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中國公祭日，日本就提“通化事件”，還擺出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2014年，全國人大第七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一項重要決定，即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而從當年設立至今，已經是第12個年頭了。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會以莊重的儀式緬懷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30萬同胞，銘記那段山河破碎的苦難歷史。可總有不和諧的聲音出現，日本方面總會刻意提起所謂“通化事件”，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試圖混淆視聽、轉移焦點。他們從來不會主動說明，這個被反復提及的事件，根本不是什么“迫害日僑”的悲劇，而是一場由日本殘余勢力與國民黨特務勾結發動的反革命暴亂。

時間回到1946年2月3日，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已經過去半年，通化這座被日軍殖民統治14年的城市，剛在東北民主聯軍的接管下迎來新生。當時的通化聚集了37000多名日本人，其中包括原關東軍第125師團、第134混成旅的殘余官兵，還有大量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們從未接受投降的結局，一直妄圖卷土重來。而國民黨特務也盯上了這片戰略要地，時任國民黨通化縣黨部書記的孫耕堯，與原關東軍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秘密勾結，一場針對新生民主政權的暴亂正在暗中策劃。

兩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孫耕堯需要日本人充當炮灰，藤田實彥則想借國民黨的名義“復興滿洲”。他們制定了詳細的暴動計劃，約定在農歷正月初二凌晨4點行動，信號是全城斷電、玉皇山燃起三堆大火，目標是消滅通化的共產黨組織和民主聯軍，建立所謂“中日聯合政府”。為了保密，他們改用密碼通訊，甚至要求參與者“走路三步一回頭”，可他們沒想到，民主聯軍早已通過打入內部的情報員沈殿鎧，摸清了整個暴動計劃。

暴亂如期爆發，上萬名日軍殘余、國民黨特務和土匪，突然向通化支隊司令部、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紅十字醫院等要害部門發起攻擊。這些日軍殘兵即便放下了武器，依舊保留著殘忍本性，在紅十字醫院，院長柴田大尉指揮日本醫務人員，用手術刀、剪刀活活刺死了150多名正在酣睡的民主聯軍傷員。當時通化城內的民主聯軍主力正在山區剿匪，留守兵力僅有千人左右，面對十倍于己的敵人，戰士們頑強抵抗，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秘書長夏駿青帶領戰士死守二樓，在機槍故障的危急時刻，硬是用血肉之軀擋住了敵人的沖鋒。

百姓們沒有袖手旁觀，看到子弟兵在保衛家園，上千名通化市民自發拿起棍棒、鍬鎬，加入到搜捕殘敵的隊伍中。朝鮮義勇軍李紅光支隊也火速趕來增援，內外夾擊之下，暴亂分子的攻勢很快被瓦解。經過10余小時的激戰，這場精心策劃的暴亂被徹底平定，共斃俘日本暴亂分子近四千人，其中校級以上軍官就有八十八名，而我方付出的代價遠小于敵人。

日本方面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完全是斷章取義、顛倒黑白。他們刻意回避日軍殘余主動暴亂的事實，不提殺害我方傷員的暴行，只片面強調自身的傷亡，把一場反革命暴亂歪曲成“受害者的反抗”。要知道，南京大屠殺是日軍系統性、有組織的種族滅絕，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慘遭屠戮，這是有大量史料、證人佐證的反人類罪行；而通化事件是我方為保衛新生政權、反擊武裝暴亂的正義行動，兩者在性質上有著天壤之別。

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防止悲劇重演。但銘記的前提是尊重歷史真相，日本若真有反思戰爭的誠意，就不該戰爭的誠意，就不該回避南京大屠殺的罪行，更不該拿“通化事件”當擋箭牌。只有正視歷史、真誠道歉，才能真正獲得受害國人民的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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