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上海爪牙妄圖發動武裝叛亂，兵分三路，中央采取這一招

1976年10月7日凌晨兩點，外白渡橋的探照燈忽明忽暗，上海灘突然安靜得出奇。就在這一夜，徐景賢和王秀珍坐在老錦江飯店的包間里反復琢磨一件事——馬天水為什么遲遲沒有從北京打來電話。電話背后隱藏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可能被卷入的一場豪賭。

馬天水 10 月 7 日被緊急叫往北京參加會議，會議原因含糊不清。更蹊蹺的是，以往張春橋都會事先給他透口風，這次卻像蒸發一樣。徐、王敏銳察覺風向不對，內部暗語頻繁：“胃病復發”“心肌梗塞”，全是來自北京的小紙條。兩個暗語合在一起只說明一點——“四人幫”兇多吉少。

消息接連傳來，徐景賢干脆把市委常委拉進夜談。他聲調很低，卻帶著難掩的焦灼：“北京變了，我們要先下手為強。”議室里煙霧團團，幾十雙眼睛迅速達成默契：兵分三路。第一路轉移宣傳口，控制喉舌；第二路占住民兵指揮部，握槍桿子；第三路留守機關，隨時補位。表面是“調整辦公地點”，實則暗中蓄力。

王秀珍對武裝部分動手更快。她趕到閘北民兵指揮部，連夜把三十多名造反派頭頭叫到一起，布置電臺、暗號、集結點，細到每一套步話機的備用電池都編號。“要是中央來人，就讓他們進不來，進來也走不了。”她把玩著軍用地圖，口氣輕飄，像在操辦一次聚會。

同一時間，徐景賢盯上了上海警備區。他先找副司令張宜愛，又摸到守備師師長李仁齋，打探能調動多少部隊。張宜愛六十多歲，一臉淡定，“怕什么？大不了退休。”這句話聽上去無畏，卻也透出老將的審慎——誰都不想輕易站錯隊。

10 月 8 日深夜，上海的電話線幾乎被打爆。造反派給北京所有熟人打遍，換來的要么是忙音，要么是敷衍。情報斷流，導致內部更緊張。徐景賢最終下死命令：輿論響，槍口上，市委堅守。就這樣，一場地方叛亂的骨架在 24 小時內被拼湊完畢。

中央的動作比他們預估更快。10 月 10 日，一紙調令飛到上海：徐景賢、王秀珍立即赴京“參加打招呼會”。表面是開會，實際是釜底抽薪。上海“三駕馬車”一個不剩，被集中到了西郊賓館。馬天水見到兩人，第一句話就是：“硬頂不成，改合法斗爭。”所謂合法，無非趁上海亂局逼中央妥協。

他們沒想到，中央早已做了雙重預案。第一步，警告上海市委不得動用武力；第二步，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首的工作組直飛上海。20 日黃昏，工作組抵達龍華機場時，南京軍區的增援部隊已在外圍就位，江、浙方向重要橋梁與鐵路節點全部加設崗哨。

蘇振華的策略簡單直接：讓原班人馬自我暴露。21 日，他把馬天水等人叫到會議室，只說一句：“揭批‘四人幫’，你們自己先開頭。”臺下的干部群情激奮，不到兩天，馬、徐、王就被迫離席，被隔離審查。中央工作組再順水推舟，在全市發動干部會、群眾會，層層揭發，層層取證，武裝叛亂的鏈條被一點點拆散。

值得一提的是，王秀珍曾試圖利用游行混淆視線。她暗中指使人混入隊伍，制造打砸搶，然后給中央打電話：“局勢失控，需要強力手段。”中央不吃這套，明確回復：“不得鎮壓群眾。”這一針見血，讓她的如意算盤瞬間落空。

接下來，南京軍區的配合成為定海神針。警備區和基層民兵系統中凡是與造反派牽連的骨干，全部被要求“集中學習”。槍械統一封存，電臺由軍代表接管。徐景賢原先布置的四部秘密電臺，一夜之間只剩冰冷的外殼。失去通訊，三路計劃徹底斷線。

11 月初，中央工作組連續召開十多場干部大會。起初馬天水還想留點“余地”，每次發言閃爍其詞。第三場會議，他就被群眾要求坐到臺下；第五場會議，他干脆被帶走審查。上海灘的氣氛驟然翻面，“四人幫”余黨的幻想隨之一并崩塌。

事實上，中央最后亮出的底牌并非單純清洗，而是恢復城市正常運轉。一批受打壓的老工程師重新回到機臺，交通銀行的柜面業務三天內恢復全額清算，江南造船廠夜班焊花再次點亮黃浦江。戒嚴沒有出現，槍聲沒有出現，上海在嚴密的調度下保持了工業與港口的節奏，這才是中央那招“釜底抽薪”的真正意義——抽走指揮鏈，讓對方失去發動條件，同時保住城市血脈。

短短四十五天內，“四人幫”在上海經營多年的網絡被連根掘起，未發一槍。兵分三路的“雄圖大略”成了紙面方案，成為后人研究政局突變時的典型案例。綜合來看，這次處置之所以干凈利落，關鍵在于三個環節：先調走核心人物，切斷決策；再派軍地聯合力量，凍結武裝；最后引導群眾合法表達，把政治清算與社會秩序區分開來。此番操作，不僅粉碎了武裝叛亂的企圖，也為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再次騰飛贏得了寶貴的穩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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