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華女國外做痔瘡手術后痛到崩潰自殺，痔瘡竟然還沒治好？

2025年初，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個華人社區里，關于“林梅”的故事像陰影一樣悄悄蔓延開來。

林梅，59歲，健康的華裔女性，本來身體一直不錯。可因為服用降壓藥，她出現了輕微的便秘和痔瘡不適。有人給她推薦了一位自稱“微創肛腸手術專家”的醫生——Ashwin Maharaj。

原本，她只是想通過手術緩解身體的不適，沒想到，這一場手術，竟然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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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后，林梅再也沒過上哪怕一天不疼的日子。走路、坐下、躺下，哪怕一個簡單動作都像刀割一樣。為了撐下去，她吃了大量止痛藥，但因為吃不下東西、睡不著覺，體重一下從160磅掉到80磅。

整整18個月，她不停地向監管機構求助，可回應總是遙遙無期。

最終，在無盡的絕望和疼痛中，她選擇了離開人世。2025年8月，林梅自殺身亡。

等到警方介入、媒體曝光，人們才發現，這位醫生其實早就因為多起投訴被監管機構調查過，卻依然照常行醫。這個消息一出，加拿大社會震驚又憤怒，關注度之高，近幾年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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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醫學院背景 + “領先專家”標簽

其實，很多人信任這位醫生，也不是沒有原因。Maharaj 在個人簡介里寫著自己畢業于美國頂尖醫學院，還自稱是“多倫多地區領先的微創肛腸/痔瘡專家”。

在華人社區里，他也因為“方便、快、不用排隊等家庭醫生”而被不少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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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開資料和投訴記錄顯示，情況完全不是表面那么光鮮。很多患者指控他“沒有充分告知就做了高風險或侵入性手術”。有人說，他對自費患者和用醫保的患者態度完全不同。

即便收到了投訴，被監管機構點名批評“醫療質量不達標”“幾乎等同于未經患者同意的實驗性手術”，他還是照常行醫，繼續招攬新患者。

這種看起來光鮮、實際上風險重重的“專家”標簽，讓不少人放下戒心，最終一步步走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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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顯示，2024年3月，林梅在朋友推薦下去找 Maharaj 看痔瘡。當時，她選擇自費，大約花了1,600加元做所謂的“微創肛腸激光手術”，因為醫保不報銷。

但手術并沒有緩解她的痛苦。相反，疼痛比手術前更厲害，而且還擴散到了直腸以外的地方，包括陰道和尿道。她的生活徹底被摧毀——走路、坐下、躺下都不行，連正常吃飯和睡覺都做不到。

林梅多次向安大略省醫生和外科醫師協會（CPSO）投訴，強調自己“24小時都在痛”，健康狀況遠不如手術前，但每次投訴都得不到有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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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折磨中，她試圖通過撞墻等方式“分散注意力”——但最終還是沒能挺過來。

她死前最后給 CPSO 打過幾次電話，表達過自己“承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不知道還能撐多久”。然而，據家屬與媒體披露，監管機構在她最后一次表達自殺念頭后，并未及時提供實質幫助或轉介心理/危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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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2 名患者正對同一醫生提出控訴

其實，林梅的悲劇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2025年底的最新報道，至少有12名患者正在對 Maharaj 提起訴訟或行政投訴，而且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在過去兩年里接受了類似的治療。

投訴內容非常嚴重：有人說，醫生在沒有充分告知的情況下就做了高風險手術；還有人被做的手術被認定為“過時、不符合規范”；手術后不僅疼痛持續不減，身體功能也嚴重受損；甚至有患者表示，自己根本沒有痔瘡，卻被做了“痔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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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提到，手術后反復感染、劇烈疼痛，日常生活變得極度困難；還有人因為長期的痛苦和心理崩潰，向 CPSO 表示自己甚至有自殺念頭。

公眾開始質疑：為什么監管機構反應這么慢？為什么要等到悲劇發生后才認真處理？很多批評者指出，這已經不僅僅是一次醫療事故，更是制度的失靈。CPSO 早就有投訴記錄，也曾調查過，認為 Maharaj 的醫療行為“質量差、不符合標準”，甚至形容是“未經病人同意的實驗性手術”。

但在長時間里，他依然能繼續行醫，招攬新患者，直到大量投訴和悲劇接連發生，監管才真正開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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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患者反映，當她們說自己“痛得受不了”“心理快承受不住”時，監管機構根本沒啟動緊急心理或危機干預。CPSO 回應說，他們會給表達“痛苦或自殺念頭”的投訴人提供資源，還會“加強前線員工培訓”。不少家屬和患者聽了直呼：“受害者都快死了，你們才想著培訓？”

換句話說，這起悲劇并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暴露了醫療監管體系的系統性問題——對患者投訴處理慢、對醫生持續執業監管不力、潛在風險警示機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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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悲劇值得所有人警醒

隨著事件的曝光和公眾討論的發酵，多方面呼聲涌現：要求監管機關公開歷年投訴與調查記錄，讓公眾知情。

多名受害者家屬和律師已經提出集體訴訟申請。媒體與法律界開始審視當前的醫療告知同意制度、患者知情權與監管機制是否足夠保護弱勢群體（移民、語言／文化少數群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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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少數族裔群體，比如華人社區來說，這件事敲響了警鐘：當“口碑好、看病快”的醫生和正規醫保系統之間產生沖突時，背后的風險和代價可能非常高。這起案件，不再只是一次醫療事故，更像是一場對加拿大醫療系統的系統性拷問——對患者保護、投訴處理效率、醫生資格審查、公信力的拷問。

醫療監管不能只是“被動回應”。投訴和調查機制必須主動出擊。如果監管機構只能在收到大量投訴，甚至等到有人因此死亡后才行動，那么傷害早已無法挽回。制度應該有預防機制，一旦出現多起投訴或警示，就應自動限制涉事醫生執業。

同時，醫療“名醫”“專家”的標簽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護身符。畢業院校、名校背景、自稱“地區領先”，這些都不能成為醫生可以省略詳細告知和風險說明的理由。每個患者都有權完全了解手術風險，獲得真正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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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監督和透明，是防止悲劇重演的重要武器。把投訴記錄、調查進展、醫生資質、監管決定都公開，讓每個病人、每個社區都能自己判斷，而不是只能靠“口碑”去相信。只有透明和問責同時存在，醫療系統才有意義。

在林梅生命最后的18個月里，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有人相信她的痛苦、有人認真對待她的投訴、有人阻止醫生繼續傷害別人。可惜，沒有人做到。直到她離開后，我們才看到圍繞她的關注、憤怒、批評和反思。這起事件不應該只是一個痛苦的故事，它應該成為推動制度改革、強化監管、保障患者權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