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8月的一天傍晚，北京西長安街陰云低沉，張治中被圍在自家小院門口。有人高聲喝問他“究竟是什么人”。這位七十九歲、身形略顯佝僂的上將抬頭答道：“我是什么人，你們?nèi)柮飨 币痪湓挘檀儆辛Γ簤?nèi)外立刻安靜下來。那一刻的張治中，靠的不是官階，也不是資歷，而是與國家領(lǐng)袖二十余年相交所贏得的信任。
不少年輕人對他并不了解，只知道面前這位老人曾是國民黨將軍，又在北京常住。若追溯他的足跡，最關(guān)鍵的分水嶺要回到1945年8月。那年抗戰(zhàn)甫勝，蔣介石派張治中飛往延安，請毛澤東赴渝談判。延安機場的一幕，使他第一次見到數(shù)萬群眾自發(fā)送別領(lǐng)袖的場景。那天夜里，他私下對同僚說，這種凝聚力“在國統(tǒng)區(qū)根本見不著”。
9 月初，毛澤東抵重慶。桂園成了會談主場，主人卻不是蔣介石而是張治中。他把自己的公館騰出，連侍從也歸中共代表團調(diào)遣。四十三天里，他在毛、周與蔣之間來回穿梭，多次憑個人交情化解僵局。10 月 10 日《雙十協(xié)定》簽字，他又陪同毛澤東返延安。這是他第二次踏上黃土高原，也奠定了與中共高層的互信。
第三次到延安是 1946 年春。美方調(diào)停人馬歇爾建議成立停戰(zhàn)執(zhí)行小組，張治中與周恩來同機赴西安、安陽、北平數(shù)地巡查。期間，他常以“和平萬歲”作自勉。毛澤東宴請他時玩笑道，將來史書要寫“張治中三到延安”。一句酒席間的輕語，后來竟成佳話。
1949 年 4 月，北平和談失敗，國民政府催他回南京交差。周恩來專程勸留，說擔心他一回去便遭特務報復。“西安事變時我們欠過一個姓張的，這次不能再欠。”張治中沉吟良久，決定留下。北平解放后，他受邀參加新政權(quán)籌備，坐在政協(xié)禮堂首排。對新中國政治架構(gòu)，他提出一系列非軍事化、干部輪訓等建議，后來被采納進《共同綱領(lǐng)》。毛澤東在小范圍會議上評價他“專做好事”。
進入 50 年代，張治中先后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顧問等職，但更被人記住的是直言敢諫。1957 年整風，他在一次座談會上爽快地說：“現(xiàn)在誰還敢公開反對社會主義？但批評與自我批評總要有。”有人嫌他“右”，毛澤東卻淡淡一句：“他是忠厚人。”隨后把稿件壓了下去。
1958 年初秋，北戴河海風正勁。毛澤東提議南下視察，點名要張治中同行。兩人先到武漢武鋼，蘇聯(lián)專家稱贊設(shè)備先進，毛澤東回答“這是共同的成就”；隨后轉(zhuǎn)合肥，三十萬群眾夾道歡迎，張治中側(cè)目驚訝——與當年陪蔣介石出行時那些身份復雜的“歡迎隊伍”截然不同。他悄聲對毛澤東說：“百姓是真心笑的。”毛澤東搖頭：“他們知道自己成了主人。”
1966 年 8 月那場風波之后，周恩來迅速派警衛(wèi)駐守張宅，將他轉(zhuǎn)移到西郊一處安靜的招待所，醫(yī)護、起居一并安排妥當。對外只一句話：“老張身體不好，需要靜養(yǎng)。”時局緊張，但周恩來仍為一位異黨將領(lǐng)撐起安全屏障，這在當時極為罕見。
1969 年 4 月 6 日凌晨，張治中病逝北京。毛澤東托人送來人參，周恩來堅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名單里既有朱德、葉劍英，也有他早年的西北老部下。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時，風很大，禮兵的軍帽被吹得東倒西歪。有人說這位上將一生坎坷，幾度徘徊于“紅”“白”之間，最終選擇了留下；也有人更愿意記住他在北平小樓前那句擲地有聲的話——它讓圍觀者第一次意識到，個人命運與國家走向，可以用這樣質(zhì)樸的方式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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