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專家曾言：中國軍力增長的速度恐怖，對俄羅斯的威脅恐超過北約

2013年，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剛剛服役，一位俄羅斯軍事評論員，亞歷山大·赫拉姆奇欣，拋出了一個當時頗顯“刺耳”的觀點：

如果從戰略態勢看，中國的軍力擴張，對俄羅斯的潛在壓力，可能超過北約。

當時，很多人覺得他危言聳聽。

十年過去，中俄空軍開始聯合巡航太平洋，“海上聯合”演習年年升級，艦隊對接、通信互通、打擊協同，頻率越來越高，邊界越來越少。

為何中國軍力的上升，并未真正撬動俄中關系的地基？為何俄羅斯從未將中國納入“潛在對手”體系，反而加快了軍事與戰略接觸？

俄羅斯橫跨歐亞，地理遼闊，邊境線漫長，民族多樣，歷史中滿是入侵與被入侵。所有這些現實，逼著它必須將“安全”當作國家本能，而不是外交修辭。

在這樣的歷史慣性下，俄羅斯劃分出四大軍區，各司其職：

西部軍區，盯著北約；南部軍區，防住高加索；中央軍區，穩住中亞；東部軍區，則面對著一個近年來變化最劇烈、體量最大，也最讓人難以忽視的鄰居——中國。

在戰略地圖上，東部軍區不只是一個防區，它是俄羅斯安全神經中最沉默、但最緊繃的一根弦。

2013年，俄羅斯戰略專家赫拉姆奇欣寫下一份報告。它說中國軍力崛起的趨勢和速度，長期看，比北約更值得警惕。

這并不是要挑起對抗。恰恰相反，它的意義，在于它罕見地公開了俄軍高層對“東方方向”某種根深蒂固的焦慮。

2010年代初，俄西部方向的壓力陡增，烏克蘭危機全面爆發，北約頻頻施壓，幾乎所有資源都往歐洲集中。彼時，莫斯科一度幻想：遠東可以安靜些，甚至成為戰略緩沖帶。

然而赫拉姆奇欣當時就指出，這種判斷過于樂觀。遠東方向的潛在變量，正在持續累積。

他的觀點并不復雜：中國不是敵人，但中國軍力不是靜態的。它的現代化不是靠外援，而是依托本國的工業體系、科技進步和軍隊改革。

這種力量的成長，不以俄方意志為轉移，也不受所謂“友好”關系的限制。

換句話說，它是內生的，是結構性的，是長期存在的。

赫拉姆奇欣當時就建議：俄羅斯必須在遠東保持最起碼的戰略存在。

這種判斷背后，是俄羅斯特有的國家記憶——領土不能出問題，哪怕一點點風吹草動都不能放松。

即便中俄關系處在高位運行期，它仍不會自動放心。

從“十四五”開始，中國的軍備建設不再是“有無”問題，而是“優劣”問題。過去的那種追趕式發展模式，已經讓位于以科技為牽引、以體系為核心的自主戰略塑造。

2025年，“福建艦”正式入列。這艘中國自主設計、自主建造的電磁彈射航母，不僅意味著“三航母時代”啟動，更意味著中國海軍作戰理念的根本轉變。它不是改裝版，不是中間狀態，而是對標一流的完整體系平臺。

電磁彈射，不只是技術進步。它解鎖了艦載機的作戰能力：空警-600固定翼預警機得以上艦，殲-35、殲-15T等重型戰機實現滿載起飛，空中指揮、遠程突擊、精確打擊，一套完整的編隊結構就此確立。此前在中國海軍還只是設想中的“遠海攻防能力”，如今變成可見、可部署、可擴展的現實。

從“遼寧艦”的探索試水，到“山東艦”的設計轉型，再到“福建艦”的全面技術突破，這條航母路徑幾乎沒有停頓，每一步都在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距離。對于習慣按節奏觀察的俄羅斯軍方來說，這種“跳躍式”的進展，自然讓人心驚。

海軍不是唯一的變數。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閱兵中，中國高調展示“三位一體”戰略核打擊體系：“驚雷-1”空基導彈、“東風-61”陸基導彈、“巨浪-3”潛射洲際導彈，首次同臺亮相。這不是秀肌肉，而是一次明確的戰略信號：中國的核威懾，已經轉入多平臺、可生存、可反擊的新階段。

真正令軍事專家警覺的，是中國在“非對稱領域”的持續突破。

“鷹擊-21”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具備極高突防能力，飛行速度與機動性能直接穿透傳統防空體系；“攻擊-11”“殲-20S”共同出現在實戰演練中，標志著“有人-無人協同”從理論走入部署期。殲-35A在海外首次公開亮相，不再是紙面參數，而是進入國際視野的成熟戰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直-20T這類新一代戰術直升機的快速普及，在低空突擊、合成營協同中的角色已經被重塑。再加上覆蓋通信壓制、頻譜干擾、數據中繼的電子戰系統和各種類型的作戰無人機，空海網絡電磁一體化作戰雛形，正在快速成型。

這不是“堆積”武器，而是“組織”戰力。一個完全不同的新質軍隊，正逐漸擺脫過去單點突破、局部提升的路徑依賴，進入一個以體系建構為主線的全新階段。

這也正是赫拉姆奇欣在十年前就已感知到的方向——那種初看“穩健”，實際“急劇”的戰略質變。只是彼時未有那么多實物支撐，如今，一個完整軍力結構已具雛形，且發展不見停頓。

當年赫拉姆奇欣發出“中國速度甚至超過北約”的警告時，不少人一笑置之。十年過去，笑聲漸漸收斂，懷疑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復雜的凝視。

那么，赫拉姆奇欣的擔憂是否真的應驗？中俄關系會不會因為戰略不對稱而走向猜忌和對抗？

與其說中俄關系滑向戰略競爭，不如說它進入了一種更高維度的“互需模式”。這一模式的基礎，既不是軍事同盟，也不是意識形態綁定，而是一種被共同外部壓力塑造的“背靠背”現實協作。

這種協作的最初動因，來自于對北約的共同不信任。

北約的東擴，不再是單純的“地緣操作”。它正沿著波羅的海推進到俄羅斯家門口，同時又在太平洋邊緣試圖撬動中國周邊格局。

面對這種局勢，中俄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深化安全協作。沒有盟約框架，沒有互防條款，但彼此的配合卻愈發緊密、默契。

海軍層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上聯合”系列演習。從2012年起，這項演習幾乎每年一次，主題從初期的聯合救援、防空反潛，迅速擴展到“聯合維護戰略通道安全”“聯合應對西太安全威脅”等高難度科目。

2025年的演習地點就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東海域，緊貼第一島鏈，后續還將進入西太平洋核心水域。演習行動的“公開性”與“指向性”，幾乎無需解釋。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空中戰略巡航。從2019年至今，中俄戰略轟炸機聯合巡航已完成十次。

最近一次，航線罕見地覆蓋了日本四國島附近空域，與正在西太部署訓練的中國“遼寧艦”航母編隊，構成了典型的“海空協同態勢”。

轟炸機與航母，來自不同國家，卻在同一空域編組飛行，這是實戰級演練。

軍事合作機制在不斷走深，政治互信也隨之同步。

2014年后，俄羅斯在面對西方系統性圍堵時，沒有退縮，而是迅速轉向東方。

中國則在對外戰略受壓時，也不再猶豫，選擇加強與俄羅斯的制度化接觸。從元首互訪到戰略安全磋商，再到能源、軍工、通信等領域的對接，中俄關系的“支點”正在由經貿擴展到安全，再由安全向規則構建延伸。

此時再看赫拉姆奇欣的“超前預警”，它的價值反倒不在“中俄是否對立”的設問，而在于它為我們揭示了大國關系的本質：一切合作，最終都要面對力量結構的現實調節。

是的，中俄之間有過歷史恩怨。也不排除未來某些領域的潛在競爭。但那是結構性的“慢變量”。

而眼前的北約東擴、AUKUS聯盟、印太軍事小圈子這些現實壓力，卻是“快變量”，是能即時改變格局的要素。

在“快變量”面前，“慢變量”讓位，是可以預期的理性選擇。

這才是中俄軍事協作能夠持續深化的根本原因。

對俄羅斯而言，一個強大、但與自身保持協調姿態的中國，是抵御西方壓力的重要依托。

而對中國來說，一個仍具戰略反制能力、又不打算在背后捅刀子的俄羅斯，同樣是戰略緩沖區。

雙方都清楚，單邊主義主導的安全框架早已不適用于今天的多極世界。任何一方若被孤立，遭遇的都將是來自更大系統的壓迫。

所以說，中俄不是被迫“結盟”，而是在全球戰略版圖重組過程中，自然走近。

它提醒我們，大國之間不存在“絕對安全”。只要力量對比在變化，戰略猜疑就是客觀存在。

但現實中的政治，往往不是由猜疑主導，而是由現實壓力塑造。今天的中俄軍事關系，不是出于幻想而深化，而是被共同處境鍛造。

也正因如此，它才具備一種超越意識形態、制度差異的“穩定性”。不是結盟，卻勝似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