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容收到告狀信，毛主席讀后淚水長流，指示汪東興：拿出300元

1973年4月19日，福建莆田縣黃石鎮的夜色并不安靜。煤油燈下一張舊木桌，信紙攤開，墨跡未干。李慶霖反復端詳，最終還是把信折好放進信封，那一刻他才長出一口氣。

從1949年在沙坂小學執教算起，他已在講臺上站了二十四年。課本常講“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而他的大兒子李良模此刻正蹲在黑龍江的農墾連隊，手里攥著指標糧票，肚子卻時常空落。父子倆每月一封書信，字里行間都是“糧不夠”“身子瘦”，李慶霖的心跟著一寸寸往下沉。

知青上山下鄉開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單1970年一年，全國就有近三百萬城市青年奔赴農村和邊疆。福建這樣的傳統人文地區，報名者也不少。熱血與理想確實閃耀，可現實的鋤鐮、苞米面、零下三十度，也真刀真槍。李慶霖對這點心知肚明，他曾給兒子寄過自家省下的米，卻因路途太遠，米袋子到北大荒時只剩半袋碎渣。

“要不，我給北京寫封信？”深夜里他對妻子張秀珍低聲說。張秀珍猶豫：“北京離咱千里，有用嗎？”李慶霖沒吭聲，再提筆寫下兩千多字，把所有苦衷一股腦倒出。寫完，他挑選了一個看似“可能管用”的轉交人——王海容。原因簡單：報紙照片上，她常站在毛主席身旁。

五天后，信件貼上八分郵票，經莆田、福州、上海，再進北京西直門郵局。外交部收發室蓋章那天，首都的梧桐抽出新芽。王海容翻閱時，發現這封來自海濱小城的求助信措辭懇切，沒有一句空話。她決定直呈毛主席。

4月下旬的凌晨，毛主席在游泳池畔的小書房批閱文件。王海容把信放在當天材料最上面。毛主席戴上花鏡，邊看邊“嗯”了一聲。信中寫道——“我雖是草民，卻信任黨中央；我雖無權，但相信真話終有一天能被聽見。”文字樸素，句子短促，直擊要害。讀到李良模多日無米下鍋時，毛主席放下信紙，擰緊筆帽，眼眶濕潤。他側頭對汪東興說了一句：“寄上三百元，全國類似情況要統籌解決?！?/p>

三百元聽起來不多，可在1973年足夠在縣城買下一頭耕牛。汪東興當天就從主席稿費里支取現金，用紅色信封裝好。毛主席親筆寫了十二個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甭淇睢懊珴蓶|”，字體遒勁。

5月初，李慶霖收到蓋有“中共中央辦公廳”鋼印的掛號件，心臟猛地一跳。他拆開信封，見到那熟悉的大字，眼淚撲簌而下。鄰居趕來圍觀，有人顫聲念出信中內容，屋子里一下子安靜。三百元被他用紅綢包好，塞進柜角；那張信紙，他用玻璃鏡框固封。

毛主席并未止步于個人捐助。周總理接到簡報后，立即牽頭召開會議，議程只有一個：知青生活保障。很快，衛生部、商業部、公安部等分別下文，要求各地核實口糧供給、整頓治安。短短兩個月，黑龍江兵團補發了近三千噸糧食，福建、廣西等知青集中區同樣加大調撥。

李慶霖因這封信成了“名人”，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車把他接到省城座談。韓先楚笑著說：“中央交代，生活有什么難處，你盡管提。”這一席話在地方干部間掀起波瀾，縣里很快給李慶霖調增了工資，還報銷了此前寄糧的郵費。

毛主席那句“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后來被印入文件，隨同其他中央指示一并傳達到縣團級。當年八月，多地開始試行“知青自報缺糧日記”制度；年底前，口糧延欠率下降了七成。國家檔案館保存的那份《1973年知青生活情況匯編》顯示，李慶霖的來信被列入附件，編號第55號。

命運的鐘擺并沒有永遠停在高點。文革結束后，一些極端行為被糾偏，李慶霖也因不同意見被牽扯調查。1994年他才徹底解除政治包袱返回家鄉，此時已近古稀。妻子病弱，每月二百一十元救濟費勉強維持。幸好早年寫信的事跡早已流傳，鄰里逢年過節總會送來米面。

1997年張秀珍去世，葬禮花費不菲。村民自發捐款，不到三天就湊齊數千元，足夠支付醫藥和喪葬。有人感慨：“他替全國知青說過話，咱們不能讓老人寒心?！?/p>

李慶霖晚年常被邀請到學校講課，他只講一件事：說真話。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告御狀”，他笑道：“毛主席說過，人民有困難要講出來，我只是照辦。”

2004年冬，李慶霖安靜離世，與妻子合葬。墓碑側面刻著那十二個字的復刻件。很多老知青遠道而來，放下一束山菊，看一眼那行字后默默離去。時至今日，莆田黃石鎮的中學仍保留李慶霖當年使用的木質講臺，黑板邊釘著一張泛黃照片——一個戴草帽的青年在北大荒揮鍬，背面寫著：1972，良模留影。

王海容當年遞信不過舉手之勞，卻串起了一場龐大的民生調整；毛主席批示的三百元，也不只是三百元，而是一道信號：下情得以上達，制度才有溫度。普通人的吶喊在關鍵節點被放大，歷史的車輪因而多了一次及時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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