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口的陌生人》：深探保安群像 讀懂身邊熟客

人類學民族志經典《大門口的陌生人》，顛覆了大眾對這一文體“聚焦異域文明”的刻板印象。它將觀察的鏡頭拉回我們熟悉的城市肌理，對準了每日擦肩而過卻鮮有深讀的保安群體，為我們撕開了這一“熟悉的陌生人”群體的生存面紗。

追溯安保行業的脈絡，明清鏢局為富商押運財物、民國時期家族雇傭家丁護院，皆是早期安保形態的雛形。而“保安”這一現代稱謂，直到改革開放后才真正誕生。上世紀80年代，社會經濟騰飛催生了大量財富積累，私人安全保障的需求隨之井噴，保安公司順勢應運而生。最初以國營體制為主導的保安行業，在發展中逐步放開，2010年正式向民營資本敞開大門。伴隨私有商品房的普及與封閉式小區的興起，保安徹底嵌入日常生活場景，成為與城市居民朝夕相伴的服務者。

本書作者何襪皮的跨界經歷頗具特殊性——曾深耕媒體行業擔任記者與編輯，亦是懸疑小說創作者，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博士的學術背景，更賦予她敏銳的社會洞察力與嚴謹的田野調查方法。《大門口的陌生人》正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完善而成。為了完成這項深入的人類學研究，何襪皮特意選定上海——這座房地產行業與民營保安產業均高度發達的城市，將調研焦點鎖定在一個由棚戶區改造而成、規模龐大且管理復雜的大型社區，并為其賦予了“大地小區”的化名。她以物業公司實習生的身份，耗時一整年深度融入負責小區東區的保安團隊，由此斬獲了海量鮮活的一手調研資料。

負責大地小區東區安保工作的“文武保安公司”，其派遣的保安清一色是外地臨時工，其中不乏農村戶籍的農民工。值得警惕的是，若保安在執勤期間突發猝死，公司給出的賠償金額遠低于本地保安標準。深究背后緣由，竟是保安入職時被要求簽署放棄體檢的協議，公司便借此主張對員工健康狀況毫不知情，以此規避責任。而保安們甘愿簽署這類對自身不利的協議，實則是多重現實壓力下的無奈妥協：他們既擔心體檢查出健康問題而丟掉工作，又舍不得花費不菲的體檢費用，更無力承擔后續可能產生的治療開支。即便身體出現不適，他們寧愿請假扣薪回老家就醫，也不愿在上海自費診療。從本質上看，多數保安并未將這份工作視為長期職業，僅僅當作立足城市的權宜之計，對未來毫無長遠規劃。即便身著保安制服，他們自我介紹時，仍更習慣提及農民、廚師等過往的職業身份。

與保安群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地小區的業主群體——以新中產階層為主。該小區房價處于上海中等水平，業主構成大致分為三類：借房價上漲東風實現資產增值的上海本地人、限購政策落地前搶先在滬投資房產的周邊省份富裕人群，以及憑借體面工作在上海扎根的精英移民。在這些新中產眼中，保安服務是房產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保安形象有著嚴苛要求，尤其偏愛年輕高大的從業者。

表面上看，業主對年輕保安的偏好源于對小區安全的考量，但實際情況是，當下大城市的治安體系已相當完善。何襪皮在調研期間，大地小區幾乎未發生過實質性的治安危機。這一偏好的背后，暗藏著美國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侖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費”心理：業主們將年輕高大的保安視作類似奢侈品的符號，通過擁有這樣的安保配置彰顯自身的身份地位，強化“特權階級”的自我認知，進而獲取心理層面的安全感。這種復雜心理，還衍生出業主對保安的普遍恐懼。在業主的認知里，保安是非正式就業的外來者，階層差距懸殊卻物理距離極近的錯位關系，讓他們倍感不適。他們擔憂保安掌握自己的作息規律，甚至會產生“若保安隊伍中混入罪犯將不堪設想”的焦慮。待

在大地小區，保安的工作范疇早已超越“保衛安全”的核心職責，驅逐群租戶、清理雜物、維護公共設施等都被納入日常。物業、業主、保安公司三方，均可向他們下達任務指令。每晚，都有保安需要逐一清理小區內上百輛違規停放的共享單車；物業有需求時，他們還要費力挪動沉重的石墩；更有業主會請保安幫忙搬家、尋找走失的寵物——有人會附贈小禮物表達感謝，也有人秉持“付了物業費就有權使喚”的傲慢態度，頤指氣使。這類繁雜且缺乏價值認同的工作，讓保安群體的職業成就感極低。在日復一日的瑣碎與重復中，他們漸漸麻木，被動接受了這份毫無價值感的工作。

保安的居住條件，更凸顯了這一群體所處的矛盾境遇。文武保安公司提供的宿舍是兩間大房間，密集擺放著二十多張上下鋪，四十多名保安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衛生環境惡劣不堪。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清理群租房是保安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可他們居住的宿舍，其人口密度與安全隱患遠超被整治的群租房。而物業公司對此卻視而不見，僅以“宿舍無隔斷”為由搪塞，這讓保安在執行群租清理任務時，始終心懷愧疚與心虛。

在小區的權力結構中，保安無疑處于最底層——幾乎所有人都能對他們發號施令，他們只能被動服從，還時常陷入身份尷尬的困境。從穿上保安制服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陷入了一種“臨界狀態”：既脫離了農民工的原始身份，卻又未能獲得真正的管理者身份。這種尷尬在制服規定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保安服務管理條例》明確要求保安制服需與軍警、行政執法人員制服有顯著區別，大地小區保安的夏季制服便從迷彩服改為了黑色T恤。這種服飾的調整，恰恰折射出保安身份在底層百姓與權力執行者之間搖擺不定的尷尬處境。

何襪皮運用恐懼理論，精準解讀了業主與保安之間的復雜關系：業主既因擔憂人身與財產安全、害怕失去中產身份而渴望保安服務，又因保安行業低收入導致從業者多為非正式就業者而對其充滿提防。而這種“業主恐懼”的廣泛傳播，恰恰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恐懼是中產階層的特權”。中產群體因擁有資產與話語權，其恐懼能夠被社會關注；而保安等底層群體的恐懼，卻因缺乏話語權而被徹底忽視。面對業主的指責與刁難，他們往往只能忍氣吞聲，只因害怕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

時至今日，保安仍是城市運轉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未來，或許會有更多人加入保安、快遞員等非正式就業行列。要緩解階層間的緊張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就必須避免這類群體被邊緣化：一方面，通過紀實作品等載體為他們發聲，讓他們從被忽視的“他者”轉變為被看見的社會主體；另一方面，切實提高他們的薪資待遇與社會保障，讓他們獲得應有的尊嚴，以更具認同感的狀態投入服務。《大門口的陌生人》不僅讓我們讀懂了保安群體的生存困境，更促使我們深刻反思：如何構建一個更公平、更包容的社會，讓每一個城市建設者都能被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