為印緬戰區的對日作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1943年11月到1944年春，學生從軍運動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就由三臺一隅普及四川全省，又由四川一省擴大到陜、甘、湘、鄂、贛、粵、滇、黔、桂等省，“風動全國，形成狂潮”。

由此可以看出，抗戰時期，在大后方青年學生中間蘊藏著強烈的愛國熱情，遇到一定條件就會猛烈爆發出來，形成一種巨大的力量，并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學生從軍運動不僅有助于部隊素質的提高，而且對于提高士氣，振作精神，轉移社會風氣，都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這正是萎靡不振的國民黨政權所需要利用的。

事后運動發起者徐思平曾上書蔣介石，吹噓發動學生志愿從軍行之有效，可以普遍推廣云云。所以當時有人認為，“此次學生從軍運動，代表中國青年運動一個質的轉變”，“實為翌年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前奏”。

1944年下半年，日軍趁勢由湖南向廣西和貴州進犯，長驅直入，占領獨山，逼近貴陽，陪都重慶岌岌可危。國民黨軍隊接連失利，一潰千里，使國統區的危機達于頂點。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也深感問題嚴重，為了應付這一“非常局面”，急于尋找對策，企圖挽救危局。而此前在四川等地發動的學生從軍運動，積累了若干經驗，也給國民黨當局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1944年8月20日，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在南鄭上書蔣介石，指出“自豫戰慘敗，衡陽陷落之后，全國人心，似頗動搖，依賴盟軍之心理更熾”；“目前各部隊內容空虛，官兵戰斗意志消沉”，提出“目前應爭取時間，集中全國之人力物力，作最后之努力，以求發揮最高之戰果”，建議“飭令黨團，盡量選征黨員團員，或另編勁旅，建立生力軍，或補充各部隊，提高士兵素質”。

蔣介石對此項建議非常重視，立即指示中央黨部和中央團部會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并要求于十日內具復候核。

10月初，陳誠又向蔣介石分析了組織黨員團員志愿從軍的利弊：

主張盡快付諸實施。經過一番考慮后，蔣介石決定采納陳誠等人的建議，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并給吳鐵城、張治中下達手令：“中央黨部及中央團部應發動一黨員團員從軍運動，第一期運動以十萬人為目標，期于三個月內征集之。由各級黨部團部負責推進。”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中央于同年10月11日至14日，在重慶召集中央有關各部會及各省市政府、黨部各級工作人員暨教育界人士共150余人，舉行“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

先后召開大會三次，分組討論會二次，對知識青年從軍征集辦法、編練辦法、干部選拔及各級從軍指導征集機構，都作了詳細的研討。

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在地方和學校成立知識青年從軍征集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內發起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預定在三個月內征集10萬人，黨團各負責征集5萬，編為10個師，分區集訓。

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通過了《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編練計劃綱要》、《全國知識青年從軍征集辦法》、《知識青年從軍優待辦法》等議案。

宣布成立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指導委員會，選聘何應欽、吳鐵城、陳果夫、張治中、白崇禧、陳立夫、康澤等9人為常務委員，由康澤任秘書長。

又成立了全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征集委員會，蔣介石指定吳鐵城、陳立夫、朱家驊、何應欽、張治中等5人為常務委員，以吳鐵城為主任委員，康澤為主任秘書，負責主持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征集辦法中提出：“為提高國軍素質，增強反攻力量，爭取最后勝利，貫徹抗戰目的起見，特征集知識青年編組遠征軍。”并規定：“知識青年（男性）年滿十八歲至屆滿三十五歲者，依法緩征緩召及應征服役者，均得志愿參加。”

在優待辦法中規定：學生從軍者可保留其學籍，公教人員從軍者可保留其職務，退伍后可回原機關服務或回原學校就讀，并給予升遷、留學等優先權利；從軍青年家屬可享受各種優待。

10月24日，蔣介石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宣布“中央為使知識青年們得有效忠報國的機會，已經決定第一次號召知識青年十萬人從軍”。

蔣介石告全國青年書發表之后，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繡、交通大學校長吳保豐、復旦大學校長章益、重慶大學校長張洪憲、東北大學校長臧啟方、朝陽學院院長孫曉樓、鄉村建設育才院院長晏陽初等25所大專院校校長聯名致電答復蔣介石，擁護其《告知識青年從軍書》，表示要克盡職責，指導青年踴躍應征，以雪國恥。次日，國民黨中央通令全國各省市縣，普遍成立各級征集委員會，從11月11日起開始辦理申請登記。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國統區正式開始。

國民黨黨部方面由于自身組織老化、人員年齡偏大，對發動青年從軍運動視為畏途，態度頻為消極。

同時黨方對于蔣介石在從軍運動中倚重三青團的態度也表示不滿：

因此他們對青年從軍的熱情表示極大的顧慮，認為“青年情緒對現狀不滿者亦大有人在”，許多從軍青年“雖有不滿而反欲積極從軍，將來有實力在手，以抗此政治”，并危言聳聽地揚言，要國民黨政府吸取清政府創建新軍，最后為新軍覆沒的教訓，反映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對青年從軍運動所抱有的恐懼心理。

為了迅速貫徹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的精神，中央團部隨即召開了各支團干事長會議，由書記長張治中報告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之意義及經過情況，并討論如何推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會議通過了《各級團部征集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實施辦法草案》，提出“全國應征之知識青年十萬人，由黨團各征集一半。在征集期間，各級黨部團部，應不分畛域，通力合作，期能各盡其責，順利達成任務”。并將三青團負責征集的5萬人名額，根據各支團所屬團員人數、各省人口、教育程度等情況，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各個支團，作為必須完成的任務指標，要求“各級團部，尤須切實負責推行”。

中央團部還派出重要干部赴四川、湖南、廣東等地，指導、推動當地的從軍運動；并指示各級團部，今后訓練、宣傳等工作，均應以配合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實施為中心內容。

各地征集委員會所發動的宣傳工作，重點在于學校青年和職業青年。學校宣傳的主要任務是講解從軍意義，啟發報國良知與鼓舞從軍熱情。

在重慶，市政府、市黨部與重慶支團部通力合作，邀請該市黨政軍團負責人和社會名流，分赴全市及川東區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普遍舉行講演大會，深入宣傳青年從軍的意義；還約請該市各學校當局、各報館記者舉行談話會，發動各界熱烈贊助，一致動員。宣傳動員的結果，使重慶從軍青年中，中學青年占了70%以上。

對于散布在各機關團體及不同職業部門中的青年，重慶市征集委員會特聯合市黨部、支團部，舉行了三次宣傳大會，約請黨團要人、社會名流出席講演，并由從軍青年之代表報告其志愿與感想，據說“到會人士莫不動容”，頗受感動。此外重慶各大報紙，每日都大量登載有關青年從軍的消息，也起到了宣傳的作用。當從軍青年來渝集中時，征集委員會發動人員張貼標語，燃放鞭炮，組織市民夾道觀看，舉行聯歡大會，予以迎接和歡送。據說“是種歡迎與歡送，一面在鼓勵從軍青年投效情緒，同時還發生很大的社會宣傳效用”。

為了表示以身作則，帶頭示范，蔣介石還令其子蔣經國、蔣緯國參軍入伍。

他說：“大家都知道，我有兩個兒子，大的今年三十五歲，小的今年二十九歲，我現在都叫他們同時參加遠征軍服役。”

在蔣介石的帶領下，國民黨黨政要人紛紛宣布送子女報名參軍。書記長張治中特電召其在美國求學之子回國從軍。侍從室主任陳布雷送其侄兒陳迨入伍，并寫信勉勵他：“你是我家第一個請纓的志愿兵，門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將含笑。長風萬里，壯哉此行，煉得好身手，學得好技術，報效國家，復仇雪恥。我以滿腔熱烈的情緒，希望你奏凱歸來。”

在此影響下，中央團部參加從軍報名者達170人，占全體工作人員的三分之二；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297名學員中，有212人報名志愿從軍；專科以上學校分團報名從軍者更高達7905人。如此多的干部團員報名從軍，幾乎使高校團隊組織為之一空：“本團學校團務干部及優秀團員，大都率先應征，雖于從軍運動中發揮團的號召力不少，但學校團務之推進則因干部空虛頗受影響。”

國民黨、三青團為了推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花了很大力量去宣傳鼓動，制定許多優待措施去吸引青年，雖然也起了一些作用。

但對廣大青年發生最大刺激作用的，仍然是當時危急的形勢：寇深禍亟，陪都危在旦夕，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于是許多青年激于愛國義憤，以極大的熱情，紛紛投筆從戎，報名志愿從軍，在國統區各大城市中，風起云涌，形成了一個知識青年從軍的熱潮。報名從軍的青年人數，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超過了原定10萬人的指標。

據后來官方統計，“知識青年從軍號召的數目是十萬人。報名應征的有十二萬人。至本年四月底止，因戰事關系及交通運輸關系，實際報到入營的有八萬六千人。后來又因為一部分分發駐印軍及其他部隊，現在確數為七萬六千人，編成九個師”。

據三青團統計，由各級團部發動報名從軍的知識青年將近10萬人。中央團部報告稱：“許多在職務上不能離開的干部，許多在家庭中為獨子的團員，更有一部分超齡的，都紛紛請求從軍；雖經其上級一再的勸止，仍不能打消他們的決意。所以，在不久的期間，各級團部報告應征的人數，共達九萬三千零八十五人，超過本團與黨各認五萬人的配額，幾達一倍。”

有的研究者認為，青年從軍運動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動員如此之多知識青年參軍入伍，“可歸功于三青團的組織運作成功”，其中實際負責主持征集工作的康澤出力尤多。

三青團超額完成了發動知識青年從軍的任務，各級團部都為此付出了極大努力，并將此視為自己的功勞而加以大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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